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北京实行禁放鞭炮后，更没什么年味儿了。不过我心里倒并不反感禁放，一是北京的空气已经够污浊的了，禁不住雪上加霜；二是有了娃娃之后，总怕娃娃被突如其来的炮竹炸伤。我小时候每年寒假前，学校的大喇叭广播里都要说几遍关于春节放炮安全的事儿，就跟暑假前必定要说别去游野泳一样。我是个胆小的孩子，所以这种广播对我非常有威慑力。小时候我的邻居韩英敢放二踢脚，可是我只敢放小鞭和呲花，每次放小鞭也是因为韩英在旁边，我不得不壮起胆子装没事人。我妈妈单位有一个阿姨，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右手只有一个大拇指和一个蜷着的肉球，那是她小时候和她哥哥一起放鞭炮时弄的。当时她哥哥让她拿着炮竹，她哥哥来点捻，点完后她扔晚了。

从前过年时的炮竹给我印象最深，从大年三十下午开始，就零星有人开始放炮，等到晚上十点开始，就炮竹声不断，零点到达高潮。我家是两个女孩儿，因此买的鞭炮特别少，一般都是买一些手持花炮。晚上大家坐在沙发里看春节联欢晚会，很多年都是如此，其中有几年我青春期的时候，大年三十晚上想溜出去玩儿，都被严厉禁止，但是吃完年夜饭后，在大家开始聚精会神看春晚时，我请求出去跟同学放一会儿鞭炮，我父母常犹豫着答应了。我当然没去放鞭炮，而是跑去别人家里看人家打麻将，都是挂赌的。我记得有一次是去一间平房，我们从院子后门进去，屋子不大，没有大人，但是乌烟瘴气的，男男女女都在抽烟，我也装模做样要了一支点上。可是我打小就显得比实际年龄小，上高中时常被人当做初中生，于是牌桌上的一个岁数大些的男孩儿瞟了我一眼后，对带我来的朋友说：“别让她抽烟，跟个雏儿似的。”这话让我很受伤。后来我就再没去过那人家里看他们打麻将牌了。

初一到十五，外面鞭炮也不断，但都是零零星星的，有好几次午后人很少的时候，我在街上走，突然冷不丁不知从哪扔出来一个小鞭儿在我面前炸响，把人吓一跳。那时候我喜欢春节有几大原因，一是有好吃的，家里总会做一些平日里吃不到的荤腥，比如排骨和大虾。我家人口少，吃得不多，因此能攒下些肉票。我爸做红烧排骨的手艺非常不一般，如今我也吃过不少家馆子了，但是没有一家的红烧排骨能赶上我爸的手艺，他做的排骨肉质鲜嫩入味，咸中带一点儿甜，好吃得不得了。有几次我的同学在我家吃饭，正赶上我爸做排骨，多少年后，同学还津津乐道。

喜欢春节的另一个原因是能有零用钱花。我家在北京没有亲戚，压岁钱就指着我父母，他们一般都给得比较多。每年寒假一开学，小朋友们就会比谁得的压岁钱多，我记得有一个同学，他家里亲戚多，得了不少压岁钱，很得意地向我们炫耀，我一问，还没有我的压岁钱多呢。亲戚虽然多，每人给的都少，不过几块钱。不知道别人的零花钱都花在哪儿，我只有两大用途，一是买零食，二是买书。不过鉴于压岁钱有限，不论是零食还是书，我都选择量大价优的，比如零食我选择瓜子花生话梅糖，书呢，我拣厚而价低的买。有一阵子电视台刚播完《诽谤》，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引进的第一部墨西哥电视连续剧，我看过几集，只记得颇长。有一天大概是大年初三，我和同学溜达到北下关，在那儿看见一个书摊，我挑来拣去，就这本叫《诽谤》的剧本最厚最便宜，便兴冲冲买了回来。这本书没看几页就扔一边了，但这钱也不算白花，因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以后买书，不能光看厚薄。

2019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