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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摘帽”第一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
精神病“摘帽”第一人
2013年5月6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的第六天，上海市一个名叫徐立新的男子，将他所在的上海市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和他的大哥告上法庭，成为我国“精神卫生法第一案”。
四处吃瘪的“海归”，大哥说他发病了
上海市莘庄镇青春村七莘路,一个铁门紧锁的院落。徐立新就在狭小的空地上，阳光打在他身上，他的女友迎春倚立在他的身后，有些胆怯的样子。他就这样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迎春始终微笑着，不是点点头，但不吱声，对徐立新充满信心的样子。
他在网上的一些报道中，均化名为徐为。听说我们想用他的真实名字刊出，他先是犹豫和拒绝。但当听说“既然你想出院，想证明自己没病，就应该用真名”后，他终于点头同意，“好吧，只要证明我没病，只要不犯法，我啥都愿意做。”
这是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名字充满朝气，但院内病人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康复”，大多青春不再
徐立新是上海人，1963年出生，26岁留学澳洲。不到一岁时，母亲和父亲就离婚了，他们兄弟四个跟父亲和继母生活。由于家里的条件不好，他放弃了读重点中学的机会，上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了新雅金属工艺厂，搞计算机。出国热潮中，他找朋友弄了一张录取通知单，七借八凑6万多元就出国了，那是1989年。他去了澳洲布里斯班太平洋语言学校。
许多人出国是一件风光的事，但徐立新的人生却因此转向。必须还债的徐立新在澳洲一边工作一边上学。“早上7点到11点，我请人交病假条，然后去农场干活，想赚够下学期的学费。但学校说我缺勤太多，必须去留学生办公室报到。我怕他们把我遣送回国，干脆申请难民，想在那儿待下。”说到这里，徐立新赶紧补充一句：“那时很多人申请难民，否则没办法待下。”移民局对留学生管理极严，规定学生签证的持有人出勤率不低于80%，否则直接取消签证。听说出勤率能用钱买，赚钱心切的徐立新狠狠心跟人去了赌场，染上了毒瘾，虽然也赢过一两百万，但结局输得身无分文，住到了慈善机构接受救济。
同时，他的难民申请也不成功，必须去移民局办签证。“我去检查身体的时候，跟医院说了我暂时没钱，住在慈善机构，费用以后再付。”徐立新足足等了两小时也没有拿到体检报告，忍不住发了脾气。结果，他的签证被拒。2000年10月，37岁的徐立新被遣送回国。
但徐立新坚持认为移民局无理由拒签，为此，他到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澳大利亚领事馆等四处维权，也找父亲要钱准备去北京申诉。当他意识去澳大利亚的希望渺茫时，他才认命，开始找工作。“在厂里做统计，1200元月薪，第二天就不让我做了。因为我建议用计算机做统计，他们觉得我的话太多。找工作不顺利，我又想去澳大利亚，打电话到国外叫朋友帮忙，电话费花了一两千。“爸爸急了，告诉大哥，大哥说‘他发病了’，把我送精神病医院。”这是2001年，他被送入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
“医生叫一帮病人把我拖进去一顿打，然后绑起来。旁边一个老头帮我解开了。一个护士又叫人来把我绑在床上。”接下来他被打了四天针，一天两针，打到屁股痛。可是，至今他也觉得自己没有闹事。关了接近一年，他有了一张残疾证，家人为他办了“重残无业”低保。医生同意他出院。“我什么手续也没办就出院了，一分钱也没有，只好把一大堆手纸给了一个病人，换了一块钱，坐车回家。”
他又找到一份工作，月薪1500块钱，名义上是翻译和副厂长，老板是沙特人。没干三个月，徐立新又甩手不干了。父亲非常生气，问是不是外国人对他不好。徐立新说，他天天没事可做。“家里天天吃青菜豆腐，我让父亲把钱给我，我去买菜，父亲不肯，怕我拿去吸毒，其实我已经彻底戒了。我们吵起来，我推了他一下，指甲把他的眼睛划出了血，他就跑到居委会去闹。居委会立即准备把我送到普陀区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但他们不收，不知怎么就把我送到这里了。”
“这里”指的是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以下简称康复院。从他居住的普陀区曹杨五村到康复院，坐十几站地铁到一号线终点，再坐出租车，才能到。
在这里，他一待就是十年光景。
徐立新现在也能清楚地描述当时的场景——
“砰”地一声，门被踢开，几个彪形大汉冲进来，把他按在地上，一个白大褂说：“你将接受终生免费治疗。”“我不是精神病！”徐立新叫。白大褂面无表情地掏出一根针管，朝他身上扎了一下，他就昏睡过去了…等他醒来，身在高墙之内。亲人不见踪影。他发疯了一般跳下床，冲到门口，但一条冰冷的铁索阻住了他逃走的希望。他朝门口咆哮：放我出去，我没病……他的咆哮，换来几个看守的一顿毒打。现在他知道，这是每个新病人的“必修课”。
一个比较清醒的病友告诉他：“你太年轻了，一个人永远无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的确，精神病的定义是严重心理障碍，患者的认识、情感、意志、行为等活动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难以理解，与众不同。它的诊断，医生主要用“听其言、观其行”的方法，通过观察病人的行为、与病人沟通，判断病人的思维和认知能力、自制力等。“你越想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就越要说一些奇怪的话。比如你说你知道许多数理知识，这些东西正常人都知道，但正常人不会乱说。你总是这样说，就和正常人不一样，就认定你是精神病。这，恰恰是诊断精神病的主要手段。如果你碰到一个人没事就说‘我不是精神病！’你会不会觉得他是精神病？”
“一般来说精神病人不会认为自己有病，所以医生更加不会听取病人对自己病情的否认。”
憋屈数年的逃跑，无法自证的精神病
徐立新不得不改变策略。他以为只要每天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像正常人一样，有一天医生会认为他是正常人的。他这样“正常”地生活了一个月，可他发现周围的人非但没有认为他是正常人，反而认为最近的治疗有效果，已经准备给他加大药物剂量。
他终于忍受不了这种屈辱。一个周末，他躲开护士和保安，直接找到院长。“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精神病专家，我需要他证明我们不是精神病。”但是不管我怎么说，他笑而不语。直到他叫来保安后，才终于撂下一句：明天我搞一个专家会诊判断你是不是精神病。徐立新大喜，以为也许会有一线希望。
不料第二天的专家会诊更加荒唐。
医生竖起一个手指头，问他是几。“我觉得，他们在污辱我的智商，我不屑地回答，一。他们又问：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我实在忍不住了，反问：“剩下的九只鸟还会站在那儿老老实实地让你打吗？”周一，院长宣布他是“精神分裂症残留期”。徐立新想走出康复院的希望，又一次彻底地破灭了，“我已经连死的心都有了。”
这时候他迎来了迎春。他叙述2005年第一次见到迎春的情景：“我们一见钟情。她那时候很漂亮，身材也好，像十八九岁的女孩一样。哪怕别人告诉我，她的小孩都16岁了，我还是有些不相信。”
刚入院的迎春很怕人。徐立新给她发点心，她一拿到就往屋里躲。久而久之，迎春对他也有了好感。而徐立新也觉得，他在康复院里终于有了一点念想。半年后迎春就康复了，家人想接她出去。可是为了能陪伴徐立新，她始终没有离开这里，“除了跟我一起离开，不然她是不会同意的。”
和迎春的想法恰恰相反，徐立新越发渴望离开这里，当然，是和迎春一起离开。“一开始，我央求居委会和父亲。可外婆、父亲不认识路，这里有两个外开放(注：自由外出)的病人，我请他们出去的时候想办法把父亲带来，但是他们不敢，怕被老板知道，把外开放的资格取消了。”
他说的“老板”，就是康复院院长。
他也试图踩在别人的肩上翻围墙，但够不着。后来他干脆跑上病人住的五层楼，想从楼顶跳下。可攀爬楼顶的时候，他不小心把脚踝也扭伤了……说到这儿，徐立新拿出纸巾，擦擦眼角，朝迎春抬抬头，继续说：“我只想带她出去。我开始帮康复院做事，攒钱先把手机买了，多存点钱，准备带她逃走。”
他帮病友理发，陪病友外出看病，到厨房分发豆浆，到总务室帮忙……很快他被护理人员选中当上“大组长”，有了一些特权，比如出入自由。他利用出入的便利，帮病人带些点心、香烟等东西，赚一点辛苦费。他把迎春家人带来的茶叶等东西偷偷拿出去卖掉……七八年里，他存了两万多元钱。
2011年2月，院里组织更换二代身份证，他找一个相熟的看守以“存钱”为理由，把自己和迎春的身份证全部“借”到了手中。
时机终于成熟，他把逃跑的时间选在春节后，人多，不易发现。当天凌晨4点，他告诉守门阿姨，他出去买点心……他和迎春顺利“出院”，打车到了上海南站，买了9点多钟去广州的两张站票，又买了两盒泡面。因为又冷又困，两人在候车室睡着了。
醒来一看，康复院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朝这边走：“好了，你们不要跑了。”迎春要叫，他让迎春别叫。“他们在大厅一叫，这是精神病院逃出来的，无数人会把我们摁在地上。”徐立新冷冷地说。回来后，徐立新被毒打一顿，随后两人被分别关在小黑屋，“你们可以出来，但是先要和对方断绝往来。”
他不服，写了一封信给上海电视台，问为什么精神病院里不能谈恋爱。“医生拿我们没办法，终于同意让我们两个经常黏在一起。”徐立新笑着说。
但是他想得最多的还是如何走出康复院。他想了好久好久，想得月亮圆了又缺，想得庭前花开花落。但他还是精神病，每天打针吃药，一反抗就电棍伺候。他们天天如此地作息：6点半起床，早餐后在活动室或操场自由活动；10点45分午餐，午休到15点30分，15点45分晚饭前的自由活动；16点回去睡觉，一天结束。
徐立新反问：“正常人能忍受这样的生活吗？”
我们电话采访了徐立新的大哥。一听是记者，大哥非常激动：“我是监护人，要对他负责，对社会负责。他出来的话谁做监护人？你们去给他找一个监护人，我愿意倒贴钱！”“你们帮一个神经病说话，你们也是神经病！有司法鉴定，他就是不能出院！”他已被各种媒体电话弄得焦头烂额。“你们媒体就是吃饱了撑的，喜欢找花边新闻！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说罢挂了电话。
徐父2006年去世后，徐立新的监护人就成了他大哥。医院说监护人是居委会决定的，居委会则说是徐立新的家属指定的。院方提出，徐立新想要出院，必须经过他的大哥同意。现在，律师取证已经表明，徐父留下的一处房产被大哥拿去出租了，一旦徐立新出院就会影响到出租房的使用权问题，大哥是否因此反对他出院不得而知。
有人给徐立新出主意，可以申请变更监护人。他打电话给伯伯，提出让伯伯或者堂弟来做监护人，伯伯告诉他，不如让他妈妈来做监护人。
“以前我不认识妈妈，不知长什么样。2011年我给伯伯打电话要了妈妈的联系方式，她过得不好，已经78岁，在江苏如皋一家寺庙当尼姑。妈妈联系我时，我请她过来，变更监护人。这是老板也同意的，他说如果你母亲来了，我同意你出院。当我母亲来了，老板又说，你怎么证明她是你的母亲？
徐立新记得，当年出国做过父母公证，于是去公证处调资料，拿到公证之后交给老板。可老板再次改口：你母亲不是监护人，我不能让你出院。
“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他想飞越“疯人院”
徐立新从报纸上找到了一位律师，向法院请求变更监护人。2012年7月3日，法院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对他进行精神状态鉴定及民事行为能力评定。鉴定结果：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处于残留期，评定为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于是官司输了。法院认为他的母亲年事已高，无稳定经济收入来源，不适合担任他的监护人。
徐立新不甘心，依旧在寻找逃离康复院的办法。但是，付完律师费，又给了母亲一点钱之后，徐立新的积蓄用得差不多了，他只好在网上寻求帮助，得知有一个专门为精神病人打官司的公益律师黄雪涛。
2010年徐立新有两部手机，一个只有打电话的功能，另一部是买给迎春的酷派智能手机，能上网。他上网找到了黄雪涛律师创办的衡平机构，得到上海盈科律师事务所杨卫华律师的法律援助。“从现在监护权制度的设计来说，他是无法摆脱监护人的。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公权力应该适当介入，或有一些机构代表他们的权利。否则，当他没有行为能力，监护人又不替他找人，那他就没辙了。”杨卫华一语点破了徐立新的困境。
为了获得自由，2013年5月6日，徐立新委托杨卫华律师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康复院和大哥告上闵行区法院。杨卫华没想到，即使具有法律素养的法官，都下意识地认为精神病人不能惹。“他们说，精神病人打官司啊，我们不收的。直接把起诉书扔回给我。”杨卫华只好通过邮寄的方式，把起诉书寄到法院。整整7个月后，2013年12月20日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立案成功。这是《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后，我国第一起依据该法起诉的案件。
案件原本排在2015年1月6日庭审，在开庭前两天，法庭要求重新鉴定，又取消了。
公益律师黄雪涛说：“徐立新案的关键争议在他是否有能力出院，比如他能不能行走，他要求出院的主张是否真实，他是否对他人造成危险。”
黄雪涛说：本案中第一被告（康复院）以原告自知力缺损、第二被告（徐立新的大哥）不接、原告具有危险性为由，拒绝原告出院。但是庭审表明第一被告的上述三大理由均不成立，原告已符合自行出院条件。首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具有诉讼行为能力。所谓自知力缺损就不能出院一说根本没有法律依据。其次，“谁送谁接走”属于行业陋规，属于对民事监护制度的滥用，缺乏法律依据。再次，被告的病历、谈话记录显示，原告在各项风险评估当中的分值，均为低风险值。第一被告自2011年4月7日就明知原告已可康复出院并告知第二被告，因为第二被告要求而继续强制原告住院。所谓具有危险性，纯属子虚乌有的污名化想象。
“现实中最可怕的是，一个精神障碍患者一旦被‘戴帽’，要证明自己康复就非常困难，这是一种更严重的‘被’精神病。”律师杨卫华说：“出院只是第一步，一旦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更需要所在社区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徐立新很烦躁：“我一直想出去，现在是浑身痛，就连骨头也是一睡就痛。”
“终归要找一个负责任的人，我这种情况是踢皮球，医院说家属不同意，家属说病没好。其实家属和医院很有默契，否则怎么把患者关20多年？家属少麻烦，不用花钱。医院能赚钱，国家的钱。”相关规定，精神病康复机构无论公立私营，均无需交税，每年按照收治患者的数量领取一笔可观的补助。
他想着，如果离开这座没有刑期的监狱，就把父亲的房子收回，和迎春住在一起，开一个棋牌室。两人有残疾金，有房，有收入……这是徐立新理想中的日子。“孙悟空带的紧箍咒，五百年以后还有唐僧帮他掀开盖子。精神病的帽子，只要人不死就很可能永远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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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地承受着生之悲哀，从不抱怨，只是坦然地承受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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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04 16:55: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