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多家媒体探访证实，北京中山公园相亲角，存在着一种排斥和鄙视生肖属羊者的迷信风气。“十羊九不全”、肖羊女子“克夫家”之类的说法，仍颇为流行。

这种迷信，究竟从何而来？

对属羊者的歧视，可以追溯到元、明两代

1、羊在中国历史上，本来是瑞兽

羊在秦汉之时，本是瑞兽。比如，《说文》里对“羊”的解释是“祥也”；董仲舒也说过，“羊，祥也，故吉礼用之”；《春秋繁露》里还说，羊吃母乳时“必跪，类知礼者”，懂得“跪乳之礼”的羊，一直备受两汉儒家知识分子的推崇。四羊方尊等传世青铜器，亦是羊本瑞兽的明证。

生肖属羊者被鄙视，意味着羊的文化地位已严重衰落。那么，羊到底是何时丧失了“瑞兽”这一文化地位的呢？

2、晚清发生了很多与“羊”相关、致其文化地位下跌的事件

有意见认为，羊的文化地位急骤下降，发生在晚清。主要与如下几件要事相关：1、洪（秀全）杨（秀清）之乱——洪杨者，红羊也。2、慈禧生肖属羊，宫中对与羊相关的事物颇为忌讳，且慈禧女主执政而有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妨害夫家”莫此为甚。3、清末教案迭起，周汉等广布宣传品鼓吹“杀猪斩羊”，义和团亦有“先杀猪后杀羊”之类的揭帖。这种以“猪”指代“天主教”，以“羊”指代“洋人”的宣传，使羊在民间的文化地位一落千丈。①

上述事件与“羊”的文化地位的衰落显然是有关系的。但这种关系，至多是推波助澜性质。羊丧失“瑞兽”的地位，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负面动物”，至少可以追溯到元明两代。

3、羊被摘掉瑞兽光环、被打成负面文化形象，始于元、明两代

明朝钱塘人王逵，活跃于明初洪武、永乐年间，以卖药卖卜为生，著有《蠡海集》一卷。书中对“羊”的评价非常负面：

“凡草木经牛啖之，余必重茂；经羊啖之，余必悴槁。谚有之曰：‘牛食如浇，羊食如烧。’信夫！是盖生杀之气致然也。”②

翻译成白话，大意是：草木被牛啃过，剩余的部分会再次茂盛起来；被羊啃过，剩余的部分只会枯槁。谚语说“牛食如浇，羊食如烧。”这是牛、羊具有不同的生、杀之气所导致的。

稍晚一些的明代藏书家郎瑛（1487～1566），对“牛食如浇，羊食如烧”这一流行于元末明初的民谚，有更进一步的解读：

“凡草木经牛啖之必茂，经羊啖之多枯，故谚曰‘牛食如浇，羊食如烧’，意以二物皆畜类而食草者，何相反之如是？静思，牛，土畜，土能养物也，故牛色苍而庞厚，有眷生之象焉。闻死而觳觫，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杀伐，故羊色白而气腥膻，有秋杀之象焉。见死而无惧，亦喜杀之性也。二物禀性既异，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木之茂枯者，生杀之气致然耳。”③

翻译成白话，大意是：被牛啃过的草木还会再度茂盛，被羊啃过的草木多会枯萎。牛、羊同为吃草的畜类，相反如此，原因在于二者的五行禀性不同——牛属于“土畜”，土能生养万物，羊属于“金畜”，金主杀伐。牛羊的“涎沫”的性质也因此不同。

按王逵和郎瑛的上述解读，“羊”显然已不再是瑞兽，相反，因禀性主杀伐，已成为一种“负面文化符号”。明末方以智撰写《物理小识》一书，亦沿袭相似的解读路径。

4、羊的形象走向负面，与元代畜牧政策密切相关

从“五行”角度来解释“牛食如浇，羊食如烧”这一谚语，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可笑的。“羊食如烧”实与羊的吃草习惯有关。80年代，陕西省粮食作物研究所曾做过一个“羊只放青对比”试验，结果发现：

“在羊啃的试验区内，羊只把大半叶片吃掉后，开始拔食麦苗，放牧时间越长，拔掉的麦苗越多，正如老农说：‘羊嘴如镊，连根带叶’。所以，放青不但损害地上部叶片，还会引起麦田的缺苗断条，试验中‘放青’的试验区10厘米以上的断条比不放青的多33％，每亩穗数减少4.1万，平均每穗粒数降低20.7％，每亩减产45斤，还少收250斤麦草。”④

羊如此吃草已逾万年，国人养羊亦有逾千年之历史。揆诸史料，因“羊食如烧”而将“羊”的文化地位打成负面，却始于元明时期。究其原因，与元代统治者的畜牧政策有极大关系——史载，当时官方牧场、贵族牧场的牲畜，秋末冬初之时，常就近赶至华北农耕区，“自冬至春，并不立圈喂饲，俱于百姓地内牧放，致令嚼食桑枣果木诸树”，北方许多耕地因之“少垦而多荒”。⑤——“牛食如浇，羊食如烧”之说，实是北方农耕区民众对上述伤害的无奈总结：冬季作物被牛吃了，还能有些收获；被羊吃了，就如同火烧过境什么都没了。

图：民国版《沧县志》，记述了该县“女忌属羊”的风俗，并援引南宋高宗吴皇后属羊而命极好为例，说明该风俗乃谬论

自明代至今，对属羊者的歧视一直顽固植根中国民间

羊丧失了“瑞兽”地位、成为负面文化符号。生肖羊在民俗中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

1、明代，已开始鄙视生肖属羊的女性

明人江元禧《耳目日书》，内中已有“女子属羊守空房”之语，认为属羊的女性出嫁后会克死其夫而寡居。⑥这种“属羊女嫁夫而夫早死”的谬论，显然系自“羊吃草而草必将枯萎”之说“类比”而来。

2、乾嘉年间，男女生肖属羊者俱遭鄙视

乾隆、嘉庆年间，北方民间鄙视生肖属羊之女性，已蔚然成风。李汝珍（约1763~1830）于嘉庆二十年（1815）前后写成小说《镜花缘》初稿。书中，曾借“君子国宰辅”之口，辛辣讽刺了这种风气：

“又闻贵处世俗于风鉴卜筮外，有算命合婚之说。……尤可笑的，俗传女命北以属羊为劣，南以属虎为凶。其说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于羊？寅年而生，又何至变为虎？——且世间惧内之人，未必皆系属虎之妇。况鼠好偷窃，蛇最阴毒，那属鼠、属蛇的，岂皆偷窃、阴毒之辈？龙为四灵之一，自然莫贵于此，岂辰年所生，都是贵命？此皆愚民无知，造此谬论，往往读书人亦染此风，殊为可笑。”⑦

李汝珍能意识到此种风气“可笑”，与当时男性属羊者亦同遭社会鄙视有很大关系（李汝珍亦属羊）。据《清稗类钞》记载，乾隆年间，苏州人范时行寓住德清紫阳观，为人拆字算命，颇为知名。某次，某人以“义”字相问，范竟以其生肖属羊为由，断言其一生孤单、不会有妻室子女——“范问年若干，告之，范曰：‘然则生年属羊也。义字从羊从我，是止一属羊之我耳，终身孤只，不能有妻子也。妻子且不能有，他何望焉？’”⑧

3、晚清，因种种变乱，属羊者受歧视程度进一步加深

及至晚清，“洪杨（红羊）之乱”、 “杀猪（主）斩羊（洋）”等风波接踵而至，“羊”的文化地位进一步被丑化，生肖羊受歧视的程度也进一步加深。约1898~1899年左右，鲁迅的母亲曾为其定下一门亲事，女方是鲁迅小舅父的长女琴姑，但终因顾虑琴姑生肖属羊而作罢。⑨

4、进入民国，歧视属羊之女性的风气仍未稍减

1941年，有化名“迂”的男性读者给上海《西风副刊》写信倾吐内心痛苦——女友“C”生肖属羊，故两人婚事遭到男方母亲反对，母亲坚信“女子肖羊，常带七分苦场，不败夫家，定败娘家。”⑩

5、当代，针对属羊者的歧视仍相当严重

及至当代，有学者利用人口统计资料，通过“总和生育率变差（后一年的总生育率减去前一年的总生育率）”，来评估1949-1999年间生肖对生育率的影响程度。结论显示：在排除1959~1964年的“生育率变化异动”后，“总和生育率变差”最大的年份是“1967~1968”（羊年~猴年，1968年大大高于1967年）、其次则是“1966~1967”（马年~羊年，1966年大大高于1967年）。显然，有相当部分的民众不愿意在羊年生孩子。[11]羊年1991年，黑龙江“人口计划完成”，官方在总结成绩取得的原因时，其中一条即是“由于一些人受‘十羊九不全’旧思想的影响”。[12]

综上，“肖羊者命不好”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谬论；该谬论始于元、明之际“羊”的文化地位的急骤跌落。其大致变异环节如下：1、统治者恣意放牧牛马羊，破坏民众耕地，使“羊食如烧”成为一种社会灾害。2、这种灾害与“五行”文化结合，使本属瑞兽的羊，成为一种“属金、主杀伐”的负面文化符号。3、这种“杀伐”反映到民俗中，肖羊者遂被解读为“克夫”“克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