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胭脂》和《聊斋志异》小说的差异

《胭脂》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它不像《婴宁》、《聂小倩》等大多数那样，借鬼狐讽今，来评判人间是非，而是一篇短篇破案传奇。由于它将破案过程写得一波三折，悬念感十足，再加上帅哥美女的是是非非贯穿始终，所以这类题材是比较有利于拍摄成电影电视剧的。事实上这部名篇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便被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同名电影。我看过之后印象深刻。当然拍成电影不是要简单地复制原小说中的故事，而要在原创作品的基础上有所舍弃，使之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同时也要符合电影拍摄中对故事叙事的灵活表达。

小说中有以下几个人物：主人公胭脂和鄂秋隼，审案方的是县官、济南府尹和山东学使施愚山，还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曲折的王氏、宿介、真凶毛大和被杀的胭脂父亲牛医卞氏等。

这里面改变比较多的是鄂秋隼。电影把它塑造成木讷的书生，不曾婚配。而小说把他写成年轻丧偶，身穿丧服。古人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完全和现在人不一样。给配偶穿丧服也和给父母穿丧服不一样。他在居丧期间外出，被胭脂看见是丧偶，于是动了春心。而不像电影中讲是给他的姑母请个牛医，闯入胭脂的生活和心房。

鄂秋隼被抓后，很快就被县令屈打成招。文弱书生本来挨不了皮鞭也是实情，但自己不在现场的人证物证一点儿都提供不出来么？中国电影和传统小说在这方面一直比较欠缺，中国的公案小说终究不是西方的推理小说。电影上为了弥补这个缺点，说鄂秋隼在案发当天在姑母家祝寿，鄂生下狱，对家族来说难道不是晴天霹雳？姑母那边有多么可靠的人证啊，难道没人跑来为鄂生鸣冤？这和杨乃武姐姐比，差距太大了吧。所以无论电影和小说在这个地方都没有设计好，根子还在小说上。

案件真相大白后，鄂生和胭脂都无罪释放，然后奉命完婚，故事有了中国人一贯喜欢的大团圆结局。不过这个时候胭脂可不是孤苦伶仃，电影中讲她暂时住在邻人老婆婆家中。其实小说中只讲胭脂的父亲遇害，她还有母亲呢。母女俩不是可以相依为命么？电影直接把这个人物省略了。而且奉命完婚仅仅是小说中的安排，表现的是封建社会中官方权力的至上，这和我们现代社会中婚姻必须男女自愿不相吻合，所以在电影中又增加了一段戏，即胭脂在孤单一个人居住时，收到各种暗恋人士的礼物，而鄂生也送来了一份，胭脂独收下了鄂生的这份礼物。这个对铺叙他们之间恋情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过渡效果，也符合中国人做事含蓄的审美观，是对原小说改编的神来之笔。

刚才说了鄂秋隼和胭脂这一对，再接着说宿介和王氏这一对。这一对的介入对胭脂一案起到了峰回路转的作用。小说的原意是讲王氏属于生活作风不正派的那种，丈夫在外面跑单帮长期不在家，她就孤枕难眠勾搭小白脸。这样她和宿介凑合在一起就都不是好人了，何况宿介在暗中装扮鄂秋隼的时候，还试图非礼胭脂，打算在月黑之夜对胭脂搂搂抱抱，这样的话在封建社会注重礼法和男女授受不亲，判宿介一个流氓判王氏一个破鞋，也不为过。

小说这样写固然可以，但电影只有两个小时的长度，却万不能这样演，否则叙述将会不集中，导致故事凌乱不堪。于是就讲王氏和宿介的关系洗白，变成了风趣幽默、古道热肠或帮倒忙的好人，是这样介入到了案件本身。那王氏和宿介的关系如何处理呢？王氏丈夫的外出不在变成了丧偶，她成了寡妇，而宿介变成了她的表哥，属于小时候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关系。本来是一对好鸳鸯，但硬是被封建礼教给拆散了。在王氏丧偶的情况下，俩人凑合凑合，倒也符合人性。于是乎就比小说原型正派多了。

真凶毛大，小说是讲他本属市井无赖，碰巧撞见，是个流窜作案。电影也把他改成了书生，是书生里的西门庆。这样的好处是让他在之前可以多出场几次，起到障眼法的作用，为故事的悬疑进行铺垫。总之，电影叙述的特点就是让人物的关系集中，尽量让他们互相产生影响。那种流窜作案，无缘无故杀人，杀了就跑，根本不适合拍电影。

还有，不但犯案一方的关系在电影中要集中，连审案一方的关系也要集中。案件三审，三个主审的关系是同学和师生，彼此都还认识，这样就可以在电影中表现出互相对比和互相较劲的意思。原小说却不是这样，三位主审互相不认识，只是案件卷宗传入上级机关，觉得蹊跷，便来介入。所以从文本创作来说，电影编剧对蒲松龄的原作有继承有发展，很多方面更显合理，也更符合电影的叙述表达。当然也有败笔，前面说过姑母一家其实可以证明鄂秋隼犯罪不在现场，还有施愚山坚持要到现场亲自勘察，这当然正确，但胭脂的簪子掉在犯罪现场，这么大的物证，前两个主审都没看见？也太开玩笑了，纯粹是为了拔高施愚山而设计的故事情节。不过，按照蒲松龄那种恐吓的办法诈出毛大是真凶，似乎也不是很妥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