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下来，我的父母就是双职工，母亲的产假很少，而且她要上夜班。父亲的工作单位很远，经常一周才能回来一次。母亲的婆媳关系非常不好，奶奶没有帮她带孩子就回老家了。幸好有邻居的老人帮忙。那个年代不能丢工作，虽然工资不高，可是起码有个正经事儿。

我家住在一个很古老的镇子上，从前河岸都是农田，水域很广，码头上的船只来来往往。邻居有位老人深居简出，我始终叫她姥姥，老人也有几个女儿，她最小的女儿就是跳河死的。母亲很少和我讲这些事，我只是听人说起来礼貌的问问。

母亲从年轻时就经常和我说，我从襁褓之中就住在这个姥姥家里。在我小的时候，母亲未老，姥姥未病，我们三个胜似亲人。姥姥是在教会长大的孤儿，有坚定的信仰，充满了温暖和希望，就像《小红帽》里被大灰狼吃掉的姥姥。我记得姥姥的屋子不大，在客厅和卧室的高处挂着两幅圣像，小时候我经常会呆呆地仰头看，问姥姥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姥姥每周要去礼拜，她从教会拿少儿画册给我看，也许是怕弄坏了，还包了白色的书皮。那时候我知道，伊甸园里有撒旦和蛇，可是我没看见亚当和夏娃。除了礼拜，姥姥的行动都是受限制的，也许是因为她的女儿们都很优秀。可是姥姥那时候听说母亲带我有困难，主动把我接到她家喂养，母亲说这种恩情不能忘。

因为住的近，连我家的猫都知道我们一出门就是去姥姥家，只要母亲一锁门，它总是能先一步到，从半掩着的门缝里钻进去。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很多话说，姥姥有时候哈哈大笑，母亲也会笑起来。有时候，特别是夜晚来临，我们三个人听着磁带里讲天主（耶稣）显圣，我只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在这时候姥姥就会低声和母亲说些什么。

姥姥家虽然占地方不大，可是有一间和卧室一样大的厨房，这里总有许多好吃的。在我都长的很高了，姥姥听母亲说我喜欢吃外面的煎饼。她就和我说不要我去外面吃东西，她也不知道怎样做煎饼，就磨了绿豆面和小米面，用饼铛煎一煎。那时候我已经知道盛情难却，因为我不是姥姥的亲外孙女，姥姥也有自己的亲人。

我的叛逆期来的比较早，好在熬到了小学五六年级。姥姥安排我认识她家的亲戚，这个女孩住在南城，比我大一岁。那时候我们开始写信，她总是寄五颜六色的贴画给我。我很珍惜，贴画亮闪闪的，太漂亮了都不知道用在哪里，我都收起来，又不知回寄什么东西给她。我总是记得别人对我的好，却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对待别人的——我确实已经记不得寄过什么东西给她了。

后来姥姥73岁那年病了，不能说话，在床上躺了半年就去世了。因为传染，我只去姥姥家看过她一次。她瘦瘦的，只有肚子很大。姥姥去世的时候是一个黎明，早上五点钟，有人来叫母亲，说姥姥走了。我也醒了流了一滴眼泪。母亲赶忙过去帮忙。

姥姥走了以后，很久，屋子里的陈设都没有变。每次路过那扇我曾推开过无数次的绿色的大铁门，我的心里都十分难过。这种哀伤的空气成年累月，笼罩着我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