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医是主流医学，大多数癌症病人是不会死的。这当然是有条件的：不手术；不化疗；不放疗；但可以做不伤害性的检查。

中医治病研究天地人的关系，就是从生命生存的规律入手。生命的最重要的规律是什么？就是承认生命必然死亡。因此，中医认为人活到一定的年龄，无论哪一个器官功能衰竭，都必然会死亡。中医不阻止死亡的自然产生。西医尽管承认死亡之不可避免，但是它的做法表明，他们认为可以阻止死亡。我们可以从西医的许多死亡统计报告中看出。他们总是这么说：现在每年死于心脏病的有多少，死于癌症的有多少，死于肾脏病的有多少……就是没有死于衰老的。死于衰老是什么意思？就是正常的死亡率。这些统计，他们从不排除正常的死亡率是什么原因？其目的就是拿病死者来恐吓活着的。他们就可以借研究治病来向国家、向人民要经费，掏人们裤袋里的钱。当然，西医医学不是医生或医院向老百姓掏钱，而是他们背后的一个医药财团。西方医学实质是医药财团手中的木偶。这不是我的发现，而是现代西方的非主流的医学家们和研究者。有本书叫《现代医疗批判》，作者霍恩•罗斯，讲得最清楚不过了。因此，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医学研究，把这个内涵联系起来。我在2008年11月，在北京开的“原创中医复兴论坛”上发言，突然想到了“市场医学”这个概念。我说：“现在的医学，可以叫做市场医学。市场医学究其实，是个怪物！因为，医学是要命不要钱的，市场是要钱不要命的，结合起来，岂不就成了怪物？！”

治病是为了生命与健康。可是，西医不研究生命与健康，而去研究尸体与细菌。他们认为尸体上有生病的原因。人生病死了，他们就解剖死了的人，研究生病的道理。他们的病理学家，在尸体的某些部位的改变上，判断分析生病致死的道理。外伤致死是可以用这种方法的，而人老或生病致死用这种方法却是错误的。癌症致死论就是这样的思想条件下分析出来的。生、老、病、死，这本来是一个自然过程。人活着是依靠各种器官功能的活动。这些活动就像一条相互衔接的链条在不停地转动。死亡，就像这链条的中断。老了，各种器官的功能由于某一种原因发生中断造成的。因此，用解剖尸体来判断老了死亡的原因，是不准确的。过去有的人老了生了病，未死之前却交代把尸体交给病理学家去检查死亡的原因，有巧查上了尸体上有癌肿块，就把这肿块判断为致死的原因。

癌症致死是因为手术（包括化、放疗）治疗引来的死亡，医学却把这个责任推给所患的疾病——癌症。没有人揭穿把手术称为除根术的错误。因为，手术只能切除可见的癌病灶，而不能切除患癌的原因。既然原因未除就能够复发，而且复发时的身体条件更差，因为已经经过了手术的摧残，抗病能力已大大减弱。可见把称之为“除根术”就是一种明显的欺骗。“除根术”这个概念不无有市场的因素——为了吸引病人。如果医学是一门科学，科学就不能有假。而现在这个“手术除根”却是个明显的假货！

癌症患者因手术治疗而加速死亡的现象，更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恐癌心理。现在大多数人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心理恐惧。因此，我们必须像美国一样，大范围地展开癌症是慢性病的宣传，首先把这种心理病解决好，就能降低我国的癌患者的死亡率——毕竟是救命第一。每年我国有220万人生癌症，一年中被治死的达160万人。每人如果为治疗付出10万元，全国每年为治癌就花费1600万亿。我们建造起许多宏伟的医院，是以付出1600万亿和160万个生命换来的。国家因治疗癌症而付出大量外汇购买药械。许多人因治疗癌症而破家荡产。

癌症是慢性病，不会一下子死人的，癌症能够自愈

生命对全身细胞的管理，也像政府的管理。这种管理的能力，称为自组织能力。不管癌症是大是小，是如何厉害。人只要活着，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就会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拼搏。健康，是因为自组织能力有序；得了癌症，是因为自组织能力失序。不管如何失序，自组织能力还是在努力恢复有序化。因此，有的癌症，虽已被宣布为后期，被认定为不可挽救，后来竟然奇迹般地消失，就是这个原因。

《不治而愈》中记述一个名叫克里斯汀的十九岁女孩子，1974年她发现身上有瘀块，医院检查后说她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计数都极低，骨髓检查后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绝症。骨髓中的血细胞只有正常的2%经多次化疗以及多种抗癌治疗，卵巢也受到破坏了。“除了全面维持生命和安慰她以外，医生们已无计可施。……可是克里斯汀并没有绝望。……这家医院的心理医生将她推荐给洛杉矶加州大学一位研究精神康复的研究人员。通过他，她认识了一位利用以手摩抚顶祝福和催眠疗法给人治病的信仰疗法术士。在住院期间，克里斯汀进行两周每周两次这样的治疗。最后一次治疗结束时，化验结果表明她的骨髓略有回升……医院放弃了努力……克里斯汀仍然固执地寻找信仰疗法术士。她新找到的一位信仰疗法术士每周5天来给她做以手抚顶祝福仪式。两周之后，奇迹又出现了：血细胞上升到正常范围的最低水平。”后来加上一些饮食节制，病就慢慢地好了。二十年后，她已经是有了四个孩子的母亲，成为持有自然疗法执照的医生和一个福利部门的积极分子。

克里斯汀的痊愈，得益于信仰疗法术士的摩顶祝福。到底这样的祝福有什么可以用科学方法检测得到的依据，我相信没有。但是，在医院都已经放弃努力的情况下，术士的祝福却产生了奇迹。而且，这个奇迹是马上发生，还立即以实验来证实——血象逐日好转。到底是什么原因？唯一可以解释的是：生命还没有放弃希望，最后战胜了癌症。

一位67岁名叫海伦的妇女，1985年发现在“骨盆和腹腔内3至9毫米腹膜破坏点超过100个”，活检确诊为恶性肿瘤，后做了多次手术，但仍有残留。她不愿意看肿瘤医生，也拒绝做化疗。她接受了一项综合治疗计划：低脂肪、低糖、高纤维素饮食；补充抗氧化维生素和矿物质；经常锻练并结合想像肿瘤消失的自我治疗；改变对丈夫的态度——宽容。“手术一个月后，她的贫血现象消失了，肝功能也恢复了正常。”又继续活了8年，75岁因别的疾病去世。

不治而愈》记述了许多癌症病人，有的都很严重，有的经医院施用多种疗法，把病人的健康都破坏殆尽了。可是病人仍有信心活下去，不放弃生命的希望。这很要紧。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总是要想办法和寻找各种治疗方法，就会见到奇迹。而那些一听自己患了癌症，就灰心丧气，对愈病失去信心者，就难以获得成功。

1997年9月，禾火女士做了乳腺癌手术同时进行了放、化疗，一年半后于刀疤处复发。再住浙江肿瘤医院治疗。治疗刚结束，肿瘤即转移至左腋下。至2000年4月，“用过的放、化疗剂量已达同类患者的三倍，共计用过14个大化疗，3次重复照光，每次照光都历时40多天，照光总量达130多次。重复多次的照光还造成了Ⅲ度放射性烧伤，致使我的胸壁大面积溃烂与坏死，至今留有疤痕。”“2001年5月，癌症第三次卷土重来，仍旧是局部皮下复发，肿瘤专家劝我再做化疗，考虑到当时自己的身体条件，我决定不作化疗，带癌生存。禾火女士的这一明智的决定，救了她一命。“带癌生存”对“癌症必死论”无疑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相反的新概念。

“医生说我的生命只能维持三个月。沪、杭两地专家建议我试用一种新药，该药只有20%的人有效，加上化疗，一年大约需要近百万元。有效的话，就一年一年一直用下去，直到出现新的情况为止。我没有采纳专家意见。”“为了节省巨额的医药费，我开始尝试自疗自救。2003年7月30日，我突发第四腰椎压缩性骨折，卧床不起。沪、杭、闽三地专家均怀疑是肿瘤转移至腰椎所致的病理性骨折（笔者按：为什么这些专家没有想到是为了配合化疗，用了大剂量的强的松，导致骨质疏松而致）。我仅靠床休息并加练气功，其他治疗手段均不敢采用，后来腰伤痊愈，依然健步如飞。带癌生存至2004年2月，我被查出子宫内膜增厚，我怀疑这与我长期服用内分泌药物有关。在停用了内分泌药物仍不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几乎所有医生都劝我切除子宫和卵巢，我不同意，坚持练气功。到8月份终于云开雾散，子宫内膜厚度已完全恢复了正常。”（周申生：《关爱生命，科学抗癌》，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5月）

禾火抗癌的成功关键是什么？就是不相信肿瘤专家所有的指导。就她自己主观愿望，也是不想这么做的，但是，客观情况逼得她不得不拒绝肿瘤专家的意见。化疗、放疗使她身体损毁到无法再接受，专家还是认为需要继续。专家想的是如何杀死癌细胞，禾火想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现代西医的致命性缺陷。她觉得继续下去有死无生，不如带癌生存，还有一线希望。于是，她首次拒绝了专家的指导。禾火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反映出她的思维推理能力。正因为她有了这种能力，才会在生死抉择的关头，救了她自己一命。
病人做了手术，切除了病灶，又经过三番五次的放、化疗，其剂量比通常的患者都高了三倍，癌症还要复发。这时候，患者自己也觉得再做下去是死路一条了，为什么肿瘤专家却认为要坚持做下去？明知病人会死，为什么做医生的，还要坚持把她往死路上送。我当然认为肿瘤专家不是有意的，然而他们为什么没有想到自己意见的后果呢？

夏先生认为，科学要讲数据。把癌症治好，不应该单说这些已经痊愈的人，而应该统计已经治了多少人，有多少死亡的，有多少是治愈的，算出比例。他说有一个膀胱癌病人，检查已经扩散，病情十分严重，连吃饭都有困难了。有一天，家里烧芥菜饭，病人食后觉得很舒服。以后就叫家人天天给他吃芥菜饭，病逐渐痊愈了。很难说此癌症到底是不是芥菜饭吃好的，最大的可能是自愈。因为，别人的膀胱癌不一定会用芥菜饭吃好。另有一病人的癌症也很严重，医院也认为无药可治了，后来农村里给他吃大蒜痊愈了。别人生癌不一定用大蒜会治好。我还见过一肝癌病人，吃中草药，基本上好了。一次，吃了大蒜芯复发，很快就死了。一个癌症患者由于胆囊阻塞，全身发黄，快要死了。我给他开了一付茵陈蒿汤，我只是临时应付，谁能想得到，他竟然痊愈了。

把治癌的希望，寄托于手术切除，医生把这种手术叫做除根术，实践检验的结果，证明已经完全失败。不仅除不了癌的根，还把人的抗癌能力破坏了。现在我们又把治癌的希望寄托于化疗，实践证明已经失败。根据就在于生命抗癌靠的是用白血球吃掉癌细胞，但化疗会使白血球减少。实践证明化疗药物在杀癌细胞的同时，杀死了更多的白血球。

有人觉得不解。因为，他也曾目睹有的癌症病人经过手术、化疗后，以后就没有再发。这不是可以证明癌症的手术、放化疗有效吗？其实，科学的验证方法应该是经过使用的治疗方法后，验证这些患者，他们的生存能力和抗癌能力是否提高了。例如精神好起来了，饮食津津有味了。然而，我们知道的却是所有经治疗后的患者，其生存能力都大大减弱——精神萎糜，恶心呕吐，食欲减退……都是不好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这些人是因为自己的康复能力而得活命的。何以证明？因为，有很多的人患了癌症未经任何治疗，或虽经治疗无效，有的更被判断为短时期内必死的，后来却什么都不用，自然恢复健康。

患了癌症该怎么办？我认为需要理智，急不择医是很危险的。决策的错误将导致生命的永逝，后悔就迟了。做手术、放疗、化疗都不应该是首选方案。因为这些治疗方法都会损害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治疗后都会饮食减少，精神瘫倒。现在西方为什么要倡导“与癌共存”呢？这表明选择“共存”比选择治疗，生存的希望要大。

美国的癌研究者哈定的结论，是经过治疗者与不治疗者的对比调查所得出的；我的结论则来自我自己对这两种治疗方法——手术与化疗后所产生的效果，根据推理所得出的主观判断。我这个判断是提供给癌症患者作为治疗选择的意见。但我不否定某些癌症也有必须做手术的，因为每一个具体的病人，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不过，把手术作为首选办法，却是不可取的。通过对过去治疗的认真总结，美国发现2005年癌症病人的死亡率首次降低。此前每年都在升高。这个现象说明，认真总结教训，普及治癌常识，普遍宣传癌症是慢性病，消除恐癌心理，提倡与癌共存，才得到这个痛苦的收获。

读者请不要认为我在为郑文友做广告。郑先生已于去年亡故，但是，我们都应该记住他所做出的贡献。郑先生原是长春汽车制造厂卫生处药材科的会计。由于眼见这些草根树皮产生治病的疗效，60年代开始自学中医，也为一些亲戚、朋友治常见病。这些治疗使他积累了不少中医临床经验。中医治病的方法与西医不一样，讲起来很复杂，用起来很简单。因为中医认为生命就像一艘不停地向前驶着的船，生病（癌症也一样）就像船身在行驶中发生的不平衡，也就是阴阳（寒热虚实）的不平衡，医生的任务就是调整它的平衡。只要平衡，生命就会继续向终点行驶，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某天，郑文友的家乡老朋友史越发颈部生了一块癌肿，连面颊都肿起来了。他领着儿子找郑文友交代身后事，要求郑文友在自己死后能关照一下他的儿子。郑先生劝他不要着急，有病就应该住下来找医生治疗。可是，郑文友就是找不到能治癌的医生。于是，他就试着为史越发配了几付中药，又用另一些药外敷，一周后竟然发现肿物收缩，粗肿的脖子明显消退，头也不痛了，此后就逐渐恢复健康。

当史越发回家后，邻里以为他遇到了神仙。接着胃癌患者林殿修的妻子手持一张“病危通知单”找到了史越发，再而找到郑文友。经郑文友治疗了十多天后，林殿修健步走进了他的家向他道谢。于是，郑文友向厂领导递交了一份“交代材料”，阐述自己治癌的经过。但他不仅没有得到鼓励，却是谁也想不出来的：驻厂的军代表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句话，差一点就扼杀了这个治癌的幼芽。人类的很多发明、创造，都始于一时的“心血来潮”。但它的“存活”或“死亡”，无不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个人的性格。郑文友当时的环境十分恶劣，但他却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战斗者、实干家。
1976年，郑文友的妻子刘淑云患了鳞状细胞癌，左鼻背生了一个1.5×1.5的肿块。医院的医生认为鼻部必须切除，但“术后放疗不保证能否复发扩散，不保证缝合后是否口斜眼歪”。郑文友与妻子协商后决定自己试着治疗。他不仅治好了自己的妻子，还同时治好综合分厂甲状腺癌患者孙桂珍和工具分厂胃癌术后复发并贲门转移患者宋全等人。他认为：致癌原因不是因病毒遗传所形成的；呼吁停止以毒攻毒的化疗措施。他认为自己可以与首都治癌专家比比看，是中医中药治癌好，还是西医西药治癌好。他将这些想法写成“启事”，贴到了日坛肿瘤医院门口。敢与一个有名的肿瘤医院比本事，如果没有十分的把握认定西医治肿瘤的方法有根本性的错误，岂不怕被人耻笑？岂知这张“启事”却为他赢来了3个月的拘留。

1984年，郑文友应聘为北京燕山肿瘤医院副院长兼主治医师。许多胃癌、贲门癌、宫颈癌、肺癌等患者被治愈。他们来燕山肿瘤医院求救的，而后被治愈。按西医的分类法，癌症种类之多，检查项目之杂，不可胜数。可是，郑文友的治疗经验却十分简单，因此，不管什么癌，都可以治。要是人们一开始就能相信自己的‘国宝’，相信中医中药，就不至于有如此众多的患者死于治疗了。

到燕山肿瘤医院求治的患者，90%是几经大医院化疗、放疗后，西医束手无策，被下了病危通知书的。丹东建筑工程学校的王景波得胃窦癌，术后消瘦不堪，家人非常恐慌，送他到燕山肿瘤医院治疗38天，满面红光返回丹东。王景波还记录了许多经省一级医院“宣判死刑”的许多患者治疗后恢复健康的事实，证明中医中药不仅能够治癌，治好癌，又不会伤害身体。而且，费用极低。

中医认为患癌症的原因，是痰瘀气血壅塞，用活血化瘀，化痰软坚，扶正驱邪，治好不少的症痂积聚，实际就是癌症。只是没有称为癌症而已。过去有许多人认为中医不会治癌，实际是个笑话。为什么？这是因为称呼不一样。就好比讲外国人会养doog，说中国人不会养doog，只会养狗，这不一样可笑吗？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治疗症痂积聚的方剂，实际就是治癌药方。但是，我们却没有把症痂积聚解释为生癌。我们没有开设治疗症痂积聚的专科与癌症专科唱对台戏，而却倾心于中西医结合。我认为，在治疗时，中西医结合有时候固然需要，但唱对台戏对学术研究与进步来说，似乎更为重要。道理何在？读者自己思考。

郑文友在深圳开设中医肿瘤医院，几年内，全国发展了分院百余所，包括香港、台湾、日本、泰国等处。郑文友先生开了一个个先例，是一个先驱者，是值得我们记念的。可惜的是郑先生去年亡故了，把他的事业也带走了。我的朋友潘疏影，特意到深圳郑文友中医肿瘤医院一看，带来不好的消息：医师走了，没有住院病人，只有郑先生的媳妇在卖郑先生留下的治癌药。郑先生如泉下有知，应该责问谁？第一，是我们这块经常自毁的文化土壤；第二，是中医文化接班难；第三，是郑先生自己的保守意识。

我认为，医疗是病人把生命与健康交给医生。医生只有通过治疗才能获取经验，因此，医疗的经验是医生靠病人的信任和支持得到的，因此，决不能作为医生的私有财产。由于市场介入了医学。医生在医疗中得到的一些经验，被作为专利商品，作为知识财产，不能外传和普及。郑文友先生也受它的束缚，死前不公开，死后藏之高阁。实际上，郑先生的这些所谓的专利，同我国古代一样只是一些经验成方，使用时，还得根据病人的不同，表现的不同，而需要进行辨证论治，还不是拿来就可以随便使用的。因此，郑先生死后，尽管他留下了专利秘方所制成的药物，其他人没有学会和掌握这种使用的经验，他的医院生意也就不好了。

人总是要死的。人所创造的东西却不应该是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郑先生故去了，可是郑先生的医院也随他故去，确实让人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