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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版主，为什么把我有关性（严肃的）贴子删了，这可是国内极严肃报上的问题，题目是：中产阶级的性萧条
中产阶级的“性萧条”
唐学鹏
给这个专栏定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它决不是某种“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愚蒙跟随者，它更多地关心原本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话题的经济行为，因为它想讨好那些对CPI等僵硬的经济指标失去耐性的人们，它想取悦那些靠直觉思考的并不过分实际的人们。当然，它不可避免地会不断制造出新的语言陷阱和语义增殖，它将对长期流行的简约主义经济专栏犯禁，因为它从不认为一条规律和三招二式的缰绳可以奴役全人类的世情百态。它希望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的，它渴求栽培，企盼着瞬间共鸣。即使，最终，它只能与读者达成一种幸运的若即若离，也希望它在报纸的版面上不是可有可无。
让论文充满欲望，或者让学术能够调情。这几乎是我最高级的一种念头和志向的消遣。让过瘾的幻想披上学术的礼服，流动的情色转换为枯燥的数字操练，百般赞美的爱情在人性的悬崖上做惊险的模型（设计）扮相，让突如其来的性欲接受边沁主义的严酷考验；鼓励严谨的经济学者撰写一份性学报告，把光鲜的床帷生活打上了统计学的印章，让灵动的隐秘归位为成本收益原则的奴隶。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智力和阅读上的双重享受，即使它没有掐中科学的死穴，即使它在含糊和零碎中对真实进行一种无奈的逼近。
在我最近有限的阅读中，英国沃里克大学DavidG.Blanchflower和AndrewJ.Oswald在（今年5月）发表的论文《金钱，性和快乐》（Money，Sex andHappiness：An Empirical Study）就是这么一种尝试，一种富有趣味的先驱性尝试。我不得不说，在我读这篇简短的论文过程中，笑声不断。
Blanchflower说，他的这份研究报告综合了16000美国成年人的性问卷调查（男女各占一半，不包含性工作者）。他的这个做法让我想到了著名的社会学者Edward Laumann，他提倡一种大密度的性调查，这种大规模的调查只是来验证几个大而化之的问题，Edward Laumann说，这可以提高问题验证的精确性。也是，如果像性学报告那样充满着假哄哄的问题意识，而实际上侧重于细节的勾勒和隐私的宣泄。导致详尽的调查被当作隐秘的文本来读，是不妥的，是科学对文学一次风骚的痉挛。
反《欲望都市》的结论
《金钱，性和快乐》探讨的是金钱、性和快乐的简单关系。一般来说，我们不加思索地认为，钱和性都是好东西，快乐多多。不过，Blanchflower采用了经济学主流的快乐测度方法（想一想Easterlin 2001；Frey，Stutzer 2002的工作，“快乐”定义是：对自己的生活的满意程度数值，如Veenhoven 1991，1993.功利主义的测量方式则由Daniel Kahneman的心理记忆法来展示）后得出一个带有割裂感的结论：钱不能带来太多的快乐，赚钱多的人性趣淡然，而且性伙伴日渐稀少，性活动日渐停止。而性活动在人类所有的活动中，对快乐数值贡献最大。我记得，Daniel Kahneman（就是那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在2003年也做过一个类似的调查，用他的心理记忆法勾勒了1000名劳动妇女的内心处境。Daniel Kahneman说，在性、工作、旅游、生育等19种个人活动中，性带来的快乐最多（同样做这方面工作的还有Alan Krueger，David Schkade，Norbert Schwarz和Arthur Stone）。Blanchflower发展了随后的考察。他也证明了性占快乐的“大头”，他还进一步指出，钱无助于快乐，钱不能带来更多的性。于是，钱和性，性和快乐呈现出一种相反的关系。
我不得不表达自己的某种怀疑，这也许是美国性保守势力赞助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同最近美国流行的电视剧《欲望都市》截然相反。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理解里，有钱人能找到的姑娘肯定比无产阶级多一些，漂亮一些。性活动也是种正常的消费模式，钱多而质高，质高而快乐，这是逻辑的自然伸展。
Blanchflower用他的统计法和快乐测度飞快地割裂了我们的逻辑。
《金钱，性和快乐》里布满了庞杂的数据结论，以及一些乖张的解释。有点让人目不暇接的意思。Blanchflower说，“美国人在性生活上陷入了一种集体主义吹牛。”根据他的论文，美国人所享受的性生活和性频率要比电视和电影里少得多，美国的国民性产值也不像想象得那样庞大。
《金钱，性和快乐》的调查结论显示：美国成年人的性生活次数是每月2－3次。其中，年纪小于40岁的青年人平均是一个星期一次性生活，在这个年龄组中有10％的人宣称自己一个星期4次（他们大约占全美国人口的6％，不过在这个年龄组中也有22％的人说自己没有性生活），但是，Blanchflower对这些人有点怀疑，因为问卷显示，这10％的人的体质在样本中并不是最棒的，“也许他们在性功能上的虚荣心是最棒的。”Blanchflower评论说，“做性调查最苦恼的是，总有人撒谎，他们仅仅就是为了面子。”Blanchflower说，尽管自己做了一些纠偏，但是，他认为，由于撒谎源太过分散，不好归类，所以一些统计的错误“是一种天生和固有的。”
有趣的是，Blanchflower的数据显示，40岁以上的女人的平均性生活次数是一个月一次，但是40岁以上的老男人说自己性生活次数是一个月3次左右，有趣的是，Blanchflower的数据显示，40岁以上的女人的平均性生活次数是一个月一次，但是40岁以上的老男人说自己性生活次数是一个月3次左右，有趣的是，Blanchflower的数据显示，40岁以上的女人的平均性生活次数是一个月一次，但是40岁以上的老男人说自己性生活次数是一个月3次左右，假设我们认为，作为群体而言，他们是基本诚实的话，没有对自己性功能夸大其词的话，那么就意味着40岁以上年龄组的“性溢出”：这些老男人是否找年轻女人过性生活？当然，从经济财富效应角度看，老男人找到年青姑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Blanchflower的数据又表明，在40岁以下的男女组样本问卷中，他们的性生活次数是大致相等的。也就是说，如果严格按照性生活一来一往的会计等式，老男人声称的多出的性次数在这个等式中是冗余的，只存在唯一的推导：那就是需要性工作者来平衡他们的性冗余。
性工作者在性生活等式中一直保持着一个平衡量的角色，而且她们需要平衡的缺口越来越大。Edward Laumann最近领导的芝加哥城市性调查，也发现了这种缺口的豁大。试想一下中国，我们的男女人口比例是120：100，就像《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文章里说的，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光棍之国，3000万男性找不到老婆。尽管有学者胡扯什么年龄组流动平衡法则，不存在3000万光棍的现象，来否定这篇文章的远视。但是，我们宁愿相信3000万男性的荷尔蒙分泌难以在正常的家庭结构中得以消弭。可以想象，家庭价值将在性保守的回潮反思下得到更严厉的宣扬和伸张，我相信，不久以后，单身男士在劳动力市场将获得社会潜在的歧视，同结婚男士相比。
求解性效用最大化Blanchflower用快乐测度法发现，带来最大快乐的性伙伴人数应该是1人，也就是说，在某一段时间在性上对一个人忠诚是效用最大化的事。在他的16000人问卷调查中，有3／4的人说，自己在去年一整年只拥有一个固定的性伙伴。在1人制性伙伴人群中，40岁以下的女人占该年龄组的84％，而40岁以下的男人占该年龄组的74％。40岁以上的女人占她们年龄组的96％，40岁以上的男人占年龄组的89％。1人制的确是主流配置。
《金钱，性和快乐》还有很多惊鸿一瞥的观察，比如在Blanchflower的样本中，2.6％的男人透露自己有男性性伙伴，1.5％的女人说自己有女性性伙伴。另外还有0.5％的男人和0.5％的女人说自己是双性恋。Blanchflower在随后的一次演讲中，认为，男性的性趋向要比女性复杂得多，所以男同性恋的比例要比女同性恋高得多，因为男人和男人的交往密度和强度要高于女人和女人的交往，尽管女人会经常心怀鬼胎地邀请自己的闺中女友逛街。实际上，男人和男人更容易达成一种情感上的深度，他们管这叫“爱”。
同时，论文也发现这样一种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即受教育越高的人性生活越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体力上出现什么问题，他们花在性方面的财富增量呈递减趋势，他们的注意力和寻求快乐的方向已经转移到其他方面，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最简单最便宜的性已经成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昂贵品。
Blanchflower说，“双性恋和同性恋的性生活相对异性恋来说是非常少的。”根据他“性是重要的快乐之源”的论断，双性恋和同性恋这些不符合社会纲常的性组合理应比异性恋得到的快乐要少得多。Blanchflower承认，他的研究结果同婚前性保守主义是一致的，他说，“钱虽然可以购买一些商业上的性，但是购买者并不快乐，嫖妓的人事后完毕都有很强烈的沮丧感，而且还患上一些心理负担。”
在平衡性等式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妓女在人生快感方程上得到了贬抑，它来自于科学抑或道德？还是Blanchflower不得不屈从社会观念的快乐测度？
《金钱，性和快乐》试图给各种行为贴上价格的标签，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愚蠢的效用论数值化的复活。比如，Blanchflower说，结婚夫妇的性生活次数远远超过单身男女（包括同居），而且夫妇会比男女朋友更快乐满足积极向上，“结婚人的快乐超出值大约相当于单身者一年增加10万收入的喜悦，而离婚的快乐损失值大约是6.6万美元。如果你把你的性生活从一个月一次提高到一个星期一次，那么就像你的银行帐户多出5万美元般的喜悦。”Blanchflower说，“必须说明，我们的数据分析是含糊和大概的，而且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但是我们力图表现这种快乐的效用的重大差别。”
Blanchflower表达了对实验派行为经济学家的不满，认为，他们忽略了这样重大的课题，而且“他们已经善于排斥这样重大的话题，只把眼光放在一些简短的，自相矛盾的，集体主义化的不重要的问题上，比如拍卖和竞争性报价”。相反，他所研究的话题需要更多的个人主义式的细节，民间涌动的历史资料和跨文化分析，“我们取得政府的研究经费相当困难，实际上，我已经对此不抱希望。”
很难猜度如果Blanchflower凶猛推进他的课题，那么他的研究会呈现怎样的模样？人们总期待那些富有想象力和脑力冲击的研究，即使阅读的过程中获得其他形式的快感增值。就像我最近读到的《精子战争》一书，作者用骇人听闻的男女性关系实验室化，获得了一些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洞见：女人身体是非常理性的，她在接纳强壮的精子方面有着市井妇女般的斤斤计较。而男人和男人的精子在争取同一个受精卵方面是相互敌视的，80％的精子的任务不是跑上前去受孕而是去杀死别的男人的精子，控制流入子宫颈的制高点。
我喜欢类似的学术，它带来快乐，深重而会心的快乐，即使它是某种心照不宣的话题禁忌，即使会被所谓的正人君子骂作是意淫。
有趣的是，Blanchflower的数据显示，40岁以上的女人的平均性生活次数是一个月一次，但是40岁以上的老男人说自己性生活次数是一个月3次左右，有趣的是，Blanchflower的数据显示，40岁以上的女人的平均性生活次数是一个月一次，但是40岁以上的老男人说自己性生活次数是一个月3次左右，有趣的是，Blanchflower的数据显示，40岁以上的女人的平均性生活次数是一个月一次，但是40岁以上的老男人说自己性生活次数是一个月3次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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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9-20 14:2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