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黑龙江省延寿县寿山乡农妇葛立梅，丈夫在监狱服刑时死亡。葛不认同官方认定的“正常死亡”，为讨说法不断上访，被作为信访责任单位的乡政府告上法庭。一审法院认为，葛立梅以上访胁迫乡政府，13次成功敲诈勒索政府4.5万元，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五万元。但葛认为，这些钱是乡政府主动联系所给的困难救助金。

另一个是前往福建宁德调查环境污染的两名环保志愿者徐某和田某，在该市某宾馆被“群众举报”，当地刑警以“涉嫌卖淫嫖娼”将两人带走。后经调查，两人系朋友关系，未发现有违法行为，遂释放。警方被指在问讯过程中对两人施以打骂，且限制其人身自由超过24小时。他们在返程途中还被当地警方告诫“不要来蹚浑水”。

一起是含义深刻的“敲诈勒索”案，一起是意味深长的“被嫖娼案”。其共同特点，是权利在跟权力博弈，一方很弱势，一方很强势。对此，我不打算从复杂的法理角度来说理，因为此类有着惊人相似的案例，曾被无数专业人士从程序到实体，驳得体无完肤，我只说说直观的认识和感受。

先说“敲诈政府”。“敲诈勒索政府罪”是个原本不存在的罪名，早已不值一辩。“敲诈政府”这个很恶搞的说法，竟然突破层层程序的门槛，落地为公民被判刑三年的事实，不啻为法制社会的黑色幽默。即便从情理上说，上访是一种合法权利，再怎么闹、再怎么烦，也不大可能对政府造成事实上的恐惧，更不可能因此使得政府屈服而奉上财物——民众个人与公权的博弈，力量对比一目了然。政府掌控着强有力的公共资源和国家强制力，完全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或疏导任何过激的上访行为，并非只有“乖乖交钱”这一种选择。

如果一定要说葛属于敲诈，次数如此之多，每次“被敲诈”后，政府为何不报案?葛光明正大地行使法律赋予的上访权利，你去接人家回来，这是典型的公事公办。先是许诺给人家钱把人骗回来，然后再秋后算账，“倒打一耙”告他一个敲诈勒索，这不是“钓鱼接访”，不是“诱民入罪”么?

再说“被嫖娼”。首先我不明白的是，案中两个人，怎么可能结伴跑到两千公里外的陌生城市去“卖淫嫖娼”?一桩治安举报，为何惊动刑侦部门出马?他们不会是“专案组”吧?据称，徐某从今年五月起便参与披露宁德鼎信镍业等企业的污染行为，在宁德属于“敏感人士”，故徐某在宁德不便用身份证办理宾馆入住，只好与田某共居一室。警方的“精准打击”来得太是时候了——两三天前，徐田二人在调研鼎信镍业和义联集团的整改状况时被盘问，工厂记录了田某的身份证号，第二天凌晨两人就在宾馆被带走，这仅仅是巧合吗?

“敲诈勒索政府”也好，“被嫖娼”也好，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前者曾有过类似的“官告民”，灰溜溜收场，涉事的地方政府和法院的公信力掉落一地;后者有广州区伯在湖南长沙的“嫖娼案”，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尽管作为公众人物的区伯有些灰头土脸，但“报复性执法”的质疑也险些让长沙警方抬不起头。时隔不久，这类事件卷土重来，简直就是旧闻的翻版，说明某些地方对这两类“创新”的罪名很上瘾，且屡试不爽。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加之罪，何患无法?欲加之罪，何患无由?不得不说，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的公权力越来越无底线。公权一旦不讲理，泼皮耍赖到一定层级，博弈就成了丛林法则的游戏，谁强谁厉害，谁凶谁有理。地方政府部门动辄祭出“被敲诈”的娇嗔和“被嫖娼”的机巧，起码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撒娇太容易，投机太轻巧，法律的玩笑都敢开，近乎“放浪形骸”;二是丧失了说理的淡定和耐性，利益面前，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高兴怎么演;三是权力在撒娇、在讨巧的时候，配合默契，地方行政与司法同声同气，有关公权的内外部监督机制统统失灵，公民只有乖乖就范的份儿。

有人说，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知识分子流氓化之后，继而出现地方公权力流氓化、泼皮化的倾向。公权力泼皮化，最显著的标志是在“治民”上，想出些歪点子，使出些烂招数，明明知道它很不着调，却公然摆到桌面上来，不能奈他何。它是一种颇具恶性的反正义、反社会方式，其恶劣影响势必导致社会紊乱甚至崩溃。权力泼皮化挤压公民基本权利空间，必然制造官民对立，最近几年愈来愈多的群体性事件即是最好的证明。如今的情势，稳定议题如同坐在火药桶上，而基层为数不少的泼皮官员则拿着火把，到处煽风点火，乐此不疲。

休谟在谈到政治设计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无赖假设”，即政府和公权力虽然不一定就是无赖，但是我们在设计制度的时候，一定要先假设他们都是无赖，设计一个尽可能完善的制度去管住这些无赖。你是泼皮也好，好人也罢，在严密的制度面前，行使权力的时候都只有一个选择：不得不做一个好人。地方公权力泼皮化倾向愈发明显，当然能够并且需要从制度设计方面去找找原因。

公权力泼皮化，会让任何一个法治政府及法治时代蒙羞。谈及民众的基本权利，就不能不提“四大自由”。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里，民众必然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当“敲诈政府”和“被嫖娼”之类堪称司法耻辱的判例和警权失范的范例，不是被及时纠偏和惩戒，而是被不断复制，那么所谓的法律尊严和社会公正必然与我们渐行渐远。当它一而再地上演，人们只有深深的悲切和心悸。毕竟，我们早已不是处于那个弱肉强食，胜者为王，以“拳头”大小来分胜负的水浒时代。

对此，我本来可以什么话都不说，但细想一番不免心存忧惧——有一天自己会不会面临同样的尴尬、屈辱。在一个不论是非，司法机关可以“商量办案”，领导可以“说”你有罪的语境中，什么样的事儿不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呢?这应该不仅仅是案中的访民和环保志愿者的事，谁都无法置身事外——在具体的境遇中他们也难以幸免。公权力不讲理，也不讲法，只讲耍泼皮，大概用不了多久，“伤害政府罪”“抢劫政府罪”“绑架政府罪”或“被吸毒”“被赌博”“被误会”等稀奇古怪的名头，会铺天盖地向公民权利砸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