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人说，城郊原先的郊区农民集体土地上可以搭建贫民窟吗，这个是两厢情愿的交易，总算不上侵权了吧。这个倒说得过去，也正因为如此，秦先生在文中引用了一些图文，说明中国也有贫民窟，其实广州的城中村、北京的唐家岭、一些城市的小产权房，不就是这个原因才产生的吗。当然，他们面临着城市政府随时征地拆迁的风险。政府无利不起早，纯粹为了美化市容而去拆迁那些事实上的贫民窟的很少，主要是土地升值了，获取利益。这里面的争论可就大了。首先，土地增值的利益是不是一定要由土地原先占有者获得，我觉得有两个障碍，一是从法律上讲，城市土地国有，农民土地集体所有，该地城市化了，土地被征收国有也说得通；二是土地增值，经济发展、政府的公用设施和基础建设有很大贡献，不是该土地占有者导致的土地增值，凭什么利益由他们独占？再次，如果默许了小产权房等东西的存在，那买了大产权房的房奴怎么办，怎么做到公平合理？

　　关于贫民窟，再谈一点，那就是它存在的利弊问题。中国遏制贫民窟的存在，扼杀了人权，拉美、东南亚、非洲允许贫民窟存在，体现了人权。问题之一，中国的农民工和无房大学生是不是露宿街头？显然不是，秦先生也说了，租住私房、住宿舍是主要方式，这和住在这些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中的贫民生活比较一下，显然，在治安（宿舍的严格管理）、公共设施（私房分散遍布，就近公共设施很多）等方面，中国要强不少，但拖家带口、享受性生活这一点中国的确不如那些国家，因此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个问题，但和放任贫民窟相比，孰利孰弊？秦先生，您告诉我，圣保罗、墨西哥城、波哥大、内罗毕、孟买、加尔各答、雅加达、马尼拉这些发展中国家大城市中，有多少贫民窟最终发展起来了，恐怕都成为黑帮统治、罪恶横行，稍微体面的人不敢单独涉入、政府无法有效治理的毒瘤吧！你让中国农民工选择到那种贫民窟去搭个铁皮木板棚子，还是选择住宿舍、租私房，我看答案很明显！其实，解决留守老人、儿童，解决民工性生活这些问题也很重要，但是是不是除了发展贫民窟外别无他选，我看未必吧！

　　另一个话题，城管，在网络上已经人人喊打，如过街老鼠了。但是烦请大家去看看沿海城市的政府网站居民投诉建议一栏，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么个“恶劣”的东西，到今天还不废止。城管欺负小贩，其中有中国人的劣根性，就是一个人哪怕手中只有微不足道的权力，他仍然要淋漓尽致地把它用足，特别是对于更弱者，就这点而言，秦先生的限权说，十分的正确。但就城管存在的客观作用而言，大家问过市民吗，多少市民投诉小摊小贩对自己造成的噪音污染（会延伸到夜间凌晨）、油烟污染（烤羊肉串的，大排档的）、交通堵塞（基本上占道经营）、垃圾污染（在有人管理的情况下，还是污水横流，垃圾遍地，苍蝇乱飞）。当然有人权人士说，人家小贩是生存权，比市民的这些权利要优先。也对，但反过来想一下，一是，是不是不这么搞，就无法生存，对于很多人来说，未必吧，而且有些小贩挣的钱不比普通市民少；二是，是你来打扰居住在这里的市民，而不是人家去打扰你；三是，即使允许你们这样搞，能不能自觉一点，可是没人管的话，你看我我看你，只会逆向淘汰，越来越不像话，敢于用大粪泡臭豆腐的人，你能指望他们有自律的素质啊！对于这些权利受侵害，市民们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只能寄希望于城管。当然，对于城管不人道的管理方式，就像秦先生引用的那个城管教材，是要谴责的，也就说是，对于城管，其存在是合理的，但执法要人性化。

　　还有一个现在似乎淡化的话题，户籍。户籍有些发达地方已经不分城市和农村了，统称为居民，体现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但还是面向本地土著的。对于外来民工（对大学生而言，一线城市也有这个问题），还是开放度非常有限的。我觉得其中有几个问题，一是管理便利问题，当然这个在人权人士看来不值一提，但还是能上的台面的，计划生育啊、治安啊，还是有其便利性的；二是附着的社保等福利问题，这个实际上是全国性的人口流动问题，如果哪个城市不把这些市民福利和户籍挂钩的话，那么想享受这些福利的外来人口肯定会蜂拥而至，如果全国同步脱钩的话，大家还是要想方设法挤进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它们真的能有那么大的容量和提供这么多人口的福利的能力吗；三是操作问题，就像秦先生批判的，有些地方把农民土地征收了，把他们变成市民，享受一些极低的低保等福利，土地却没有了，是应该批判，因为这违背了这些农民的意愿，但如果农民想要变成没有户籍时代的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市民的话，是不是应该把家乡的集体份地、宅基地什么的退出来，否则身兼两地福利待遇，和留守在家乡的农民、迁居的城市的原住民相比，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