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上海某高校二年级研究生李某在其导师投资的企业做实验时，厂房突然爆炸，李某和另外两名工人身亡。此事经网络曝光和媒体跟进报道之后，迅速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而今年4月，北京某名校硕士毕业生雷某的意外死亡，更是引发轩然大波。这两个高学历者的意外死亡，死因截然不同，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

小学语文教材有一个《小马过河》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原意是说：不要人云亦云，要敢于亲自尝试。但或许还可以有另一层引申的寓意：对于故事里的松鼠来说，河水已经没过头顶了；对于老牛而言，河水不过淹没脚踝。

对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士来讲，他们的安全线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已经感受到“齐脖深的水”，危在旦夕；而另一些人还仿佛在雨后的街头水洼里嬉戏。上述这两个死亡样本的典型性在于：一个是毕业于名校，已有中产阶层地位和体面工作，却因为警权的使用不当而意外死亡；另一个是正就读于名校，走在通往中产阶层的道路上，却因为导师的过失而夭折了青春。

每一次引发社会关注的死亡事件，其主角似乎都是“最不应该”死亡的人。更早的类似样本是孙志刚，他因为疑似盲流而死亡，事实上，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

于是舆论哗然：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收容遣送制度与自己无关，警察执法与自己无关，但突然间，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在收容遣送站暴亡了。齐脚踝的水瞬间上升到了脖子的位置，让身处主流社会的人们感到莫名的恐惧。他们愤怒，他们呐喊，他们控诉。潜意识里，他们其实是在保卫自己。

须知，孙志刚并非第一个死于收容遣送站的人，只不过其他的死者都是货真价实的农民工；同样道理，与李某一同被炸死的两名农民工，他们居然成了媒体报道中的失踪者。

师生关系也好，警民关系也罢，都是最寻常的社会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一个时刻与老师、与警察相处。师生关系更是我们青年阶段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传统社会甚至将其比拟为父子关系，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现代社会，师生关系没有那么亲密，私人情感大为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体制化的契约关系，严格意义上师生关系仅限于就读期间，一旦毕业就是“前导师”、“前学生”了。

但不管怎样，人们对于导师有特定的道德期待，他应当切实保护学生的正当权利和利益，而不应该是一个将学生视为廉价学术劳动力的“老板”。李某的死亡，一方面拉响了主流社群的警报器：我们每一个人的孩子或兄弟姐妹都可能遇到这样一个无良的导师。另一方面，也把研究生“学徒化”、“民工化”的潜规则推到了阳光下。导师蜕变为“老板”，这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所有人包括教师群体都异常反感，却从未经受实质性的法律和道德拷问，相反却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某一天，某一个极端事件，打破我们心底的那条安全线；然后，群情激奋，口诛笔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