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时候我常怀感激之心，感谢我拥有的一切，有时候我坐在餐厅里吃饭时，会同服务生聊起来，问她每个月收入多少，能休息几天，住在哪里。这之后，除了同情之外，我的内心还产生了一些不太高级的情绪，例如隐隐的自得。在北京这种无论多富都不算富的城市里，我有一套自己的小房子住（虽然离天安门很远），有一份轻松的工作（虽然只够温饱），这让我的大脑空出很多闲暇的时间，它渴望精神上的交流。我有一些无所事事的朋友，但是显而易见，他们对小说、电影毫无兴趣，有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关心什么，或许是美食，或许是未来他们的钱袋会不会缩水，谁知道呢，他们不太喜欢音乐啦、绘画啦这一类事情。我有一个朋友，喜欢做木工活，他自己做了一些书柜书架和椅子什么的。有一天他带我去了顺义的一个大院子，那是几个木工爱好者租下来当基地的，这样这些木工爱好者便可以去那里做自己想做的东西，不用担心没工具，空间不够，或者吵到其他人。朋友在带我去的路上很兴奋，喋喋不休地给我讲他是怎么联系上这几个木工爱好者的，先是在某网站跟帖，然后互加微信，他相信这一切都是缘分。

大脑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有时候不受控制，不止是在醉酒时，光天化日之下，它也能产生一些非分之想。我的这位木匠朋友必定是把这次木工基地之旅想得过于美好，因此当他听说要在这里做木工活得收取不菲的费用时，一时有些恍惚。回来的路上我说起木工院子里的大狗真漂亮，朋友听了，点了点头：“他们也得生存不是？！”

有一次下班的路上，我实在找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题，于是给同行的同事讲了一个电影故事，期间还穿插讲解了关于导演导这部影片的一些想法，说得很投入，没注意到同事异样茫然的眼神。我想事事不能两全。我倒是有过几个热衷于看电影的朋友，其中一个不仅拿到了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毕业证，还在某不知名大学里教青年男女们如何编剧。遗憾的是，我俩对于电影的观点很少相同，或者说，相同的部分都被我俩略过了，我们只聊不一样的部分，为此争论不休，谁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她就是教条的学院派，压根没有自己的观点，不过是鹦鹉学舌照搬学校老师的东西，而她则认为我所说的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禁不住理论推敲，另外很多专业内幕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只需要知道影片拍得是否好看，导演当天是不是感冒咳嗽发烧与我无关。她有对牛弹琴的感觉，“隔行如隔山。”我俩谈崩了。这是常事儿。

与同事聊天就愉快多了，我跟他们说狮子座的人搞艺术的特别多，比如阿尔佛雷德.希区柯克，斯坦利.库布里克（《发条橙子》），克里斯托弗.诺兰（《盗梦空间》），罗曼.波兰斯基（《苦月亮》），詹姆斯.卡梅隆（《阿凡达》），还有成濑已喜男......太多了，让人痛快的是，我说这些的时候，同事们从来不反驳，只有一次，他们说：“你为什么不搞艺术呢？！”我想了半天才回答：“艺术是我的梦想，怎么能说搞就搞呢！”

2018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