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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北大清华的学生对出国热切渴望?事实上即使考上了北大清华的学生很多(三分之二强?)毕业后都出国了!这篇文章可能有些数据过时,还是很深刻的
学生,在中国历来被视为纯洁,真诚的象征。仿佛人一进了大学,就高尚富贵起来,与众不同了。大学生卖肉,大学生行骗,大学生贪污腐败,女大学生傍大款,女大学生卖淫,个个都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主角换个身份大伙就视而不见。
大学生如今热衷出国,众人皆知。在中国,有出国权的人并不多。年轻人里,除高官富翁的子女,只有理工科大学生——往往还是成绩比较优秀的那种,才有出国的 机会。那么多高官的子女,就算留在国内,也是要风有风,要雨得雨。可他们依然义无反顾的出国。大学生又如何?每年大学里出国的,都是成绩最优秀的那批,往 往争offer争得头破血流。大学生出国可不容易,苦背GRE,花流水般的钱上新东方,多半还得租房子、等 offer、过签证,得历经九九八十一难,随时会有被拒的危险。就这么恶劣的竞争环境,这批本可在国内混得不错的人,依然削尖了脑袋出国,而且数量越来越 多。
大学生可并不代表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生是通过高考制度,从全国各个阶级里,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它们的选择,与高官子弟的选择,其象征意义是不一样的。大学生的逃离代表着全体中国人的逃离。俺的大学记忆里,有这么件事儿。大三冬天的日子,托福报名。那时候,托福考试可不像现在那么灵活,一到报名日,就是人满为患,赶上一次报名,非得漏夜排队 不可。俺和几个哥们拿着小凳子和报纸,在附近一个报名点旁边守夜。从零点,在寒风中一直等到东方泛起鱼肚白,终于等到人家上班了。因为队伍太长,几百个人 混乱不堪,专门拨出了警力来维持队伍。警察花了半个小时,把这几百人的队伍整好了。怎么整的呢?用脚。看看谁没站好,就狠狠地用脚踢他的大腿和小腿,直到 把他踢到队伍里为止。几百个学生,清华的、北大的、北外的……凡你能想起的最牛气的学校中的自尊心最高,恃才而傲眼高于顶不可一世的最牛的学生,就咬着牙 齿,在那里默默忍受几个警察喝斥、脚踹的社会主义教育。
这是为了离开这个国度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中国人市民对北大学生和清华学生有个最大的误判,他们以为,北大学生和清华学生是不同的。例如北大是理想主义的,清华是实用主义的。北大学生是反抗型的, 清华学生是乖乖型的。北大学生是自由化的,清华学生是爱政府的。北大学生是个人主义的,清华学生是国家主义的……。其实,这些只是**。在出国问题上,北 大和清华学生是完全一致的,不含糊的。唯一的不同是:北大学生一边骂这个社会,一边出国,而清华学生一边赞扬这个社会,一边出国,然后他们之间的绝大多数 读phd,找工作,入美国籍,定居。
俺在清华也有几个好友,97年,清华有个响亮的口号,叫“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句话琅琅上口,有气势,清华小伙很爱喊,直到他们出国为止。俺在清华的朋友,在美国建立了庞大的同学会,留在中国倒显得孤零零了。
中国知识分子最是忍让。他们秉承了中国人吃苦耐劳,小富即安,嫁鸡随鸡,百忍成精的优良传统,院士王选转述领导人的话说:中国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两千块钱 的工资,就可以随意使唤。中国知识分子安于现状,能够忍贫受饥。适应能力比蟑螂更强,在金星上也能生存。近期报导的陆步轩,从一个北大中文系高材生,适应 成一个卖肉屠夫,这样的生活现状也没有让他成为土匪或是人肉炸弹。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善于忍受,只要一点点尊重,一点点慰籍,一点点利益,他们就可以 在中国呆下去。可还是呆不下去。
中国对待知识的态度很奇特。比如说,一个工人,每个小时可以生产出十元的产品。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改良了机器、流程、管理,于是一个工人每个小时可以生产出一百元的产品。那么这多出来的九十元算是谁的功劳呢?西方人对此争论 不休,有些人说,工人产出的是十元,工程师的价值当然是九十元;有些人说,工人也提高了效率和劳动强度应该得五十元,工程师五十元比较公平。但中国人会 说:我们工人的产量增加了,感谢领导们对工人的指导,对工程师的培养与栽培。这九十元是领导的功劳,剩下的十元,请尊敬的工人同志和尊敬的工程师同志平分 吧。
这是对待理工科知识分子的态度,那种只会写文章的家伙就更加糟糕。文革以后,活的舒服的,都是拍马屁拍得响的。说真话的,不会拍马屁的,甚至拍马屁拍得不 那么响的,基本上都在大牢里,或者干脆死翘翘了。这些事情大伙听得太多,所以俺就不讲了,这次和大家侃侃混得还算可以的理工类知识分子和工程师们。以史为 鉴,以史为鉴。
俺举的例子,都是那些在国内混得不错的家伙,那些受迫害的,找了根绳子上吊的知识分子,大伙耳朵都听得起茧了。但迫害归迫害,对权力不利的家伙可以统统去 死,可有些人是必须活下来了,要是知识分子死绝了,就啥事也干不了。毛泽东最瞧不起知识分子了,整一批死一批的。可一旦领导人或者领导人的家属生了病,包 括他自己在内,个个都找的是那些医学界反动学术权威,还没听说过谁找了个赤脚医生给自己看病的。
以史为鉴之五十年代:华罗庚——建国来待遇最好的理论数学家。
华罗庚算是那个时代混得最不错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天分极高,不到二十岁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后从事数论研究。二十六岁成为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中日 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形势最恶劣时回国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中日战争结束后,受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共和国成立后,五零年,放弃国外的优越待遇回国。 议定好的年薪是八百斤小米,当然后来没有全给。这位已发表过两百多篇论文和专著的数学家在新中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由于华罗庚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在文革 中没有受太大冲击。虽然他被拉进了政协,但实际上没有对政治发表过只言片语。
在196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在党代会上发表了《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指称74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为 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占159名政协常委会委员的47%。建筑学家梁思成、生物学家童弟周、桥梁专家 茅以升相继被打倒。
但华罗庚却幸免于难。在数学家群体当中,他是最风光的一个,他是中国数学界的泰斗,中科院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很聪明,用一个在理论数学上毫无学术价值 的“优选法”,来证明自己“贴近工农”,并在文革时期赴全国十八个省份讲演做专题报告,而其它的数学家此时大多在牛棚里度过余生。这个当时在全国算是最走运的一个数学家华罗庚,生活是怎样的呢?五零年以后,他再也没有能发表出有份量的成果。是条件不够好吗?从纵向比,抗日时期,他在 西南联大,物资极度紧张,住在猪圈旁边,他依然可硕果累累。可五零年以后,生活条件好转,可他却出不了成果了。从横向比,被他指责为“贪图享乐不回国”的 同龄人,大数学家陈省身,在国外屡屡突破,一举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沃尔夫奖,退休后衣锦还乡到南开大学享福去了。以史为鉴之九十年代:大学生——离上流社会最近的人。
九十年代,不需要从个体身上截取例子。因为九十年代,俺们已经懂事,坛子上年岁大点的人,已经踏入社会。这不是历史,是在俺们身边发生的现实。
法新社于今年十一月份发表了一条新闻,中国贸易促进会会长的千金,万季飞18岁的爱女万宝宝(译音)受邀出席法国巴黎最负盛名,为首次踏足社交界的千金小姐举办的舞会。她将正式在法国Crillon酒店的舞会上“进入法国上流社会”。
中国的下等人是谁自然不必多说。要工作,他们到城市会被驱赶和盘剥;要开公司,他们没有启动费用;要从政更是痴心妄想,现在买个官比开个公司难多了。唯一 改换身份的出路是上学,如果子女碰巧有天资、能考试,那么就是一个希望。俺就出身这样一个家庭,城市的朋友,都不明白,为啥有些农民,付不起孩子上学的 钱,会自杀。上不起学,打工去不就行了吗?事情不是这样,考上大学,不仅仅意味着更好的机会,它意味着跳出了老鼠的儿子要打洞,一代代的农民,一代代的受 苦的循环。近几年的教育高收费,将这条路也渐渐堵塞。在俺念的北大计算机系,97级本科有一半农民子弟,而01级本科的小ddmm们,已经基本没有农民成 份了。
但上大学,并不意味着进入中产阶级或是上流社会,特别是在扔个砖头都可以砸倒几个博士的时代,大学生的价值越来越小。在国内,摆在大学生面前的出路,一条 比一条难走。唯一越走越宽的道路就是傍大款,因为有钱人越来越多。傍大款这个词,现在已经不流行了,流行的是做小秘和包二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博大精 神,与时俱进的风格。但这条路毕竟只有少数人可走,绝大多数还得工作,就算读研暂缓几年,工作还是免不了的,总不能读书读到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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