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文本的结构性不足导致倾向性。可信度的下降导致公众对媒体动机产生怀疑，在后真相的传播语境下，阴谋论甚嚣尘上。声讨媒体的炮火盖过了对案情本身的讨论，公众跳脱出了报道的原始框架，进行自我解读。

框架内在矛盾导致对抗式解读。就此案而言，“寻找汤XX”的具体议题框架带有先天缺陷。汤XX本是案件的受害者，是媒介营造的弱者形象，却成了强势媒体的直接针对者，且隐私曝光被暗示存在诬告的可能。这一反差，激起了公众对弱者的同情，导致他们对媒体报道动机、记者报道手法的反感，甚至对通用框架——“冤假错案平反报道”产生怀疑，遑论具体议题框架，由此引发的大面积对抗式解读。

争议性报道要警惕“舆论失焦”。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都应增强风险预估，当然这并不是说因忌惮某种舆论的出现，就放弃报道，放弃维护公共利益与专业操守。只是在充分的预估后，选择更合理的报道策略避免不必要的次生舆情干扰核心问题，同样是媒体在新传播环境中生存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