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对医院又敬又爱，敬的当然是那里面的护士小姐，大夫们往往倒不怎么可怕——只要不是看牙，顶多是用冰凉的听诊器在你前胸后背一通听，让你不停的呼气吸气，这事儿平时你常干，可是有人这么在意你的一呼一吸，那就只有在医院里了。护士小姐可就不那么温柔了，至少我小时候没碰到过温柔的护士，基本都是拿起针来就扎的年轻小姐们，一张脸上只露着大而冷漠的一对眼睛。

    可是为什么又对医院怀着爱意呢？小时候只要是发烧，不管多晚，父母总是急急忙忙领着我到医院里，大夫让张开嘴巴“啊”一阵，再东听听西听听，就说是上感，问题不大，多喝水多休息就行了。“问题不大”这个诊断一下，先不说父母如何松了一口气，就连我自个儿也觉得不那么烧了，闻着医院里来苏水的味道，想着明天又可以休息一天不用上学，幸福感就一阵阵袭来。

    医院对于我有一种天然的威严，你就是呆在那里不看病，看着那些穿着白大褂穿梭的大夫护士，心里也会慢慢升起一种敬畏感。

    长大后，这种敬畏感反倒减少了，去北戴河疗养的人群里有一个长着大眼睛娃娃脸的年轻女孩儿，每次游泳都游到极深的海里，非要大家五次三番的大喊着才叫得回来。后来听说这女孩儿是个大夫，极喜欢唱歌，吃饭时总给我们唱李谷一版的《难忘今宵》，并且给每个人都发一盘录有她唱歌的磁带。请客的人看着时常脱离大部队，独自在海边溜达的女孩儿，数次严肃地嘱咐我们多看着点儿女孩儿，多关心她，说她因为在医院里每日生死之事见得多了，对于自个儿的命也不那么看重，总想自杀。“她需要关怀，你们要多爱护她呀。”请客的人目光湿润地望着女孩儿远远的身影。

    我曾经在某外科植入物公司呆过一段时间，销售经理是原来三院的外科大夫，喜欢讲笑话，也常说起做手术时的趣事儿。有一次做手术时，他的笑话讲得太笑人，手术刀颤了一下——这一下，这哥们高位截瘫了。大家听了都笑了好久，当然也笑这哥们的倒霉，那种笑法，就像听了大夫在刚缝合好伤口的患者面前说：“咦？我的手术刀呢？”这种笑话一样。

    那时候每每过年过节时，都要给大夫们送礼金，在我一个月只有一千五百块工资的时候，某医院院长提出他女儿出国的费用由我们公司负责报销，我记得是一万多美金。我们公司的金属股骨头进价是四、五百元，等卖到患者手里就是七八千元了，所以也不很在乎这些支出，当然财务经理照例要咬着牙根儿恨一回——所有公司里的财务经理们都是一样，有款项支出时她们永远比谁都恨，那副恨的模样甚至超过了老板，务必让人疑心老板和她们有什么不正当关系。

    有一年碰到一个老朋友，说起北戴河的那个女大夫，如今已经漂洋过海去了美帝国，资助她出国的就是当年请客的那个男主人，男主人离婚后不久，也跟着去美国继续爱护女大夫去了。不知道在美国吃饭的时候，女人还会不会高唱《难忘今宵》。而我们的公司的销售经理，也举家移民去了加国，把中国的医术向国外输送是他一直向往的事儿，并且以他的聪明智慧，要想用英语在手术台上讲笑话不过是小事儿一桩。

    2015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