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前十五年间，两轮经济过热及其带来的信贷膨胀与产能过剩等种种现象，我之前一直认为是高层“决策失误”。但年初樊纲老师在做中国经济分析时，提出的“代际差异”又给我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解角度：整整两代人在“收入高增长”和“维系低消费”之间所形成的巨额“居民净储蓄”，及其所带来的种种货币金融市场扭典现象，不是靠某个“宏观决策”就可以简单化解掉的。

      在这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学习和理解的内容，但樊纲老师的那句提醒：“不要把所有问题都推到体制头上”，以后当深以为诫！

      在“海航危机史”的初稿里，我写了两段关于日本经济转型的“前车之鉴”，编辑调整时删掉了这两段话。开始我觉得有些可惜，后来想想也没错：如果没有足够篇幅来把相关背景解释清楚，没头没脑的扯两句“日本教训”反而让读者更摸不着头脑。

      这里大概写写我自己的思路，以做日后参考。

      对于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有很多解释，但野村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在《大衰退》一书中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980年代末期，同样经历了三十余年高速增长，以及狂欢式海外并购的日本经济学界，曾经有过“日本不一样”的各种乐观论调：日本经济过热不叫过热、日本的资产泡沫也“不一样”……最后事实证明，泡沫就是泡沫，没有什么不一样。

      而在金融泡沫崩溃之后，日本金融与实业界长达十余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与修复，恰好令其错过了全球经济体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发展时机。

      在写全球液晶产业迁移的京东方报道，以及对集成电路产业爆发的资料搜集与阅读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曾经在汽车和电子产品领域领先全球的日本，恰好是在“失去的二十年”中，陆续失去了其全球领先的产业角色。先被韩国和台湾，然后被中国内地所超越。

      而我们在做中国经济报道时，从2012年开始，就每年追问和寻找中国经济的“新动能”。直到最近两年明显感觉到以数字革命为代表的“新动能”，从经济规模和产业拉动体量上，都开始接上了因产能过剩而失速的宏观经济增长“这一棒”。

      在我看来，这一宏观产业动能的顺利转换，也是让中央政府最终下定决心出手收拾“金融风险”的决策关键所在——过去数次宏观调控的决策，都是因传统经济体系失速，以及外部风险爆发而被迫中断。

      所谓宏观经济“去杠杆”，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资产负债表收缩”，在这一收缩过程中如果没有新的增长动能支撑，内部投资的萎缩加上外部情绪的转换，很容易就会让有计划的“收缩”，变成一场失去控制的“溃散”。

      从这个意义而言，我相信海航们不会是下一个雷曼，但新的挑战与风险会来自何方，依然需要谨慎观察与继续守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