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中国工业分布大都位于东南沿海一带，但是七七事变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工业布局。1938年，国民政府拟订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中，确定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新的工业基地，同时制订了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战时工业发展方针。随着大批沿海工厂的内迁和新工厂的兴建，与军需工业最为直接的钢铁工业在西南地区迅速勃起。到1943年，大后方拥有铁厂114家（其中公营16家，民营98家），资本约为12000万元，有炼钢厂10家（公营6家，民营4家），资本约1亿元。[3]从产量来看，1941年前后是钢铁工业发展的黄金期。战前白口铁年产量只有44207吨，1941年达66500吨，比战前增加了1.5倍。战前还不能生产灰口铁，1941年灰口铁的产量却达到28607吨。[4]另外，土铁仍然是钢铁出产的大宗。1941年，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的土铁产量共计70500吨。在后方各省的钢铁生产中，四川的成绩最为突出。到1941年，四川土铁生产已经由战前的年产1万吨，增加至5万余吨，灰口铁由零增加至每日产量五六十吨，市场上已经由求过于供变为供过于求。[5]

抗战时后方历年钢铁产量表[6]（单位：吨）

然而，抗战初期，西部现代钢铁工业的起步和发展是以民营钢铁业为肇始的。

1、西部民营钢铁工业的起步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组织沿海和武汉等地大型国营钢铁厂内迁的同时（1937年7月至1940年底为止，三年半时间，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内迁运动，如果按照厂矿的性质划分的话，其中内迁的钢铁工业占0.24%），也积极协助沿海民营钢铁厂内迁，并努力扶持内地已有的民营铁厂和土铁生产。

由于有了迫切的需要及政府的扶持政策，西部民营冶炼业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冶炼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从1939年至1942年夏，被称为后方民营钢铁业的黄金时代。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冶炼厂数量大为增加，生产能力和产量迅速提高。据经济部统计处统计，到1943年5月，已经有民营铁厂98家，民营钢厂4家，每年民营铁厂最大生产能力达到44000吨，民营钢厂生产能力达到19000吨。[7]

而这当中，重庆民营钢铁业发展尤其引人注目。据重庆冶制工业同业公会统计，1942年重庆共有会员工厂22家，其中炼铁厂18家，炼钢厂4家，（未入会者2家）至1943年底又增加为26家。虽然只占四川1694家工厂总数的1.5%，但是资金总额达46605.1万元，占全川工厂总资金的17.1%。[8]此外，经济部又在在四川土铁业较为发达的陵江、大昌、永川、荣昌、上川、清平、永和等地协助当地的土铁厂建立了10余座小型之新式炼铁炉，这些小型炼铁厂，先后在1941年出铁。

这一时期，各厂筹建的炼铁炉大多为5吨至20吨左右。这种炼铁炉因为投资少，见效快，很受民间欢迎。同时，这也是为了适应西部各省铁矿储藏特点而建立的。以四川为例，四川虽然铁矿储藏较广，但多系菱铁矿，只有数寸层厚，焦煤也厚不过尺，如果设立50吨以上的铁厂，必然造成原料来源困难，[9]到1941年四川各地兴建的小型铁炉有21座，每日产量有239.5吨。[10]

在后方所建的民营钢铁厂中，以渝鑫钢铁厂（重庆）、中国制钢公司（重庆）、中国电力钢铁厂（云南）规模较大。其中渝鑫钢铁厂的实力最为雄厚。该厂原名上海大鑫钢铁厂，是内迁民营企业中唯一的钢铁企业，七七事变后拆迁到重庆，并与民生实业公司合资经营，改名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厂内拥有5吨平炉1座，1吨电炉2座，1吨贝司麦炉2座，3吨熔铁炉5座，并拥有各种规格的轧钢机，员工达千余人，每月可以生产灰口铁140吨，钢锭150吨，钢品100吨。

2、国营钢铁工业后来居上

由政府投资迁建和新办的钢铁企业由于规模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到1941年后，方陆续建成投产。到1943年，公营（包括国营和省营）铁厂发展到16家，炼钢厂6家，每年最大生产能力，铁约55000吨，钢20000吨。[11]国营钢铁厂的产品种类比之于民营企业要丰富很多，除生铁外，可以生产圆钢、方钢、扁钢、八角钢、钢轨、钢板、螺丝、螺母、铆钉等。

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在西部地区大力兴办国营钢铁企业，其方式一是独资兴建。1938年3月，由资源委员会与兵工署合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将汉冶萍公司汉阳钢铁厂、大冶二厂、六河沟铁厂及上海炼钢厂设备拆运重庆大渡口，由军政部特先期拨款260万元，建立了大渡口钢铁厂。大渡口钢铁厂下辖七个制造所，分别承担发电、炼铁、炼钢、轧钢、炼焦、耐火材料、五金工具等生产任务。到1940年5月20日，该厂20吨炼铁炉开炉生产灰口铁，1941年炼钢、轧钢设备相继完成开工，1942年2月百吨炼铁炉投产，成为后方钢铁工业之巨擘。钢迁会又于綦江蒲河附近分建大建分厂，1943年开始出铁，该厂成为战时兵工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基地。

在政府兴办的钢铁企业中，规模较大的还有军政部兵工署投资办的兵工署第28工厂，这是后方唯一生产合金钢的工厂。

二是充分利用后方已有的企业资源，即收购民营企业或与地方政府合作，组建新的钢铁厂。钢铁生产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在当时战争环境下，单靠政府投资是不可能的 。资源委员会1940年收购位于重庆的民营大华铸造厂，扩充改造为资渝炼钢厂，1943年7月该厂初具规模。1943年下半年，四川生铁产量已经有过剩之虞，资源委员会为调整产业结构，并救济濒临倒闭的一些钢铁企业，1944年将资渝炼钢厂和资委会与民营合办的资和钢铁公司炼铁厂，与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合办的陵江炼铁厂合并，改组为资渝钢铁厂。

1940年12月，资源委员会收购位于四川威远的新威炼铁厂资产，改组为威远铁厂。1944年，资源委员会收购位于重庆的人和钢铁冶炼公司，改组为资蜀钢铁厂。1939年11月，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合作组办云南钢铁厂，1941年开始建厂，1943年正式出炉生产。1941年，资源委员会又将原来所属的重庆炼铜厂、綦江纯铁炼厂和綦江炼锌厂合组为电化冶炼厂。此外，资源委员会还曾经与西康省政府合办西康会理钢铁厂，并拟在甘肃皋兰筹备甘肃炼铁厂，不过因为各种困难，这两个钢铁厂并没有办成。到1945年时，资源委员会所投资建设的6家企业生产的生铁和钢，已占后方全部生铁产量的46％，钢产量的56％。

此外，兵工署于1938年收购原来由四川军阀熊克武兴办的重庆钢铁厂，改名为兵工署第24工厂。

三是在民营企业中加入官股。如经济部、财政部等投资于胡子昂兄弟所办的中国兴业公司，以及中国制钢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在战时后方是一个特殊的钢铁企业。1939年7月，由华联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及华西兴业公司矿业组在重庆对岸的相国寺合并成立，股本12亿元，其中官股占91.5%，商股占8.5%。虽然官方将中国兴业公司一直划为民营企业，但是实际上它是官商合办。该厂由傅汝霖、胡子昂先后任总经理，其规模仅次于大渡口钢铁厂。1940年该厂电炉正式开工，次年炼铁炉轧钢机也相继投产，1942年平炉与贝司麦炉也先后出货，每日可产生铁90吨，马丁钢锭60吨，其产量在后方民营钢铁厂产量中占三分之一。产品种类繁多，举凡各类生铁、轻钢轨、方圆钢、角钢、扁钢、工字钢、槽钢、钢板都能生产。该厂还承租涪陵、彭水两个国营铁矿区。

这才叫数据，从钢厂，到铁矿，煤矿，炉子，整个链条各个环节清清楚楚。

这是日本自己的钢铁产量统计：

44年日本连上占领区，整个600多万吨。那时候钢铁是国家工业能力的标志，日本占了大半个中国，和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还造出一度横行太平洋能和美国掰手腕的几十艘航母，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几千架战斗机轰炸机。国民政府偏据西南一隅，坦克，飞机不说了，汽车能造吗？结果居然生产出十几倍于日本的钢铁。铁矿，焦煤，焦炭，高炉，工厂供的上吗？ 这不是数据问题，这是常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