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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纪念
作者:赵佳月
从复旦图书馆馆长任上卸任的葛剑雄,近年来“散书童子”般地将他在三地的藏书陆续捐出。
初中时,葛剑雄有了学生证,第一次走进上海图书馆。夏日里,葛剑雄坐在图书馆的水泥台阶上,面对远处的公园,读几页书,“真是一种享受!”他也曾经如博尔赫斯般,“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这几年,他却想通了一件事:用不着留存这么多书了。“何必等到要死了,再由人家来处理呢?”
葛剑雄与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素有交往。施坚雅在被医生诊断出得了癌症后,问时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葛剑雄,是否愿意接受他的藏书。葛剑雄觉得荣幸之至。
施坚雅将他的中文书捐给了美国华盛顿大学,西文书则全数捐给复旦大学。他去世后,葛剑雄到美国装回了一百多箱的书。为了表示纪念,葛剑雄向施坚雅的妻子要了一张施坚雅的照片和简历,准备设立施坚雅文库,将其所捐的书都放入其中。
施坚雅的妻子不高兴了。她跟葛剑雄说:“你们纪念他,我很高兴,但为什么要把他的书当成纪念品一样摆放呢?他的书应该打散,跟普通书一样放在最容易读到的地方,供大家阅读,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葛剑雄对此触动极深,他反思:捐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大家读书,还是为自己树碑立传?
随后几年,他将家中不用的书和有电子替代版的书,陆续送到了图书馆。
图书馆是大多数人获得知识的工具,是少数人的天堂。在他的理想中,一个阅读氛围好的社会是:大多数人有时间读“无用”的书。
读托福、成功学的书在葛剑雄眼中不算读书,“这是为了考试和求职”。日本人在早班火车上看的是连环画报,离开后,垃圾桶里就扔了一大片。“一个社会可以随心所欲、没有压力地做点事,包括读书,甚至钓鱼,这才是真正自由、良性的社会。我们现在动不动要比赛、要升职,还是在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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