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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手术刀怎样割牛——评《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看手术刀怎样割牛——评《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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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解牛”中的那位屠宰匠人，俨然是一位艺术家——其“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路履，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豁然,莫不中音。”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手握利刃，眼透牛身，能够“以无厚入有间”。儿时读此，印象深刻，竟能过目不忘。
这一次，在乐山兄主编的《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中，
我仿佛又观赏了一次“庖丁解牛”——表演者是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学人，拿的是理论的手术刀，分解的是中国大陆上近年来甚嚣尘上的一股社会思潮，叫“狭隘民族主义”。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倍受关注。它喜欢拿国家、民族的名义说事儿，俨然以民族整体的代言人自居，似乎特别警惕于任一事件（主要是涉及国际关系的事件）对“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的伤害，其极端者往往以此为由提出十分激烈的主张，甚至公开宣称要以本国本族的利害得失作为首要的或唯一的是非标准，要把一国一族的追求置于一切目标之上，号召本族人民奉此标准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用以睥睨世界、挑战全球。
对此稍加思索，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不妨用秦晖对“文化冲突论”所作的描绘来表达：“亨廷顿挥舞‘西方文明’的大旗而夸张‘东方威胁’，此岸的批判者则挥舞‘东方文明’的大旗夸张‘西方威胁’，双方所持之文化不相容，文化必冲突的逻辑却如出一辙。”（见秦著《“制度碰撞”与“文化交融”——全球化中的两种景观》）。如果这个世界上，几个相对强大的民族都持类似的“民族主义”观点（更不用假设所有的民族了），那就势必出现如萧功秦所说的“鹰鹰相激、鸽鸽受困的恶性互动过程”（见萧著《我为什么反对激进民族主义》），这样一来，还会安宁吗？——由此可见，这种“民族主义”主张在逻辑上的荒唐、其经不起稍微认真一点的追问，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一个血脉贲张、乐于夸示和表演自己的“爱国情结”的“民族主义者”那里，这样的追问和推敲，却似乎被置若罔闻。何以如此呢？
诚如许纪霖所言：“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传统徒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躯壳……不少党派、社会集团和知识分子都企图以某种东西去填补这一空洞……不是以某一党派的特殊利益冒充民族的普遍利益，就是一厢情愿地以古代的文化认同替代现代的政治认同。”（见许著《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 说到底，就是有人在假“民族主义”的名义，在看似堂而皇之、实则空无一物的旗号下，在进行别有用心的拨弄；刘军宁更说得一针见血：“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见刘著《民族主义四面观》）。无论是回溯那些并不遥远的历史，还是审视就在我们身边喧嚣的现实，我们都不能不惊佩于学者们的犀利目光和深刻洞见：所谓“民族主义思潮”，就是权威的拨弄和大众的迷狂交媾而成的产物，说到底是一种社会病。
但在中国大陆，以排外、仇外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义”思潮，近年来却长盛不衰，从“5·8大游行”、“9·11争论”、“中美撞机”等事件，直到去年的“西北大学辱华案”、“珠海买春案”和新近发生的“赵燕被殴”事件，都能发现它对国人心态的巨大影响，真是来势凶猛，裹挟甚众，经久不率，气壮如牛。
一堆斯文闪亮的“手术刀”，围着这样一只风头十足的蛮牛，显然是一个很抢眼球的场面：）
我首先想到的是：将当前中国大陆上的这股思潮指认为“狭隘民族主义”，人家肯定是不认的——只要稍有理智，哪一个中国人愿意被冠以“狭隘”二字呢——无论它后面跟的是什么“主义”？而用这样的形容词给论敌作定语，也不免略有“扣帽子”之嫌。对这个疑问，罗厚立在其《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文中，援引了胡适先生的说法替我作了回答：“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而顾昕先生则在《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一文中，转述了伯林的如下一中区分：民族主义有进攻性和非进攻性的，前者“在狂热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除之而后快。”
再看“中国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 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的作者）怎样表白他的“民族主义”——“（中国人）要向美国学习，引进民主，就得领会人家的内涵，学习那股子霸气”，一旦取而代之，“我们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法律”，“我们的利益就是全人类的最高利益”；《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则鼓吹说：世界上一切解放运动和进步，“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惟有中国的外交是绝无仅有的具有崇高道德风范和正义精神。”而《超限战》的作者则公开宣称：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要“抛弃关于战争的一切条条框框，打一场‘不受任何约束的战争’。”
——对照胡适先生所说的三个方面，对照伯林所做的阐释，我们不难为中国眼下的这股“民族主义思潮”定位了：尽管它东奔西跑活蹦乱跳，却实实在在是一头“病牛”。
那么， 在“最浅的排外”和“进攻性”的病态后面，是不是有着什么深刻的、理性的内核呢？是不是因为——如当代中国大陆上的“民族主义”代言人们所表白的——他们的主张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根本、最迫切的利益而又不被理解，才在痛心疾首中有点失态呢？对此，许纪霖分析说：“近代以来，中国并不缺少民族主义的价值符号和文化象征，所真正匮乏的倒是实质性的政治内容，特别是具有现代化元素的、拥有公共利益的政治内容。”（摘自前述许文） 而葛红兵更明确地指出：“将一个民族抽象地看成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仿佛只要是属于一个民族，人们的利益就是一致的、同一的，人们就拥有一致的风俗、一致的信仰、一致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谎言。”（见葛著《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视野与当代中国的认同障碍》）——想一想“说不”的人们在政治诉求方面的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想一想下岗待业的国企工人和卷款外逃的贪官污吏之间的“利益差别”，看一看我们身边此起彼伏、日渐惊心动魄的阶层分野、行业冲突和各种社会矛盾，我们愿意相信谁的话呢？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多喜欢将自己置身于“爱国主义”的光环之下，王小东就公开声称：他的“民族主义”根源于爱国主义情结。对此，肖雪慧以一篇《爱国主义辨析》将这个看似神圣的光环做了有效的解构，她指出：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有许多种，“最常见的一种是官方的爱国主义。它直接派生于‘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并对这一原则作了绝妙的诠释：爱权势者之所爱，攻权势者之所恨。”她还援引托克维尔对爱国主义所做的区分，说明这样的“爱国主义”并不新鲜，是早已有之的“把国家人格化，视君主为国家化身”的“本能的爱国主义”，对此，托氏早就论述过：“这是一种轻率的激情，风行于旧秩序尚未受到怀疑之时。”如今，波旁一类的王朝在中国已经臭不可闻了，但“官家”还在，“旨意”常新，“官方爱国主义”不仅没有任何风险，而且往往能以表演而沽名钓誉、媚俗获利——对此，我们不是仍在时常见识着吗？
《超限战》的作者们宣称：只有用不遵守任何规则的“超限战”，中国才能有效地威慑敌国，保护自己，所以他们那看似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战略”，其实是中华民族求存的必需。对此，陈大白在《民族主义的中国道路》一文中旁征博引，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最后结论：如果这样的“民族主义”得势，它所面对的肯定是以美日伙伴关系为核心的周边国家的反华大联盟。而历史研究出身的秦晖，则为我们仔细梳理了巴尔干半岛上民族冲突的由来，并分析了它后来恶化的原因，指出：正是奉行“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所谓“米洛舍维奇狂飙”，直接激化了为铁托时期的民族包容政策缓和了的民族矛盾，造成了南斯拉夫解体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流血冲突（见秦著《民族主义：双刃剑下的血腥悲剧》）。李慎之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中说得更加明白：“我们也可以作一断语，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振兴，如果走的是沙文主义的路子，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
如果这些理论的言说还不能使人警醒，我们不妨向“超限战”论者们提交一点历史的记忆——上世纪之初，北京城里杀德国驻华公使、围攻各国使馆，倒的确让“清流”和义和团们有了好多天的扬眉吐气，然而很遗憾：它的尾声是国都沦陷，血流成河，刚毅、徐桐们也“奉旨归天”去了。
…… ……
上述各篇引文，均出自《潜流》,细细读来，如坐春风。象这样清晰明快的论述，还涉及《撞机事件与国际法》（杨支柱）、《主权和人权的历史和法理学反思》（陈弘毅）、《制度碰撞与文化交流》（秦晖）等一系列理论问题，通过这样的条分缕析，“狭隘民族主义”于是穿帮现眼，病灶横陈。
刚读《潜流》时，我有一个疑问：既然明知道“狭隘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产物，而常识又在在提醒着我们：理性的缰绳永远也不可能驾驭情绪的烈马，那么，学者们如此不厌其烦地运用知识、逻辑去诉诸理性的批判，对着这头蛮牛挥舞手术刀，会起作用吗？除了表现自己以学为业的气质性本能、并由此而履行着为社会提供理性言说的知识分子天职之外，它对我们的意义何在呢？读完全书，我逐渐领悟：在一本书中让一流学者各抒己见，既能充分揭示这个“社会病”的诸多症状，又能为读者免去搜罗之苦，在集中阅读中浓缩思考、多方受益。学者们并不是社会病的“大夫”，既不可能以政治手段或现实利益的调整去平息拨弄，也不可能用自己的激情和义愤去面对迷狂。面对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在长期运行中交合而成的现实，无论学者们多么地热心快肠，想贴近实践挽救苍生，他们其实没有手到病除的功夫，不可能凭着理论的言说就妙手回春。他们也不过是“庖丁”一样的艺术家，或者说很象是一群生物化学家或病理专家在进行一次理论会诊：他们那“以无厚入有间”的手术刀，在分解剔剥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切片取样，其功效在于确认病症、找出病因，至于治病救人，那是大夫们的事。乐山兄为本书取的副标题是“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和反思”，由此既可见出编辑的用心良苦，也不失为清醒准确的定位。
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些“批判的武器”是在凌空蹈虚。中华文明的明显缺陷之一，就是历来不重视清晰、深入的理论言说，甚至不愿意承认明确指认问题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价值，只要不是火烧眉毛的逼促或立等可取的获利，我们就不愿意用思考来焦灼自己。流风所及，我们习惯于含含糊糊、得过且过，以“事情复杂”的感叹来代替剥皮剔骨的认真，用“大道不言”的狂妄来掩饰“说不清楚”的尴尬，再用“难得糊涂”的自欺掩饰分析能力的贫乏，以“怕也未必”的造作挤兑条分缕析的努力。而这样一来，在泼掉机械、肤浅、片面等等常见的思维弊病这些脏水的同时，也把逻辑思维能力这个“孩子”倒出去了。有鉴于此，我倒宁可多接触一些似乎难见速效的分析和或有偏失的阐述，它们起码可以让我从问题之河的混浊水流中摸到一块暂可安身的石头吧？《潜流》中的许多论述，也未必不可商榷，但它总比一阵漫无边际的指责、一阵呼天抢地的口号、一阵捶胸顿足的表演，令人获益更多。作为尚未迷狂、至少是病症尚轻的健康人，听一听专家们的分析和批评，看一看取样活检的结论，掂一掂那些甚嚣尘上似乎能左右风气的“风言风语”究竟有什么斤两，通过这些清晰精准、言说中肯、鞭擗入里、援例警策的文字，见识一下思想的手术刀，揣摩那社会的迷乱何以形成， 进而思考在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如何有效地防疫，不也是很有意义的吗？
从这个角度审视《潜流》，我又感到一个莫大的遗憾。如前所述，我们理解学者们的特质和局限，并不要求他们将疯牛变成宁馨儿，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对学者们多一分期待，希望他们将锋利无比的手术刀在病体身上剖划之后，也更进一步指向病因、指向“拨弄”和“迷狂”的由来和根源呢？作为“一本迟到的、所幸它终于来了”（余世存先生的评价）的书，作为“戳穿热闹背后的空洞”（笑蜀先生的评价）的一个开始，本书长约30万字，辑录了28篇一流学者的宏文，几乎囊括了当今自由主义理论界的全部精英，而其中涉及病因分析的文字却寥寥无几，读来很不解渴。——那“拨弄”是出于什么目的、有哪些典型的手段？那“迷狂”是基于怎样的文化基因或心理素质、是在什么样的“无意识受动”中产生病变的？诱使它上当受骗或感染病毒的媒介又是什么？——毕竟，了解疾病的症状并不足以使人们免疫，作为愿意对世相略加思考的非专业人员，如何提高抵抗力、确保自己或亲友们在瘟疫发作时得以远害全身，才是他们最想从专家那里得到的东西。我们的“手术刀”本来就略嫌失之轻巧，如果再放过了这些急务，其份量恐怕更要打折扣了。对此，不知是我们的人文学者们有所疏忽，还是乐山兄编选本书时顾此失彼了呢？
好在乐山兄说了：“本书只是一个开始。”那就让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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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9-01 15:0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