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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生写的一篇作业,谈袁隆平为什么能成功
为什么是袁隆平

生活中的袁隆平是个相当平易近人的老人。首先,他非常的好说话。高中时,我的同桌李在申请美国的本科,但是他缺一封推荐信。彼时袁隆平正在湖南师大附中给学生演讲,李就(急中生智地)跑到附中的校门口逮住了袁隆平,对袁隆平说:“袁爷爷您好,您可以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吗?”袁隆平说:“可是我不认识你啊。”李马上拿出一封信:“没事,我自己写好了,您签个字就行。”“那好吧。”然后袁隆平就爽快地签了。其次,他跟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穿着白大褂,待在设备昂贵的实验室里,有着高知相的科学家是不同的。比如说,想在长沙找到袁隆平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多往湖南省农科院后面的那块田里跑几次就可以了,他经常卷起裤脚在田地中观察水稻的杂交情况,跟一个普通的老农没什么两样。而且你很难在电视与报纸里看到他,因为他基本不接受采访。即使接受采访,他也从不像一些中国现在的科学家在采访中谈他信仰什么主义,即使他的杂交水稻比一些主义更切实地改善了所有人的生活。事实上,他就是个无党派人士。袁隆平在生活中是如此低调,让你觉得他似乎完全与预想中的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国家最高科技成就奖获得者应有的样貌对不上号。
但是任何一名真正的科学家,无论他在生活中是多么低调,他在学术上都一定是狂热的,高昂的,坚决捍卫主权的。袁隆平在学术上正是一名这样的科学家,正是在学术上这样执着而热烈的追求使袁隆平最终在矮杆水稻、杂交水稻育种和超级杂交水稻育种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使中国的水稻单产从四百公斤左右提高到六百公斤左右,近二十年内为全国增产粮食三千多亿公斤。袁隆平在发明杂交水稻的过程中克服了许多的阻力,历经了多年艰辛探索,最后才收获了宝贵的杂交水稻。
一般提及袁隆平成功的原因会先说他的30多年的坚持与大胆的创新精神,但我在这里想着重提出在袁隆平的研究过程中他对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的坚持以及好运气的重要性。
为什么不先说坚持与创新呢?就坚持而言,它是大部分科研人员在外部条件的促使下通过一定努力都可以拥有的品质。比如说一个普通学生读PHD,要完成一个可以毕业的项目起码也要花两三年,要想毕业就必须坚持下来而不取决于这个学生的意愿。比如我的一个学姐,已经花了8年时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做一个分子生物学项目。而创新是科学创造活动的基本出发点,科研便是一个不断地质疑前人,完善前人或否定前人的过程。创新首先是一个人的意识而不一定要求结果。当每一篇论文开题时,即使它只是本科生的一篇小论文,一定会写上它发现了什么问题或打算解决什么问题,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创新了,因为它要么怀疑了人对过去的认识,要么创造了人对未来的认识。因此坚持与创新是每个科研人员的基本品质,不是袁隆平的特例。但不同的科研人员在坚持与创新后结果是不同的。默默无闻、耗尽多年却始终无法证明自己的猜测的科研人员数不胜数,而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科学家只会是所有科研人员中的极少数。袁隆平最终成为了这些留下名字的科学家中的一个,这首先应得益于他对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的坚持以及一些好运气,正是因为有这两项,袁隆平的坚持与创新才有了结果。
对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的坚持对于一名科学家来说至关重要。遗憾的是很多科研人员都不一定能做到对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的坚持,反而把服务于政治、经济、宗教作为科研的第一目的。当然这种态度也不应被全盘否定,在某些时候它们给人以热爱祖国或人民的崇高感。但是这种目的指引下的自然科学的科研活动一定是难以取得突破性的创新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完全针对于客观实际的科学,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会以人类社会中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按人类社会中的观点强加于自然科学上只能得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真实的结论。而袁隆平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政治上疯狂的年代,他却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政治对自己学术研究的干扰。他舍弃了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1958)。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生物界被强加于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受政治影响到了什么地步呢,比如说,李森科把孟德尔遗传学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甚至还提出了“资产阶级遗传学”这个提法——就连斯大林都受不了这个提法而把它删掉了(斯大林说:“哈哈哈,数学是什么阶级?达尔文主义是什么阶级?”)。尽管当时中国生物学界的主流派反对李森科和苏联式将遗传学定于一尊的作风,但中共官方却把苏联那一套拿来如法炮制。1952年六月,人民日报刊出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坚持米丘林方向而斗争》。在1952年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中,中国的生物学家——特别是摩根学派的遗传学家们,均受到了批判,而无一幸免。因此,袁隆平在当时能舍弃李森林的学说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它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舍弃,还伴随着政治上的风险。但是袁隆平相信,科学上不能盲从,在1963年他对著名遗传学家鲍文奎说:“我认为李森科关于遗传学的著作中,空洞的哲学概念太多,用理性代替实践,是不是有点机械唯物论?”在分析研究了米丘林,李森科和孟德尔,摩尔根的理论之后,袁隆平便放弃了他从事很多年了的米丘林学说所倡导的无性杂交工作。事实证明袁隆平是正确的,1962年,Waston和Crick因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被授予诺贝尔奖,也从而否定了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袁隆平能在那个年代坚持纯粹的科研态度,便是他成功的前提之一,否则基于一个受政治影响的错误前提上得出的结论一定是站不住脚的。这使我想到在不久前,有老师问我们,如果以后让你们做克隆人的研究你们做不做。我们犹豫,他说:“你们当然要做,这只是一个纯学术的课题,怎么做是你们的事,怎么用是政治家的事,不要因为一时的政治眼光阻碍了科学上的探索。”
   在研究的过程中,好的运气也是不可或缺的。很多著名科学家与普通科研人员的区别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多了那么一点好运气。比如说遗传学界的权威摩尔根,如果没有幸运的获得一只变异的白眼果蝇,他以后的实验完全做不下去,因为观察白眼果蝇在他的伴性遗传研究中就相当于一个白纸板,任何性状只有与这个白纸板结合到一起才能对比出来。事实上当时也有很多人做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但他们都得不到变异的白眼果蝇,因为变异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而这个变异既要能表现出来又要白眼,那概率就更低了。只有摩尔根有这个机缘,其他人都没有,所以摩尔根才能把他的研究做下去。同样,袁隆平也有好运气。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政府对农业的重视不高,一切生产服务于重工业,杂交水稻研究不像原子弹、人造卫星的研究一样获得国家的重视,袁隆平得不到保护。他成了当时安江农校拟批判的八大重点对象,攻击他“搞的是盆盆钵钵的研究,宣扬资产阶级的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而《水稻的雄性不育性》这篇论文便成为了罪证。他在1960-1965年辛苦栽种出的实验秧苗几乎尽数被红卫兵弄毁,只留下五根秧苗。他即将要为自己否定李森科、质疑主流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时时任国家科委的赵石英局长突然发现他的论文,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蕴含重大价值,经聂荣臻元帅批复要求支持袁隆平的研究。于是袁隆平马上成为了保护对象得以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如果袁隆平没有这份好运气,那他早就被送到牛棚去劳动改造了,也就无所谓后来发现野败、搞三系杂交的一系列成果了。在这里还要提及一个人,就是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在杂交水稻的培育过程中,所用的测交稻种均是常规材料,亲缘关系过近效果不理想,因此找到野生不育稻种至关重要。袁隆平带着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的野外找了近一个月都没找到野生不育株(野败)。袁隆平都打算要放弃海南,已经回去汇报工作去了,只留下李、冯二人继续搜寻。一天李必湖又空手而归,坐在草地中歇脚打算回去,这时他突然发现了一株野败。这株野败后来便成为了杂交水稻的母本,它之于袁隆平就相当于白眼果蝇之于摩尔根一样,是袁隆平走向事业成功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虽然李必湖后来并未继续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而是去安江农校当党委书记,但是他的这一个好运气确实是杂交水稻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
  当然仅有对于学术客观性的坚持以及好运气也不足以保证袁隆平的成功。比如说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袁隆平也不一定能等到他的好运气。在三系配套的研究中,袁隆平先后用了1000多个水稻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实验,通过1万多次测交与回交。在他发现那株珍贵的野败前,他也已经做了近十年的水稻杂交工作。如果他坚持不到第十年,那也就无所谓后来野败的发现了。但好运气认识重要的,幸运地发现野败一下子拉开了他与同时代研究者们的距离,是他迈向成功的关键步。
  既有对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的坚持和好运气,又有坚持与创新,袁隆平就基本上具备了获得成功的条件。当然,他同时也是一个心态平和而朴实的人,他曾经三次落选中科院院士,但他却对大家说:“没关系,努力并不是为了当院士。”这与现在国内很多科学家像升官一样争当院士,争科研经费并为此唇枪舌战是如此不同。当杨澜采访他有什么爱好时,他说:“我喜欢骑摩托车,拉小提琴和打钻桌子(一种卫生麻将)。”也许只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经历过那么多大起大落、艰难险阻的人,反而才能对他们的研究有一颗真正的赤子之心吧。
参考文献
[1]袁隆平.水稻的雄性不育性.科学通报.1966
[2]姚昆仑.走进袁隆平.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3]朱仰晴.非常农民袁隆平.现代出版社.2011
[4]刘祖洞.遗传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5]袁隆平访谈录.凤凰网.2001
[6]袁隆平教授访谈.市场报.2004
[7]袁隆平.杂交水稻简明教程(中英对照).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8](苏)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米森科沉浮录.1980
2014-04-19 16:09:59   此文章已经被查看122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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