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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人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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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漂族”:无处安放的幸福和晚年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背井离乡,年迈的父母也纷纷跟着儿女漂泊异乡,这些老人被称为“老漂族”。



他们起早贪黑,悉心照顾新生的婴儿;他们往返奔波,接送孙辈上学;他们做好饭菜,等待儿女回家;他们一面享受天伦之乐,一面承受着孤独与烦恼,时刻畏惧于城市生活的陌生……这个群体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一代人,从熟悉的故土到陌生的城市,语言不通、习惯各异、医疗保障不足、难以融入新环境等都让“老漂族”陷入困境与尴尬之中。表面上,他们是这座城市极为普遍而自然的一部分。但他们并不属于这里。这些老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在每天的黄昏中奔波忙碌,也在一生的黄昏中漂浮不定。






时钟的指针指向下午5点。55岁的金秀琴利落地换下胸前印着“GAP”的粉色家居服那是女儿穿腻了原本想扔掉的衣服。她穿上自己的红短袖,抓起一个尼龙袋,把穿着肉色丝袜的脚蹬进黑色平底鞋,快速按下昏暗楼道里的电梯按钮。

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这双平底鞋匆匆穿过狭窄的胡同、低矮的居民区,穿过汽车、自行车、行人和宠物狗,停在一家幼儿园的3楼。对于金秀琴来说,这段路是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熟悉路线。5岁的外孙手里拿着一块饼干,已经等了一阵子了。

她掐着表算,接到外孙后要送他去上半小时的辅导班,然后必须在7点之前做好晚饭。离家之前,她已经把豆角择好洗净,只等下锅。

5年前,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金秀琴离开生活了50年的东北铁岭。

相比热闹的黄昏,老人们的清晨要落寞许多。

早上5点,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他们几乎同时醒来。从陈显兰的房间向外望去,北京京通快速路上的路灯还在灰蒙蒙的空气中亮着。这是一套两居室,她轻轻走到女儿的房间,给外孙女喂牛奶、换尿布。外孙女现在一岁多,年纪跟陈显兰来到北京的时间一样。

客厅里没有窗子,黑漆漆的。她把自己关进厨房,在锅里加上水和小米,放在火上慢慢地熬着。按照河南老家的习惯,早上她通常会炒几个菜,“吃不惯这边的咸菜”。

一年半以前,62岁的陈显兰在老家接到女儿电话的时候,同样在做饭。在滋滋啦啦的油锅旁,她听见还有两个月就临盆的女儿说自己要上班,没有时间洗衣做饭,想请她过去帮忙。

放下电话,这个朴素的农妇心里有些高兴。从女儿上大学开始,母女俩已经有10多年没长期在一起生活了。孩子要强,从来没让父母担心过,可这一次,身为母亲的她也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欣喜。

62岁的田慧芬和63岁的程丽云分别从哈尔滨和大连来到北京,为儿女照看下一代,至今已经有10年。她们来的时候连箱子都没带,就背了一个包。两位老人互不相识,却说着同样的话:“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学者潘永康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庭的生命周期特点是:年轻人婚后先与父母合住,等自己有子女后与父母分开,在子女成婚后又与父母合住,最后再分开,如此周期循环。其中,婚后与父母合住的主要考虑是住房,由于父代通常先拥有房子,合住是“子代投奔父代”的选择,体现出“父代权威”的代际关系模式,父代是家庭的投入和决策重心。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伟进指出,当前人口流动性增强,婚后合住的可能性变小,再次合住的重要考虑是父代帮忙抚养孙代,这个时候,合住是“父代投奔子代”的“子代权威”代际关系模式,家庭投入和决策的重心倾向于子代。

“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



外孙已经上幼儿园的金秀琴白天很难打发。这几年,她发现周边有几处可以做免费理疗的地方,几乎每天都去。做理疗的仪器要上万元,她已经“免费试用”了一年多,从没想过要买。

她们似乎很快适应了北京的生活。来到北京第二天,金秀琴就找到了离家最近的菜市场,她知道哪家的豆角、茄子、辣椒、白菜最便宜、最新鲜,也知道小区里仅有的几张长椅和健身器材的位置。

在小区,“老乡找老乡”的老人们形成了“东北帮”“老四川”等。有学者指出,同乡认同和同乡团体得到精心培植的程度、同乡情感和机构的牢固和力量,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

但更多时候,她们依然保持着一种隔离感。陈显兰去菜市场买菜时,发现几乎没有人用现金交易,每个摊位旁边都竖着一个黑色的、“曲里拐弯的”条码,“人家说扫一下就行”。她不会用,手里紧紧攥着几元零钱。

大多数时候,她们的活动范围只是周围两公里之内。陈显兰从来没有自己坐地铁出过门,也“不想学”。最远的一次是带孩子去了一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有时跟老伴一起,带着外孙女去商场玩,也从来没买过任何东西。

他们不在乎一双鞋、一个包的价格,只关心哪里有喷泉、有长椅。女儿下班会经过的那个商场,陈显兰有时在二楼摇着手臂呼喊,女儿听见了,却没有抬头,匆匆走上电梯。

金秀琴楼下的清洁工会拖着长长的儿化音跟她说,“外地人怎么着也不如北京人”。陈显兰只会说河南话,有时跟北京老人搭话时,对方直接说自己“听不懂”。

“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陈显兰的女儿说。

为了让他们更快地“接收与被接受”,陈显兰的女儿特意把单位分配的人民大会堂讲座名额给了父母。老两口听完之后直说后悔,“里边都是年轻人,穿西装打领带,拿着手机和本子不停地记,哪有像俺们这么大年纪的,跟傻子似的。”陈显兰盘腿坐在床上,不好意思地说。“不过大会堂真气派,有好几层,还铺着红地毯哩!”

那里有老伴,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们,还有“自由”

陈显兰也想老家。她坐在一张10厘米高的小板凳上,用力搓洗着外孙女换下来的衣服。“孩子衣服容易脏,一天要换两三次。”她不习惯用洗衣机,觉得手洗洗得干净。

洗衣服时,她说她常想“老家里老人的脏衣服也该堆成山了”“再有十天,地里就该变黄了”。

以前她家年年种棉花,到了秋天地里白花花的一片,“看着可高兴”。但是棉花需要人打理,村里的人在这几年间走了将近一半,几乎没人种地了。地里只种了一些大豆和花生。

最近,她的老伴来京探望时带来了一个包裹,里面一半是葡萄,另一半是桃子,“都是俺们在自己院子里栽的,可甜。”陈显兰笑着说道。

金秀琴也想家。她老家在铁岭农村,自从来北京之后院子里啥也没种,只是地里还种着玉米。2016年过年,她回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每天傍晚拿着扇子跟同村的人一起扭秧歌,从5点一直跳到8点。

“家门口那条街从南到北,大家都认识。”她喜欢老家敞亮的门厅和院子,“一开门就上街了,多方便”。她不喜欢住带电梯的房子和七拐八弯的楼道。

跟外孙和儿子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她觉得“憋屈”。在老家习惯了睡觉不穿衣服,刚来北京的那段时间,她愣是睡不着。被问到回老家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时,老人想了半天,说“要非说有啥,就是没有路灯”。

这些老人们不仅准确地认识到了他们在权威、地位等方面的损失,而且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根本不再是家庭收入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了。为了维护做父母的权威,克服被抛弃和无用的感觉,他们会坚持分担日常事务,为子女勤俭持家。

华东理工大学的李静雅在她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指出,在迁居地照顾晚辈的忙碌生活让这些老人有了一种充实感,对子女家庭的依赖程度较高。阶段性居住的老人在遭遇心理和精神困扰之后,由于无法自我调适和宽慰,会选择回到老家,但由于想念子女、子女需要等因素,又会重新踏上迁移之路。

黄昏如期而至,陈显兰和老伴在电动车上,两个衰老的躯体把一个熟睡的新生命夹在中间,缓慢地朝夕阳驶去。

他们心里清楚,自己陪伴外孙女的时间不会太久了。两个儿子的下一代也需要照看,他们即将“漂”到另一座城市。
2017-11-02 14:01:44   此文章已经被查看2833次    系统提示:此篇文章由"邻友圈"客户端发送,下载邻友圈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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