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黄易去世，一片哀悼。

哀悼黄易的人里头，有两个熟面孔，一个是温瑞安，一个是古天乐。温瑞安写了幅挽联：

“网络风行时，古今弹指仗汝易穿越。侠坛式微后，世间唯君与我敢冲锋。”

黄易1987年开始写武侠小说，算是赶上了港台武侠小说黄金时代的末班车，这么多年来笔耕不辍，13年还跟起点中文网签约，连载新作《日月当空》。说起来黄易还是起点写手的前辈，他开创穿越小说先河，直接影响了大陆早期的玄幻网文创作。所以说温瑞安的这幅挽联夸得没毛病，就是捎带着把自己也给夸了，还是太鸡贼。

相比温瑞安，古天乐就实在多了：好惋惜，我觉得他写的《寻秦记》好精彩，多谢他写项少龙这个角色，也庆幸有人买下电影版权，年底重拍，希望他一路好走。黄易对古天乐是有恩的，项少龙这个角色为古天乐圈了不少粉，现在粉丝们盘点古装美男，少不了古天乐扮演的项少龙。

其实黄易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捧红了不少人。林峰的嬴政跟寇仲、吴卓羲的徐子陵、李倩的宋玉致、唐宁的师妃暄、胡定欣的婠婠，都是书迷心中的经典角色。奇怪的是，《大唐双龙传》、《寻秦记》隔三差五重播，演员们都红了，黄易也鼓着劲儿地写，就是影响力上，还是差了金老爷子那么一大截。

不只是黄易，古龙温瑞安甚至梁羽生，都没超过金老爷子的高度。书籍销量不提，就说改编的电视剧，每重拍《神雕侠侣》，小龙女杨过的选角之争都堪比当初的“红楼梦中人”。当年聂远跟黄晓明争杨过这个角色，还闹得有点不愉快，至今都没缓过来。现在黄晓明能坐稳一哥之位，还是要感谢金老爷子。

就连异性缘，金老爷子也是杠杠滴。以前评选港姐，被评上“最佳者”有权选择一件最乐意的事。不少佳丽选择的是和“金大侠”同乘一架直升飞机在香港上空观光。由此可见，有多少人排队拿着爱的号码牌等着聆听金老爷子教诲。

至于金老爷子的小说写得好不好，要我说，那是很好很好的。无论是金古梁温黄，还是金梁古温黄，金古梁黄温，金老爷子都是江湖第一。好在哪儿呢？八个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老爷子的思想境界还是高，所以能给港姐传道受业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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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出道时间，梁羽生比金庸早，1954年他就写了《龙虎斗京华》，金庸1955年才写了《书剑恩仇录》，当时他俩还是《大公报》旗下子报《新晚报》的同事。

既然是同事，那说明交情不浅，连带着笔下的人物也有相似之处：不管主角配角，统统背负杀父之仇。比如金庸书里的李西华、郭靖、袁承志；梁羽生书里的龙灵珠、屠凤、云澄。

这不是巧合，这是他们人生经历的映射。金庸的父亲叫查懋忠，出身浙江海宁；梁羽生的父亲叫陈信玉，广西蒙山县人，他们在当时都算大地主。1951年土地改革跟镇压反革命运动，金庸跟梁羽生的父亲被地方人民政府枪决。

当时梁羽生徒步赶回老家，半路碰上同学彭荣康。梁羽生说自己父亲被人诬告遭到羁押，家人写信让他回家救人。彭荣康告诉他，你父亲刚被镇压，你回家无异送死，速逃。于是梁羽生连夜逃亡，一路跑到了香港。

幸好有彭荣康，不然我们就看不到梁羽生笔下的张丹枫了。

将武侠小说的虚构情节与中国历史的真实背景结合起来，是梁羽生的首创。他的每部小说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比如《萍踪侠影录》。这部小说的主角叫张丹枫，张丹枫是张士诚的后代，张士诚当年跟朱元璋争大明江山失败了，死前憋着一口气咽不下去。结果张丹枫把先祖的宝藏上交给了国家，协助于谦保卫了北京，还把明英宗请回来做了皇帝。

张丹枫是梁羽生创作角色中最为满意的人物，写张丹枫的时候，梁羽生新婚不久，“也许有点希望自己是张丹枫罢。”

其实梁羽生就是张丹枫，张丹枫就是梁羽生。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梁羽生在大公报上撰文支持文革，“这是一场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我们要涤荡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也要涤荡脑海里的污泥浊水。”那时香港左倾风气很浓，梁羽生又在《大公报》就职，托政治立场的福，他在六十年代生过得很滋润。

至于惨死的老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历史告诉我们，懂政治的武侠小说家，运气一般不会太差。梁羽生的运气就很好，金庸的也不差。第一个被长者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香港同胞，就是金庸。

那是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明报》社长兼创办人金庸。那天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站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迎接，一看到金庸就走上去握手：“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长者还是很讲究的，老朋友这个词不能乱用，之所以说是老朋友，那是因为他跟金庸之间神交已久。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流放到江西农村，是为“二落”。那时候金庸在《明报》开辟“北望神州”专版写社评，表态支持彭德怀、邓小平，批评四人帮倒行逆施。为此他成了香港的反派文人，不得已跑到新加坡避风头。

到了1976年春，“四人帮”搞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是为“三落”。金庸依旧为邓小平站队，还立了flag：邓小平不久后就会东山再起。一年后预言成真，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金庸在《明报》上热烈拥护改革开放。

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江西回北京后，托人到境外买了一套金庸的小说。从此，武侠小说成为长者的睡前读物。所以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在1981年会见两度为自己仗义执言的香港同胞金庸，满面笑容地说，“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金庸的这颗真心，总设计师狠狠地在功劳簿记上了一笔。

在这次会面上，总设计师主动提起金庸之父当年被错杀之事，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也点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在这次会面上，金庸还进言，“为了调动全国一切积极因素投入经济建设，在起用人才、提拔人才之时，似乎应当重视才能、知识、品德，不是共产党员也应当有同样的机会。”

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前夕去了香港，专程接见金庸，谈啥你猜猜？等到了1985年，不是共产党党员的金老爷子就成了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

怎么讲呢，梁羽生对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理解没达到金老爷子的高度，所以基本法起草小组没梁羽生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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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总说金庸后半生搞政治投机。其实金老爷子觉悟一直都很高，读大学的时候就立志报效祖国，几多年，未曾变。

金庸的父亲被革命的前一年，也就是1950年，金庸北上到中共外交部求职。

金庸曾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部，校长是蒋介石，后来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1949年国共两党因为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归属问题打口水仗，金庸从专业出发，写了篇文章论述资产应该归中共。这篇文章被梅汝璈看见了，当时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就邀请金庸来外交部工作。

金庸去北京见外交部长乔冠华，乔冠华表示，你想为国家出力是好的，但你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国民党的学校待过，想进外交部有点困难。你得先入党再被决定能不能进外交部。

一盆凉水泼脸上，金庸回了香港。再后来老父被杀，金庸彻底断了北上的心。

回香港后金老爷子一开始是在《大公报》当记者，同事就是梁羽生。1959年，金老爷子离开《大公报》，创立了《明报》。等到文革的时候，金老爷子一边写《笑傲江湖》一边在《明报》上批评四人帮，为后来跟长者的会面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适跟金庸闹了点不愉快。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木栅的世界新闻学校演讲，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他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

胡适所言非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写武侠小说确实上不得台面，古龙就形容过自己是“一个写了二十年最受人非议的武侠小说之后还在写武侠小说的人”。

不过胡适有高级知识分子的清高，金庸也有啊。金庸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家祖上，是有过“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12月10日，金庸写了篇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把胡适挖苦了一通。直到1962年，金老爷子还在《明报》上暗讽胡适是鸡鸣狗盗之徒，这梁子彻底结下来了。

后来胡适在台北去世，《明报》只是在2月25日第4版中间位置刊登一篇不大不小的报导，《一代学人归道山胡适博士猝逝世》，金庸没有表达个人的哀悼。

这就不难理解金老爷子对中国梦的执念了，因为武侠小说写得再好，还是要被高级知识分子从头鄙视到脚。所以当作协主席、去剑桥读PhD、参与基本法起草，那都是有苦衷的，不蒸馒头争口气啊。金老爷子对自己的定位，可不是普通的武侠小说家，是记录历史进程总结历史规律的武侠小说家。

《笑傲江湖》的后记里金庸说，这部小说并非有意的映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的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那么《笑傲江湖》刻画了什么呢？一个高呼“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把权力当春药的任我行。

别人看没看懂金老爷子的隐喻不要紧，邓小平肯定看懂了。1981年，他对金庸说道，“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

都说良药苦口，金老爷子不仅在小平同志这儿过了把祖传老中医的瘾，还顺道医治了他曾经的校长蒋中正的心病。

1973年春天，金庸应国民党的邀请，以《明报》记者的身份赴台访问，见了蒋经国。蒋经国不仅是金庸迷，还是金庸的浙江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蒋经国安排金庸走访了金门，那是台湾前哨，距离大陆最近最敏感的地方。

这个安排是有玄机的。那时蒋介石病重，国民党必须考虑两岸问题。金庸也是心领神会，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传达心声：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这样的真情实感，配上金大侠笔下为国为民的英雄豪杰，很难不让人信服。等到了1981年，党要向外界传递对台工作信息时，邓小平适时地会见了金庸。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进程。在邓小平会见金庸之前，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列为禁书。1981年前后，广州《武林》杂志社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金庸的武侠小说正式进入大陆。蒋经国会见金庸前，金庸的武侠小在台湾同样被禁，等到1979年，金庸的武侠小说终于在台正式出版。

有趣的是，大陆这边禁金庸，理由是金庸是反共杂志创办人，“毒害青少年”，曾在《明报》上抨击大陆造原子弹；台湾那边禁金庸，理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是“统战书本”，“影响读者心理，危害读者安全”，“毒素颇深”。

王立群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金庸用武侠写了大半辈子当代史，1972年写完《鹿鼎记》就封笔了。但是1976年，金庸长子在美国自杀，死时不满20岁。金庸心性大改，遂于晚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向同样有过丧子之痛的曹雪芹看齐，他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面说

“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金老爷子玩了一辈子春秋笔法，到晚年改稿终于搞起了资产阶级人性论。

武侠本来就应该如此，无论政治掀起多大风浪，江湖一蓑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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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写在梁羽生金庸之后，死在梁羽生金庸之前，他早就开始践行这个道理。

梁羽生的武侠风格叫名士派，走的是清贵优雅路线。他又是个极左毛粉，笔下主角都是名门正派，一个个嫉恶如仇以阶级斗争为纲，slogan是非我族类，天诛地灭。金庸是典型的右派，定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才是武侠的终极奥义。

等到了古龙这里，身世背景历史朝代家国大义都是浮云，吃喝嫖赌才是硬道理。就像他自己，身世成谜，父母姓甚名谁没人知道。平生三大喜好：喝喝酒赌赌钱做做大保健，快活一天是一天。

古龙在《绝代双骄》里写过一个赌鬼，名叫轩辕三光。哪三光？天光、钱光、人也光。跟轩辕三光相对应的是《白玉老虎》里的轩辕一光，一把就输光。这两个角色身上都有他的影子。

古龙曾跟友人打牌输红了眼，不惜拿房子跟小说版权下注，不料输给弟子丁情。他当场立下字据，结果被丁情撕了。古龙病危时又提出将版权过渡给丁情，丁情死活没答应。

不仅好赌，他还好色。

古龙跟卧龙生同为台湾武侠界“四大天王”，经常相约大保健。卧龙生曾在新加坡舞厅中认识了一个叫安娜的舞女，惊为天人，就带着古龙一起去给安娜捧场。卧龙生对安娜紧追不舍，没想到安娜被古龙追走，两人为了躲避卧龙生还远走基隆。卧龙生大怒扬言要跟古龙绝交，两人互不来往好多年。

古龙这个人啊，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有小资产阶级的通病：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生活上吊儿郎当，毫不紧张。

他曾经答应给一个制片人写剧本，稿费新台币二十万。答应后他光顾着喝酒玩女人，一个字没写。截稿日期一到，古龙把白纸一叠订好塞进牛皮纸袋里，跟制片人见面。见面后古龙拿了钱就邀请制片人喝酒，等到第二天酒醒，人家才发现剧本不过是白纸一叠。结果是古龙被逼得关在房内，剧本写出来了才重获自由。

说到底古龙的思想觉悟还是低，不像金老爷子，早摆脱了低级趣味，只想把自己唱给国家听。所以金庸可以跟港姐们聊诗词歌赋人生哲学，讲一下如何实现中国梦，古龙就不行。

1980年，古龙跟一帮小弟去吟松阁温泉旅馆做大保健，遇到了柯俊雄，柯俊雄黑白两道通吃，是个不好惹的角色。双方因为口角引发斗殴，古龙被柯俊雄的小弟以扁钻刺入手臂，导致大出血，送医后不慎染上肝炎。医生告诫他为保命得戒酒，他不听，1985年因为肝硬化去世。

古龙遗言是：她们怎么都不来看我。她们指的是他的情人们。

古龙之后，数得上名字的武侠小说家就温瑞安跟黄易，他们更是市井，没有一个人能背的出八荣八耻，记得起三个代表。按照我们从前的说法，这叫做彻底地“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黄易1989年辞职隐居香港大屿山，过上了写写武侠小说打打暗黑破坏神的宅男生活，这几年在大陆的影响力还不如起点网上写玄幻的后辈们。至于温瑞安，早早走上了挖坑不填卖版权变现的致富之路，偶尔出来也就是充当一下武侠小说界的吉祥物，萌萌哒。

港台武侠式微后，内地武侠小说界也是一坛死水。沧月步非烟小椴拿着勺儿守着金古梁温花费数十年功力熬成的一锅十全大补汤，不断地从里面捞出点东西来填饱肚子。

这些武侠小说作者论收入上不了畅销作家榜，轮行政级别不能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文艺工作会议，连周小平同志都不如。

他们彻底忘了武侠小说曾经的辉煌，忘记了梁羽生和金庸老爷子开辟的用武侠写中国历史，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看家绝活。

要我说，这也只能怪金庸，他最后一部小说写得是《鹿鼎记》已经写到了清代，民国上海的小说家，回归前香港的动作片已经用武侠把中国历史讲到了辛亥革命。按照广电总局“建国以后不准成精”的惯例，取缔了一切反动会道门的新中国，当然就没有武侠的生存空间了。

但是我还心怀希望，希望中国梦和一带一路的政策能给下一位伟大的武侠作家提供机会，让武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

我相信那才是对黄易先生最好的纪念，到那时金庸先生才能再无牵挂，仗剑西游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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