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文学理论，或更广泛地说，有一种艺术理论，特别强调艺术要有教育意义。相声大师郭德纲不同意这个说法，在他的名段 《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中，他说：

相声必须具有教育意义，要由相声来宣传什么——这是大错而特错。这是灭绝人性的说法。一百多年以前有相声，这是为什么？演员是为了挣钱吃饭，它是剃头修脚的手艺；观众是哈哈大笑。尤其现在，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缺钱的、缺车的、缺房的、缺德的，缺什么都有，进了这个屋，我给不了这些个，我保证这一下午你能忘掉这些个烦恼，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这个年代，如果说有这么个地儿让你开心，不好找啊！谁说的啊，相声必须要有教育人？谁说的啊，教育意义？听这段相声，要学会什么；听那段，就出去拦惊马去——不可能的事儿啊。中国京剧院唱一《三岔口》，看完了，受什么教育了？——受什么教育了？中国杂技团，耍狗熊的，你看完，受教育了？十五个人骑一辆自行车，看完了，你受教育了？你违反交规，你知道吗？非得让相声教育人，非得每段都有教育意义，我不服！让人受教育的形式太多了。放了相声吧！饶了它吧！它也没害任何人，就让它给大伙儿带来点快乐，我觉着很好了已经。不用这么苛求，是不是？

郭德纲，一个并非理论家的演员，他说得究竟对不对？让我们毫无抵触心地承认，他是正确的。相声险些死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多亏了郭德纲，相声这种传统的艺术才起死回生。郭德纲能够把相声救活的法术，别的不说，其中就有他不承认相声应该具有教育意义这一说法。

然而，郭德纲的相声有没有教育意义呢？我们不说他这段《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这一段——这一段太特殊，太有教育意义了，这简直是一篇关于相声的论文。我们问的是，他的其他的那种一般的相声，有没有教育意义？他的那种讲了个笑话，大家哈哈大笑就完了的那种相声，有没有教育意义？我认为也是有的。相声为我们提供了看某个生活现象的一种全新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那种生活现象就显得特别可笑。我们领会了这个看生活的独特方式，广义地说，我们也算受到了教育。

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教育，和一般的文艺理论中的那种“教育意义”完全是两个概念。后面那种意义上的教育意义，往往意味着以包括相声在内的艺术为手段，向听众、观众和读者灌输一种正统的意识形态。对此，郭德纲说得对，那确实是灭绝人性的，是反动的，因为那从根本上断截了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把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宣布为终极真理——这就是“反动”一词的恰当意义。任何政府、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不要自以为是地相信自己比艺术更重要；艺术的作用比一时一变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得多，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