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网址不再展示

奥数，为什么总是奥数？（1949-2019）

缩减版：

华罗庚在1956年就大声疾呼：“数学竞赛的工作会不会打乱学校的工作，会不会影响全面发展的原则呢？做的不好，是有可能的。”

但华罗庚先生警示的言辞如今没人听见。

奥数的狂热是每个人都想要的结果：国家借此选拔有创新力的人才，学校借此获取尖子生维持升学率，家长借此来实现保证子代教育质量并谋求阶级跃升——这是它提高效率的一面。

然而，奥数的狂热又带着某种原罪：国家还要保证教育资源的公平，学校不能变相搞小升初考试，家长对“奥数不拔尖就完蛋”的潜规则感到愤怒——这是它阻碍公平的一面。

华罗庚先生怕是怎么也想不到，他在1956年一手创办的中国数学竞赛，竟渐渐地异化成全国80%小学生每周花十几个小时才能应付的梦魇，以及每个家庭年度支出上的巨额数字。

奥数是如何一步步“异化”成这个样子的？

“一边倒，学得好”：1950-1978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骤然分为美苏两极。50-70年代，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前苏联一直在军工业方面领先美国。

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越战……纷飞的炮火只是美苏争霸的表面，在华盛顿、底特律、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指挥部与工业重镇中，一场“内功”的肉搏正在无声无息地进行：数学与计算机。

热火朝天的军备竞赛背后，实际是一路狂奔的数学竞赛。哪个阵营的青年能更好地抽象思考、迭代系统、处理大批信息，谁就能最终获胜。

美国花了20年时间，做了一场实验。

1960年代，他们大改中学生数学课本。

激进派怒喝：“我们的数学课除了定义和计算题，能不能学点有用的东西？！”

于是，能帮着造飞机和太空船的微积分、概率统计、逻辑学等被全面下放到中学。这在历史上称之为“新数学”运动。

这场运动自然引发了轩然大波。

保守派数学家在教育部会议上一脚踹开凳子，指着激进派的鼻尖痛骂：“你们这么搞，干不过苏联佬！那帮学生，连基本概念都不懂，拿头去思考？不过是一群高级产业脓包！”

十年后，在巨大的压力中，“新数学”运动被叫停。

面对一代青年被毁掉的基本功，保守派又引领美利坚走向另一条道路——“回归基础”。

于是，中学生们变本加厉地写了10年加减乘除运算题。

当美国在一路折腾时，苏联教育家柏拉基斯在《数学逻辑能力的培养》中写道，数学教学应该遵守以下四个原则：

1、严格保证学生理解每一个概念，具体到定义里的每一个字。

2、严格保证学生理解每一个定理、公式的成立条件与结论。

3、严格保证学生亲自证明过全部结论。

     教员在讲解中无论何时都不能违反这三个规则，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同学这方面能力的培养。

新中国早期的数学教学，跟随外交政策一起“一边倒”向苏联学习。

1957年，中国的《中学数学教学大纲（修订草案）》颁布，里面写道：

1、 中学数学最重要的就是教会基本概念和观念。

2、 除了教知识，更要教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极力避免让学生记忆大量的次要公式和法则的情况。

4、 必须培养学生使用算表、计算仪器、测量仪器和绘图仪器的技巧。

里面的每一条，都足以令我们汗颜。

那个年代的数学教学，在实践过程中也领先我们几个身位。

1953年，华罗庚跟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再次到苏联访问，苏联数学竞赛主办方握着他的手说，数学竞赛不是为了评奖，而是“引导青年人进入科学的最先一步，鼓舞青少年训练‘research ability’（研究能力）的起点”。

又历经几年筹划，1956年，我国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4个大城市举行了中学生数学竞赛。

华罗庚先生兴奋地在《数学通报》上欢呼：“中国即将拥有自己的数学竞赛协会了！”

当时的数学竞赛教什么？据一名亲历者回忆：“那时有一些数学家，如华罗庚先生，给我们开讲座。有的讲国外数学发展的动态，很有趣，有的讲数学公式和定理的推导。我们几乎不做难题，华罗庚先生还限制我们做题，说一旦考试等于模仿做过的题目，就失去了探究的价值。”

这批学生中，最后有一部分特别热爱数学的走上了专业道路，发展得非常好。

如果奥数这样下去，它不必成为全社会的焦虑，而只是一项有益于少部分天才的补充性教学活动。

然而，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奥数也就此变了模样。

国家要想实现这条东方巨龙经济、思想的迅速崛起，必须有大批高智力人才的供给。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寻找天才”的运动正式开始。

奥数竞赛就成为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选拔机制。

它从少部分天才的“加餐”，变成广大学子迫于选拔压力不得不吃下的“催熟饲料”。

当奥数从一种超凡的素质跌落为升学所必备的工具，这就宣告它必将走上“异化”的道路。

冲刺！IMO金牌：1978-1995

1983年，美国，来自中国的花季少年车晓东以满分成绩获得了第34届中学数学国际竞赛的冠军。境外媒体记者问道：“在中国学奥数，这么多年，你快乐吗？”

面对西方媒体略带挑衅的提问，车晓东昂首挺胸回复道：

“我开始跨入数学大门之时，我的祖国的科学环境刚好重生。我去听了几次特别有趣的科普讲座，还有关于科学家和神童的介绍，这让我特别渴望学习科学。虽然这要放弃很多玩耍的机会，一个人孤独地关上房门学习，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它和玩耍一样特别有趣！”

那是一个号召天才们纵情发展的时代，“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70年代末，在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科学、教育重获新生。

无数顶尖教授出于民族责任感，来到各大中学做科普讲座，甚至选拔合适的人才跟随自己提前学习。

1980年，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成立。

有了专业机构的支撑，我国的数学竞赛取得了飞速发展。

从省到各区县的各项赛事逐层铺开，学习奥数成了那个年代最时髦的事。

80年代中期，国内的数学竞赛初具规模。

这些在国内拿到金牌的青年学子们，也渐渐有了一个更加伟大的梦想：我们的数学并不比任何人差！我们要走出国门去，和美苏的同龄人试比高！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的金牌，就此成为中国人魂牵梦萦的下一个终点。

IMO

或许是由于数学与“信息”和“军事”这两个综合国力的指标密切相连，一直以来，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都是全世界规模、影响最大的学科竞赛活动。

1985年，我国第一次参与国际数学奥赛，只获得一枚铜牌。

1986年1月，中国第一届国际数学奥赛冬令营在南开大学开营，自此形成了“冬令营——国家集训队——国家队”的队员选拔模式。

这届国家队的目的，不仅仅是“展现我国学生对数学的热爱”。

它要肩负起两年前许海峰为祖国拿到奥运会首金一样的使命——中华民族不仅站起来了，还站得很高、很高！

在没有战争的年代，奥运会与奥赛，就是刺刀见红的战争。

在冬令营里，每个队员要做的很简单：凡是数学奥赛曾经涉及过的数学板块，必须统统学会，不准有丝毫漏洞。

那一年的国际数学奥赛，中国代表队获得3金、1银、1铜，直接跻身世界四强。

1990年，第31届国际数学奥赛在北京举行。

中国代表队以5金1银的彪悍成绩，成为全世界第一！

比赛后，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代表团成员，由新华社采写的队员故事被收入国家语文教材……

家家户户欢呼雀跃。

华罗庚金杯小学比赛的报名人数，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夺取金牌演变成政治任务，甚至有部门要求奥数代表队“像女排学习，拿下五连冠，迎双喜临门！”

1994年黄冈中学国际数学奥赛贡献了“2金2银1铜”的光辉战绩，70多家中央级媒体纷纷派专人从北京赶来黄冈采访。

新华社记者头一天晚上就写好通稿，第二天一早，“黄冈荣耀”响彻全国。

当晚校长曹衍清坐在电视前收看新闻联播，黄冈中学校庆是第五条，口播。

校史上又添了一个重磅时刻，接下来很多年的小升初和中招，又变得轻松了一大截。

而这个几个学生，都要被清华和北大抢着要了。

奥数金牌等于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各省教育局的奖金、保送清北复交的特权；

在全国奥赛获奖都足以“降到一本线录取”、被重点中学免试；

奥数金牌从国家级的任务变成各省教育局的政绩、各重点中学办学水平的标志、家长择校的主要参考……

进入90年代，一个孩子即使在小升初考试中成绩平平，但只要在数学竞赛上获了奖，都会受到重点中学的优先考虑。

之所以如此，一位中学校长的想法非常有代表性：“经过严格数学思维训练的学生，将来在学习中，尤其是理科课程的学习中会表现出较大的潜力。”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在92岁高龄时，为青少年数学爱好者题词：“数学好玩”。

“好玩”是陈省身对数学的切身感受。一旦数学与升学等功利因素脱钩，奥数便能回到本真的状态，能够吸引真正对数学有兴趣的学生参与。

但在校长们看来，“学校每年都要招生，也每年有人毕业。我要让这所学校一直活下去。”

明目张胆的作弊游戏：1995-2007

1992年8月，在加拿大举行的第七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上，有不少教育学者站出来反对奥数：“数学竞赛只面对少数天才，会不会忽视大多数人？过早的专业学习会不会妨碍青年的全面发展？竟赛题多为偏怪难题，与日常教学是否脱节？”

90年代中期，第一届少年班（1978年招生）的成员们步入中年，他们有的混得不错，挣钱的挣钱、读博的读博。但另一方面，这些神童们在情商和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逐渐爆发出来。

渐渐地，一种声音——“不超前才是健康成长”——开始逐渐唱响。

然而，就当奥数开始面对家长的反对与声讨时，国家一项意义重大、目标积极的教育改革——九年义务教育的普遍推行，却给奥数这把渐微的火种狠狠地续了一把命。

90年代末，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部门为了减轻学生家长的负担，取消小升初考试、实行就近入学政策。

可没了统一考试，重点学校还要选拔尖子生。

于是，奥数奖项作为“智商评级”的等价物，其重要性再度发酵。

历史的复杂性，在这个案例中被充分地体现。

从此，奥数不再是天才们为国争光的光荣使命，而是每个孩子为了能进入重点中学所必须作出的巨大努力。

取消小升初统一考试，却取消不了“选拔”的本质。

在追求“人上人”的路上，孩子和家长们踏上一条不归路，越走越远……

为了选拔尖子生，一些知名的公立中学，比如人大附中、实验中学、北京四中等等，率先建立起自己的“坑班”。

坑班一般从三四年级开始，每周上一次课，数语英都讲，每学期考一次试、重新排班。

一二班的学生可以高枕无忧，到六年级时，重点中学便会主动与他们签约。

尽管学校披着“全面发展”的幌子，讲数学、语文、英语三科，但在最终排名时，数学的权重远远超过50%，甚至达到80%以上。

主要因为数学无法准备、无法“套作”，能相对真实地选拔出顶尖的人才。

小学生们困惑地发现，学校每次课讲的都很简单，但是一考试就是连题目都读不懂的超难题。

以人大附中的华罗庚数学班为例，老师一个学期才讲一道“五星题”，然而大考时，几乎每一道题的难度都是四星级起步。

“为什么学校要这么干，就不能讲多难、考多难吗？”

实际上，这是中学在进行生源筛选时，所施行的一种“策略设计”。

数学这个学科的核心诉求，就是通过少量已知条件推导未知。数学纷繁复杂的定理、公式，都是数学家使用极简单的概念、公理，加以逻辑推导和计算得出的。

而对人进行教育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希望他能在复杂的现实情况下，利用好已知条件，解决眼前的问题。

而且，数学在锻炼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是最纯粹、最直接的。它不受到任何现象的干扰，只凭借最纯粹、最抽象的数与形，就能做到这一点。

既然数学考察的是人“利用少量已知解决未知”的能力，那各大中学怎么会“讲多少、考多少”呢，当然是“讲简单的，让学生举一反三，解决复杂问题”，并根据各自的表现来筛选出真正的人才。

学校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选拔出了“一班、二班”，

但那些“三班、六班、十二班”的家长并不愿就此善罢甘休。

因为，奥数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没有人是为了让孩子变成神童才学奥数的，家长想要的只是重点中学的名额。这完全是生存层面的血淋淋的竞争。

在想提分家长看来，学校“讲得简单、考得难”的策略设计，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把戏。

每个家长都觉得，“我家小孩只是没学过那个知识点，没做过那么难的题，如果他做过，那五星题他也一样做对！”

既然考试者和出题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且这种不对称会影响孩子是否进入重点中学，那么商业力量介入，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来谋取利益，便是很容易理解的事了。

奥数课外培训开始蓬勃发展。

学而思、巨人尖子班、精诚学校等机构，靠强大的教研能力和信息获取渠道，抹平了重点中学“考试”和“讲课”间的信息差。

抽屉原理、鸡兔同笼、数论、囚徒困境……这些极其复杂的中高等数学问题，被高薪聘请的数学名师甚至奥赛教练归纳、总结，再风趣幽默地讲授，让来上课的小学生记住了解决“典型题型”的套路，做题时套进去就好。

但事情的另一面在于，当奥数成为了“培训”，本质是解构了公立学校“利用少量已知解决未知”的考察策略，把数学思维的考察变成了题海战术。

可是家长却为这些机构叫好，

因为“我家小孩本来什么都不会，在学而思学了奥数，就考进了XX市重点，真的很感谢！”

当奥数培训的口碑传开后，小学生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周六，他们要去人大附中、北京四中的“坑班”，感受“讲得我都听得懂”的乐趣；

周日，他们还要去学而思、巨人学校等课外奥数班，体会什么是奥数真题的难度，并在老师指导下手把手做对原题和变式。

上过辅导班的孩子们做过典型真题，得奖的概率自然就大了。

当他们捧着奖状，走进重点中学的时候，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都倍感开心。

过去吃过的苦，成了“必经的牺牲”。

谁上过课外奥数课，谁就等于提前做过了考试的真题；

谁没上过、不知道有这种班、嫌太贵没报名，考试就天然吃亏，甚至一分都得不到。

甚至当时很多奥赛名师，就是重点奥数比赛的出题人。

无外乎有业内人称，奥数比赛运行的核心逻辑，就是“明目张胆的作弊！”

国家几度出手禁止奥数，北京、上海、武汉等“奥数”重地，教育局纷纷下重手惩治，然而成果寥寥。

既然重点中学招生时永远会问“你们家小孩奥数得没得过奖”，那家长们永远会寻找还在举办的知名奥数比赛、知名奥赛教练私下开的培训班。

至于培训机构，把“奥数班”换个名字，美其名曰“实验班”、“提优班”，其实“换汤不换药”，这都是最最简单的伎俩。

2007年，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在第四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痛批国内奥赛的畸形发展模式：

‘奥数’竞赛本身并没有坏处，但我们许多拿了金牌的学生，最后成就普遍不如国外的学生，原因就在于许多中学生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数学，在思维上没有创新。我希望中学生能花点时间去思考，尝试研究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数学课题，不仅仅是为了进入北大、清华或国外名校而整天做奥数题。

事实上，数学是做研究，研究的根本是找问题。奥数只训练做别人的题目，而不引导学生去找自己的题目，结果培养出来的金牌得主，学问狭窄，考试还行，思考没能力，在我这里甚至都不能毕业！

也正是在那一年，国家继续出手调控小升初政策。

原因是，国家为了给小学生减负，曾出手取消了小升初统一考试，结果市场上还有各项官办奥数竞赛给学生“变相考试”。

于是，国家延续减负的思维，解放童年，取缔一批奥数竞赛，加大筹码推行就近入学原则，原则上各校不得以择优录取的方式公开招生。

国家的本意不过是给小学生减负，然而在家长看来，各个中学的师资、条件、同学质量千差万别，就近入学，万一派位到附近最差的学校，孩子的一生不就毁了？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奥数为各报纸的社会新闻提供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素材，比如武汉市多次下发文件禁止小学奥赛，但每年报名人数还在增多，年年突破一万人；比如北京市的迎春杯、希望杯被逐步叫停，商业机构主办的“学而思杯”、“巨人杯”奖项也成了中学招生时的有利参考；上海有学者发布调查说，自08-13年来，小学生家庭人均奥数花销从5800元上涨到8400元……

乱象一直继续，一直到2018年，史上最严格的“禁奥令”来袭。这次好像是真的禁掉了，连好未来集团也被迫转型，发力大语文、新英语，向政策示好。

谁也没想到，奥数没了，小升初却更乱了。

迷茫的家长：2018-至今

禁奥令以来，五六年级的家长们更是方寸大乱。

“今年的小升初靠什么招生啊？怎么各个学校连什么时候开放日都含混其词的？”

在过去，奥数就像是一场赌博的头等奖、一块古人梦寐以求的免死金牌。

每个人心里至少有个念想——万一我家小孩得了奥数大奖呢？

尽管它如此难以获得，但它摆在那里，就会让无数人前赴后继地行动起来。

其实不只有奥数，十年前，公共英语三级的证书、连续几年春蕾杯的一等奖、北京科普英语的一等奖证书，都很困难，但都能起到同样的“绿卡”效果。

家长们知晓了这些潜规则，便驱使着孩子朝这些证书有条不紊地努力着。

没成功，也只能自认倒霉。

规则困难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规则不公开、不透明。面对这种事，普通人只能靠脑补。

家长们实际关切的，其实是小升初招生政策的透明度问题。

明明小升初存在选拔，明明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间存在巨大的差值，那采用就近入学的方法势必难以服众。

然而，如果允许小升初考试的完全竞争，又会让小学生们陷入无休止的超前学习与考试中去……

奥数“死了”，“活过来”的新生事物里，有“数学逻辑”和“数理思维”。

在这个看起来更“素质化”的时代，面对低年级（3年级以下）的学生教教数学思维是件“政治正确”的事情。

然而，当这帮孩子进入五六年级，也要面临小升初的各项“隐性考试”时，大多数“数理思维班”便摇身一变，和家长商量，还是做题对提分效率来得高。然后，一切照旧。

1985年，著名艺术家、作家刘索拉发表了一篇小说《你别无选择》。“你别无选择”，这个书名从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奥数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根本原因。

奥数早已不是少量天才拓展自我的游戏，而成为每个平凡孩子为了跻身重点中学，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尽管国家希望“减负”，取消小升初阶段的所有考试。

但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实，让中国家庭无法接受“就近派位”这种无异于“自然死亡”的结果。

重点中学也不可能满足于“就近入学”，势必要储备属于自己的王牌尖子生。

国家、中学、培训机构、家长，每个主体都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理性决策。

结果，在中国教育这个如此复杂而巨大的体系下，各个主体的利益却彼此缠绕在一起，甚至南辕北辙，这也塑造了奥数如今“不禁真不行、禁了也尴尬”的局面。

另一个引人深思的事实是：自1990年以来，中国奥数代表队前后十几次捧得第一名佳绩，已经成为IMO当之无愧的获奖大户。

但是，相比于拿奖路上的“满腔热血”，这二十年来中国对于世界数学发展的贡献，或许也只是“一地鸡毛”罢？

部分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摘录

2、黄子云：《华罗庚诗作轶事》

3、程黎：《北京市中小学生数学补习的影响因素分析》

4、温和群：《变式训练在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5、刘芳：《小学奥林匹克数学培训中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

6、李红梅：《中国奥林匹克数学教育发展现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