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我本职的科研教学工作以外，我认为改革和文化同等重要，甚至文化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改革是不能脱离文化而进行的。北大、清华、科大、复旦、浙大这些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绝大部分研究所，从事理工科的人绝大部分已经对国际上的科研教学体系非常熟悉，在文化上大部分人能够接受，而且已有心理准备。所以也虽然会有一些阻力，但这些阻力在体制改革和文化的合力之下是很容易克服的。

当文化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改革困难是很大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很多人批判中国的高考制度。每年夏天，在高考入学的时候，记者也会经常就此采访我。而我是一个理科出身的人，我公开批评的事情，都是我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凡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我都不公开批评。

我从来没有批评过高考。按照我自己的分析，高考的问题既不在教育部，也不在大学，而是全中国人民都有问题。高考是一个很深刻的文化问题，其中包括全民的互相信任度很低这个因素。而在一个信任度很低的社会，如果采用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高考录取制度，就马上会变成一个极端腐败的制度。我们全民都没有跨过腐败心态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有体制改革是做不到的。

不在高校的人不一定完全知道，教育部有相当多的自主权下放给一些大学，特别是北大、清华，但学校是不敢用的，只要一用，问题就大得很。这也可以很简单地说明，文化对于体制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文化基础，体制改革做到一定程度就做不下去了。

30年前，我们的体制改革会比较有效，因为全民都有很积极的心态，有需要改革的共识，所以一些东西能够改革。当文化不到的时候，改革是很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