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当我坐在四合院里写下这些话时，心中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时间好像在同时加速和放慢。我看看外面，“豆腐”正在悄悄地靠近停在竹丛上的一只蜻蜓。与竹丛成对角线的位置有一棵石榴树，树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粒果实。年初的时候树上长虫，所有的石榴都没有了，但它活了下来，希望来年成熟的果实能再次挂满枝头。

　　我听见李阿姨正在厨房大声地打着电话，不知道在教谁做三角包。我感到惊讶，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妇女，在北京掌握了印度料理的秘密。“多放辣椒，”她大声喊到。“喂？听得见吗？好了！多放辣椒，印度人喜欢吃辣的，”她继续说道。

　　她的做菜指示被同样大声的“晚报，晚报”声所打断，一个卖报纸的小贩骑着车从门外经过，加入到胡同生活的大合唱中。我感到一阵忧伤，因为这一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我又感到高兴，因为我经历过那一刻。

　　我再一次把目光落在明亮的电脑屏幕上，突然意识到引发我写下这一大堆文字的那三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用在无需宏大叙事的事情上——也就是那些貌似平淡，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

　　中国和印度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而且世界也能从这两个国家身上学到很多。但我从过去五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中又学到了什么呢？

　　脑海中涌入了许多琐碎的事情。但我所学到的，往往很难用语言进行归纳。确切地说它们融入在那些姿势、表情或者味道中：吴女士微笑时眼里流露出的一丝悲伤；老太太把裹过的小脚从身上放下来时的样子；麦当劳番茄酱甜丝丝的味道混杂着臭豆腐的味道……

　　总之，在中国这几年的经历教会了我对立的东西也可以共存。这话与政治无关，也不是说矛盾必须得解决，我更多是在说吴先生。我们曾经拿这位房东一点办法都没有——从一大早跑来打扫院子的卫生，到不久前用青蛙内脏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一些玩意儿“毒害”我们。

　　然而，吴先生是个好人。他热情地修好了堵住的厕所，更换了烧坏的灯泡，修好了厨房漏水的地方。他甚至勉强认同我挑选的芒果黄涂在院子里“也不是那么难看”，最后他还慢慢同意了早上九点之前不会不请自到。

　　简而言之，当我想到要离开北京时，脑海中出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位六十岁的退休铁路官员，骑着一辆嘎嘎吱吱的自行车——这幅画面总能让我哽咽。

　　我还学到哪怕是来到最陌生的地方，你也会爱上它。回头看刚来北京的那几个月，当时一想到别人要用像狗吠般的语言跟我说话，就害怕。想到我曾经那样看中国人，让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他们的食物和深不可测的表情曾经让我害怕。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看来变得温和？是在邻居闲聊时的普通话听起来不仅不再刺耳，而且成为了我后来所珍惜的一种令生活宽心的背景声时吗？

　　后来我知道了，不去了解就盲目厌恶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哪怕是一些表面上看来陌生、让人害怕的东西，亲近感的获得也会比你想得容易。转个弯你就能找到它。

　　最后一点，我重新学到了大学时代哲学教授们说过的话：匆忙得出的结论以及人云亦云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真相总是难以触及，而且真相很少只有一个。

　　这些年里，许多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对我所经历的事情进行妖魔化或者颂扬美化。但随后，我又会突然不敢确定之前所得结论的道德基础。我意识到恰如桑卡兰教授说过的：我很擅长“质疑”，却不擅长得出肯定性的结论。或许这是一件好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它或许不是。

撰文：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Aiy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