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大对决之产褥热篇

作者：棒棒医生，原文地址：该网址不再展示

转载 2016-07-03 13:22:46

生日即“母难日”是古已有之的说法。元诗人白珽（1248—1328），每逢生日，抛开酒侣诗朋，独自沐浴焚香，端坐默想，以此方式感念“父忧母难之日”。佛家四大皆空，于母亲的生养之恩也不空，《佛说孝子经》云：“亲生之子，怀之十月，身为重病，临生之日，母危父怖，其情难言。”就连妖怪，也知道感恩母难。《西游记》里的黑熊怪开生日派对，广邀妖魔鬼怪，请柬上却一本正经写着：“大王华诞，明日母难”。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往往需要付出母亲的生命，这就是“母难”。由于医学的落后，文化的禁忌，古代中国医生对于生产过程、产道解剖结构和生理几乎一无所知；接生都是毫无医学训练的接生婆的事。而接生婆注定难登医学的大雅之堂，更丝毫没有话语权，她们无数接生的经验中可能有益的部分在古老医书中没有记载；古代产科著作都是不从事接生的落魄文人医生闭门造车的产物。

反倒是初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医生记录了那些可怕的接生场面。1901年，英国妇产科医生波尔特到福州行医，他看到接生婆为了给婴儿“开路”，经常用长指甲代替手术刀，抓破孕妇的产道，造成各种人为创伤，是产褥感染的直接原因。美国女传教士道济也曾记载其亲历的中国旧式接生场景，孕妇难产脚先露，接生婆“医者意也”，施展神级绝招，给露出的脚套上一只小鞋，那意思要婴儿自己“走”出来。自然“走”不出来，大人孩子双双殒命。其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妇产科已经脱离外科而成为独立学科，产科病房、麻醉术、产钳、产后输血、微生物和病理、产道解剖等各方面都获得惊人进展。道济没想到中国接生还处于野蛮时代，她为中国母亲的遭难大哭一场。八年后（1885年），她筹足了资金，带着西医新接生法，到北京建立“道济医院”，这是中国第一所为母亲而建立的医院。

十九世纪的产科学尽管有了巨大的进步，“母难”并没有完全解决，主要是“产褥热”。这是一个古老的医学难题，同其他瘟疫一样，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类对于感染性疾病几乎一筹莫展。

早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格言中就有这样的判断，“孕妇患上子宫丹毒，则为死症”。所谓“子宫丹毒”就是产褥感染的一种，医圣说，染上了，必然死亡。

由于古代接生都是在家里，产褥热表现得和瘟疫不一样，是散发，似乎并不常见。到了17世纪，随着城市扩张和大型医院的出现，产褥热变成了一种医院瘟疫。1646年，法国巴黎最大和最贫穷的医院“天父旅馆医院”的产科病房爆发了第一场产褥瘟疫。产妇在生孩子后几小时就高热，子宫坏死变硬，腹部膨胀，产妇痛苦异常，往往几天就死去。

没有人知道产褥热的病因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毒气、乳汁代谢、孕妇压力、营养、血液腐败、不完善的下水道系统、邪气等等。最正统最经典的就是“邪气”理论（和吴有性的“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是完全一样的理论），当时有一种做法，把发生产褥热瘟疫的病房里的床上用品全部焚烧，房间用火药薰，墙壁重新粉刷，甚至重新置买病床。这样确实能暂时“消灭”产褥热，但是，并不彻底。不久，又会再发，产褥热成为城市医院挥之不去的幽灵。医生们试用了强通便剂、大量放血、拔火罐（是的，西医也拔火罐）、蚂蝗吸血、子爵夫人灰（奎宁）等当时能想到的一切方法，都挽救不了产褥热病人的生命。这些稀奇古怪的理论和疗法很像中医。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女科》是十七世纪以前中医妇科集大成的专著，十七世纪之后的中医妇产科也没有超过这本书。这本书分治法总论、调经门、杂证门、胎前门及产后门五大类。其中产后门有57种证候，差不多半数是产褥热的不同表现，如：心痛、腹痛、胁胀痛、腰痛、头痛、脚气、遍身疼痛、中风、拘挛、不语、狂言谵语、颠狂、乍见鬼神、惊悸、恍惚、虚烦、渴、自汗、发热、往来寒热、疟、蓐劳、腹胀、霍乱、呕吐、咳嗽、喘、小便数等。这些产后并发症如“往来寒热”，据中医分析是因为：阴阳不和、败血不散、血气虚损、产劳伤脏腑、气血虚弱、脾胃亏损等等等等。若把57种证候的原因全部列出来，不下百种之多。治疗方法之多之讲究更是“博大精深”，不待细说。这里只引用“产后将调法”的一段，这恐怕是“坐月子”最专业的说法：“凡生产毕，饮热童便一盏，不得便卧，且宜闭目而坐，须臾上床，宜仰卧不宜侧卧，宜竖膝未可伸足，高倚床头，浓铺茵褥，遮围四壁，使无孔隙，免致贼风。及以醋涂鼻，或用醋炭及烧漆器，更以手从心至脐下，使恶露不滞，如此三日，以防血晕血逆。不问腹痛不痛，有病无病，以童便和酒半盏，温服五七服妙。酒虽行血，亦不可多，恐引血入四肢，且能昏晕。宜频食白粥少许，一月之后，宜食羊肉、猪蹄少许，仍慎言语、七情、寒暑、梳头、洗足，以百日为度。”正宗中医坐月子要坐百日，不单不能梳头洗脚（洗澡更免提），不能见风，不能动七情六欲，还要喝童子尿。古人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禁忌，是因为痛感产后疾病的可怕，无知导致疑神疑鬼，把一切能想到的都怪上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验，都坚信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科学医学产生之前，中外同理。

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产褥热在匈牙利维也纳产科医院开始出现革命性的转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科医院之一，一位年轻、秃顶、易激动的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Semmelweis,Ignaz Philipp,1818—1865)对产褥热非常感兴趣。医院产房有两个，一区由教授和医学生接生，相当于VIP产房；二区由接生婆接生，相当于惠民病房。非常诡异的是，条件优越的一区产妇死亡率竟然是二区的3倍，死因正是产褥热。如果说拥挤和空气污浊是产褥热的原因，那么，以贫民病人为主的二区应该更糟糕。当时的西医已经把疾病建立在解剖和病理的坚实基础上，塞麦尔维斯和其他医生一样，热衷于尸体解剖，试图从中找到真正的病因。无数次失败后，发生一件意外的事，他的同事雅各布.科里兹卡（Jakob Kolletschka）在尸体解剖时不慎被刀割破手指，随后出现发热、头痛、腹痛，几天后就死了。表现和产褥热颇为类似。塞麦尔维斯灵光一闪，难道是医生的手接触了产褥热尸体上的某种“毒”（那时还没有细菌的概念），然后传给了孕产妇，从而导致产褥热？其时，科赫、巴斯德、李斯特等大师还没有证明细菌传播疾病，没有医生会觉得自己的手很脏，即使洗手也只是以肉眼干净为度。医生做完解剖后（当时也不戴手套）往往直接给孕妇检查或接生，他们接生的产妇死亡率高于不从事解剖的接生婆。塞麦尔维斯决定试一试，规定医学生做完解剖后检查产妇和接生前必须洗手，不是用肥皂，而是用具有消毒作用的氯化钙水（一种漂白粉）洗手。这一洗，立竿见影的将死亡率从10%以上降到3%，效果惊人！几千年来，杀人无数的恐怖的产褥热，其真凶原来并不是什么邪气啊、中毒啊，自然也不是阴阳失调啊、气血亏虚啊、败血不散啊，而是接生者的手！

塞麦尔维斯对此真相感到深刻的内疚：“我必须承认，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杀死了多少年轻女性，我接触尸体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产科医生。”他的同行们却感到受到极大的侮辱，医生视为尊严的救命之手竟然成了杀人之手，这无法接受！几乎所有的产科专家权威（这里面甚至包括医学史上的巨匠“细胞病理学之父”魏尔啸）都嘲笑、攻击、迫害塞麦尔维斯，认为他“可笑”、“匪夷所思”，医院也解雇了他。他不得不到大学谋个低微的教职，再退回到故乡小医院当个小医生。然而，塞麦尔维斯丝毫没有屈服妥协，他以一人之力向所有的同行开炮！没有人愿意发表他的文章，他就到处写公开信。他呼吁“害人之事可以休矣！”发誓“我将尽力确保制止贻害无穷的做法。凡是传播关于产褥热的荒谬言论者，我将坚决抵制，与之斗争到底！我坚信，制止这种颇似谋杀的做法，除了无情揭露对手外，别无他法。”他给当时一位著名产科教授写信道：“我在上帝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发誓，要是您首先站起来反对我的救人性命的发现，我就宣布您是一个杀手。产褥热的历史会对您行使公正，您将会成为医学史上的尼禄。”塞麦尔维斯把他的划时代的发现用详实的数据和朴实的语言写成了一本“科学史上最有说服力、最具革命性的作品之一”《产褥热的病因、症状及预防》。不久后，他被关到精神病院，仅半个月，便因饱受虐待（很可能被打致骨折），罹患败血症而死，享年47岁。 仅仅20年后，巴斯德、李斯特等大师证明了细菌、疾病传染和消毒的理论，并付之以卓越的实践，塞麦尔维斯得到认可，他被尊为“母亲的救星”，他的故乡布达佩斯为他建立了纪念馆。

塞麦尔维斯的功劳是“治未病”，即预防产褥热的发生。他做到了，产褥热在他之后确实大大减少了。但是，在已经发生产褥热的病人中，死亡率并没有下降，还是维持在5%-25%的高水平。因此，寻找能够对付产褥热病菌（已经明确是一种链球菌）的有效药物成为那个时代医学家们最迫切的追求。

英国夏洛特女王医院产科医生伦纳德.科里布鲁克（Leonard Colebrrook）倾注了数十年的精力进行产褥热的治疗实验。他首先想到的与中医“以毒攻毒”思想相似，是砷化物，链球菌够毒，砷化物也够毒，超过100名产妇实验的结果却是彻底的失败。“毒”攻不了“毒”，反而毒上加毒。其他的实验如血清疗法、输血疗法、金疗法（曾经风靡于结核病治疗）、酒精疗法等，都归于失败。科里布鲁克已经在夏洛特女王医院产科病房实行了最为彻底的消毒隔离措施，严格洗手、戴手套、仪器设备表面消毒，甚至连门把手都进行了特殊设计，不必用手开门。他做了能够做的一切，把产褥热的发病降到了最低，却还是无法治疗不幸中枪的病人。

与此同时，德国拜耳公司的一群化学家、药物学家和医学家们正在致力于寻找能够对抗各种瘟疫的“魔弹”。以“万能药”对抗各种瘟疫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从古埃及到中世纪，从魔法师、炼金术士到卖蛇油者，处处可见“万能药”的身影。与板蓝根的境遇完全不一样，当时的瘟疫没有抗生素、疫苗和生命支持技术等强大对手，总是直接以冷冰冰的死亡秒杀人类医学；“万能药”无可依傍。

“魔弹”的思想源于德国伟大的免疫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在他的学生时代，曾经着迷于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这时的细胞学家们不仅有了精良的显微镜，也有了现代化学带来的各种染料。埃尔利希的思考始于染料，既然染料可以让不同的细胞和病原体选择性的着色，那么，是不是可以从染料中发现药物，只选择性的攻击病原体，而不攻击人体细胞呢？他坚信这样的“魔术子弹”是存在的，这种坚信使他在1908年发现了“六〇六”，胂凡钠明。对几百个新合成的有机砷化合物进行筛选，第606个被证明具有抗梅毒活性，这是人类第一个可以对抗微生物的化学药物。606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信念，青蒿素正是在这种信念下被发现的。

沿着“魔弹”的思想，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 Johannes Paul Domagk，

1895-1964）更进一步。他早年曾经服兵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战地卫生员，他目睹了太多的创伤感染和因此导致的死亡（德国一战期间死于伤口感染的人数在10万到20万之间），他发誓“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作为一名医生是多么高尚的事，也知道了当一名医生意味着什么...我要反击这种毁灭性的疯狂现实。”他做到了！拜耳的化学家们合成一个又一个的染料化合物，而多马克们就一个又一个的进行筛查、实验，其间经历了无数的失败，终于在1932年，第一个具有广泛抗菌作用的合成药物“百浪多息”问世。多马克因此获得1939年的诺@bale@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于纳粹政权的阻挠，直到1947年才正式受奖。

百浪多息的动物实验非常完美，临床上的个例也非常成功，但仅此还不足以说服已经具有临床试验思想的现代医生。是的，具有临床试验思想的医生就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医生，而是现代医生。前面所介绍的夏洛特女王医院的科里布鲁克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医生。当他听说百浪多息以后，他不敢立即用于病人，而是重复进行动物试验。由于试验菌株的差异，科里布鲁克没有得到多马克的完美结果，这使他更加谨慎，因此拒绝了一位患链球菌感染的伦敦医生的试用百浪多息的请求。小白鼠试验6个月后，在1936年的1月，科里布鲁克的一位同事由于玻璃割破皮肤感染上链球菌，濒于死亡。他终于决定在人体一试，这是惊艳的一试！几天后，必死的败血症就痊愈了，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就此诞生！之后，科里布鲁克仍然小心翼翼的在产褥热病人身上试用百浪多息，无一例外获得成功。在1931-1935年间，科里布鲁克治疗过500例产褥热，死亡率高达25%；1936年使用百浪多息以后，治疗64位病人，只死了3人，死亡率4.6%。

从埃尔利希到多马克到科里布鲁克，都向世人展示了药物疗效的严格证据。中医缺乏的就是“证据”二字，直到今天，中医说疗效，靠的基本还是讲故事。

多马克之后，甚至是同时，医学继续一日千里地发展。百浪多息几乎在问世的同时就开始变得一文不值。因为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的天才化学家E·福尔诺(Ernest Fourneau，1872—1949)和他的团队快速破解了百浪多息的奥秘，原来，真正起作用的是百浪多息分子上的一部分，叫做“纯磺胺”；“纯磺胺”在染料工业中早已大量使用，摆在所有的实验室里，无色，普通，非专利；这种毫不显眼的化合物就是“魔弹”，它默默存在至少30年了。E·福尔诺们的工作开辟了更广泛的天地，磺胺家族在世界范围内开花结果。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迅速跟进，完全搞清楚了这种“魔弹”药物在人体内的各种走向和机制（不是闭着眼睛瞎说的入某经某脏哦）。磺胺在广大的传染病领域（产褥热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展神威，战果累累。《纽约时报》评论其为“许多年来最具有激动人心价值的新药”；《科学文摘》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壮观的医学胜利之一”；《科尼尔周刊》说是“现代医学的奇迹”。然而，很快，差不多也是同时，磺胺也黯然失色了，因为更强大的“魔弹”青霉素和青霉素后的无数抗生素闪亮登场了。1928年，弗莱明发现青霉素（比百浪多息问世还早4年）；1943年，在钱恩和弗洛里的努力下，找到了青霉素大量工业生产的方法，青霉素在二战末期横空出世，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为迅速扭转盟国战局立下汗马功劳。战后青霉素即用于产褥热，同样根本扭转了人类同产褥热的战争结局，只要能得到青霉素，就没有产妇会因此病而死亡。产褥热被彻底攻克。

在今天，因产褥感染而导致的死亡几乎降到了零。据1949-2014年的北京市孕产妇死亡率统计数据，1949年是685/10万，2014年是7.19/10万。全国的数据显示，2014年孕产妇死亡率21.7/10万（主要也是难产大出血导致的死亡，而不是产褥热），较1990年的88.8/10万下降了75.6%，提前1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发达国家，一般在9/10万以下）。而在古代，孕产死亡率据历史学家估计，是1.5%，即1500/10万。现代医学使孕产死亡率下降了99%。

最后，又回到该感谢谁的古老问题。降服产褥热，拯救无数母亲的生命，我们该感谢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