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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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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打工: 两次被炒鱿鱼的经历
期末考试结束后的那个周末,我彻底地放松了一天。先去自由女神岛游玩,在中国城吃了中饭,接着进了中城的一家电影院。坐在回家的地铁里,来美半年多的生活一幕幕地在脑海里浮现,最初两月手头的拮据及找房子跑手续的奔波,第一个月里完成的调研报告,老板限期5个月完成的研究课题,4门课程的作业考试,博士资格考试,这一切都过去了,想想不禁有了几分得意。

这是我来美后的第一个暑假。最初一周,日子过得单纯安宁,每天清晨起来晨跑,吃完早饭去研究所,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做课题一直到天黑才回家,晚饭后看一会电视或录像带。

昨晚的长途电话打破了我心里的宁静。妻子在电话里说小孩又犯了肺炎,在校医院住院,她每天手忙脚乱。想想我一点都帮不上忙,心里干着急啊。一直想把他们接过来,可到如今,银行帐户里只有一千来块钱,想了办法找人借,也开不出6500美金的存款证明。我想来想去,决定去找第二份工作赚点钱。

我买了份《纽约时报》周末版,从密密麻麻的广告里挑了些电话号码,提起电话一个一个地拨号,对方的回答几乎一样:不是委婉地拒绝就是要求工作许可。于是,我预约去了学校外国学生办公室,几分钟谈话后就灰溜溜地走了出来,想申请办张工卡的欲望,就像掉进火炉里的白纸,一下子成了灰烬。

现在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去打黑工!我漫步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边走边这样想着。在靠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家零售店,我买了《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各一份,然后快步流星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回到了宿舍。

看完招工广告后,头脑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去餐馆做招待。那晚,我打了十几个电话,一无所获,哪家餐馆都不要我。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琢磨失败的原因,总结了两点。一是自己不该老老实实承认没有干过这份工,何不说有点工作经验呢?二是要求不要太高,招待的工作找不到,找份送外卖工也行嘛。

次日晚上,我又独自待在宿舍里,一个一个地拨号,想找份外卖工。

“有没有做过啊?”电话里传来老板的问话。这已经是我今晚打出去的第五个电话了。

“有,做过一年多。”我镇静地回答。

对方接着问在哪里做过,来美国多久了,等等,我胡乱地编了些故事。

“明天来试工吧,上午10点。”老板的话音刚落,我兴奋地把电话一搁,跳了起来。哈哈,成功了!

这家餐馆坐落在四十六街和十一大道附近,是10天前新开张的。老板自称姓林,福建人,矮矮的个子,脸色黑黑的。那天上午一见面,他就脸色一沉,说话的口吻略带训斥:“你来送外卖,怎么不骑单车来?”我一怔,答话说:“我以为你这店里有单车呢。”“我这里哪有?送外卖的没有单车?一看你这人就没有干过这活。去去去,骑部单车来,要不然你就回家算了。”

我赶紧转身出店,在街上问一行人附近哪里有自行车商店。那位中年妇女倒真热情,陪我走了几个街区,引导我找到一自行车专卖店。这家店门面不大,里面摆满了各种式样的崭新的自行车,有的车标价到700百多元。

店里的销售员非常热情地给我介绍各种名牌车,我说只想买部最便宜的车。“这车只有105元,看,多棒的车!”他说着,指着架子上一辆五档跑车(商标已记不清了)。这车横梁结实,式样美,天蓝色的漆水亮铮铮的,手提起来居然很轻,骑骑感觉轻巧舒适,比自己国内的那辆“永久”牌车好多了。销售员在滔滔不绝地介绍车的性能,还说我很幸运,今天这车正好是促销,昨天还标价150呢。其实不用他多说,我已经喜欢上了这辆车。想想这价钱够贵的,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是八九十元啊。可是今天不买这车,那送外卖工也做不成了。想到此,我心一横,从兜里掏出信用卡给了他。

这家餐馆里有5名“雇员”:老板夫妻俩、厨师、小刘和我。小刘是个漂亮的中国女孩,乌黑的头发撒落在肩上,笑起来脸蛋上一对酒窝很美。今天她也是第一次来上班,身兼接电话和招待两职。

餐馆里冷冷清清,偶尔有三两个顾客光临。到中午时分我没有出外送过一起外卖,只是被老板安排不停地干些洗碗、搞卫生、抬东西之类的杂活。老板娘显得烦躁不安,不时对我和小刘发脾气。这生意这么差,谁也高兴不起来。

到了下午两点多,老板叫我和小刘一起去街上发单。我俩各自拿着厚厚一叠餐馆菜单,往时代广场方向走去,边走边向过路行人散发菜单。到了广场,我俩分别站在大街两侧路口的行人道上,手里举着菜单,向过路行人示意。

广场四周耸立着的一排排高楼像层层叠叠的山,中央巨大的电视银幕一闪闪地播着广告画面,行人如海,一波波地从我面前匆匆而过。大多数人健步如飞,对我手头的菜单不屑一顾。我站在那里,感到很不自在,苦涩像潮水般在心头涌动。在这片楼山人海的汪洋中,自己显得多么渺小!

熬了约四五十分钟,我手头的菜单也就是减少了几十张。看看小刘,还站在街对面发单,她手头剩下的菜单比我少多了,看来她的漂亮脸蛋有助推销。我不想呆下去了,估计到天黑时手中还会有菜单。于是,我横过街道,对小刘说,“走吧,别再卖力了。”“我正不想干了呢。这活也够丢人的。咱们这些菜单可怎么处理呀,带回去老板看见了会骂的。”她回答说。我没有哼声,接过她手上的所有菜单,连我的一起塞进了街道旁的一个垃圾桶里。

“我们去逛逛商店吧。”小刘的这个提议正合我意。于是我俩开心地逛起来,这个商店进那个商店出,边走边聊。从谈话中我得知,她新婚丈夫在纽约大学做博士后。她自己3个月前来美,没有小孩,在家呆着闲得慌,于是出来找点事做赚点钱。

逛了一两小时商店后,我们回到店里,进门就挨了老板娘一顿臭骂,抱怨说怎么出去这么久?小刘争辩说,菜单才发完。我鸦雀无声地站在一旁,心里直想笑。

天黑了,有了些定单电话。老板自己揽了大多数的外卖送单,只偶尔给我派个送单的任务。在店里我不停地干各种杂活。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12点多。老板给我20元钱,说:“这是你今天的工钱,明天你不要来了。”接着又给小刘20元钱,说了同样的话。我俩都愣住了,这么快就被炒鱿鱼了?我俩走去店门,相互对视了一下,互相说声再见,就各自去了地铁站。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炒鱿鱼,虽说感到很意外,心里倒还平静。毕竟自己下过乡、走南闯北一二十年,这点小挫折算不了什么。次日晚,我又继续进行“电话外交”。两天后,找到了第二个送外卖的工作。

这家餐馆位于布朗士区南端维布斯特大道上,以外卖为主,生意还过得去。老板自己很能干,待人比较和气。第一天上班,我干得并不利索,出外送单几次迷路,因此在外耽误些时间,老板并无责怪。他的态度使我安下心来,心想这回找工真是找对了地方。

今天是我在这里上班的第三日。我送完两家定单后,正骑车沿着西向的一百五十五街返回餐馆。已是黄昏时分,迎面一轮火红的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涂抹成金黄色,绚丽多彩的阳光与街道两旁高楼里的灯火、街道中央的车灯相辉相映,甚为壮观。我一边欣赏着这城市美景,一边轻声地哼着自己最喜欢的歌《小草》。前面十字路口的红灯亮了,我轻轻地握握车闸,缓缓地停在路旁。

信号灯转绿了,我着地的右脚重新回到了车脚蹬上。哎,不对劲,车子这么沉重?回头一看,不好!一位矮个的黑人青年抓住了车的后椅,他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壮实的大个黑人。

“这车是我的!”小矮个黑人一边叫唤着,一边使劲拽我的车。

“这车是我买的,怎么……”我的话尚未完……

“砰”就挨了大个黑人的一重拳,只觉左胸口一阵痉挛,随后是钻心刺骨的痛,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中的自行车把。

小矮个提起地上的车子,飞身跃上,急速行驶,眨眼功夫就拐入另一条街,不见人影。

我在原地蹲了几分钟,慢慢地直起腰,几分钟前的歌声销声匿迹,留在心里的只是淡淡的悲愤。我摸摸口袋,手里抓住那几块钱小费,走向了附近的地铁站。

回到宿舍,我就给老板挂了个电话,说明情况,客客气气地“辞职”了。又给警察局挂电话报了案。两名警察闻讯后到了宿舍,详细询问了车子和作案人的特征。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心爱的天蓝色跑车。

胸口痛了一个多星期,每天还是待在研究所里干活。那天,我坐在系大楼外的长凳上吃中餐,正好遇到了小王。小王是机械系的硕士,与我同班上过“偏微分方程”课。他来美两年多,一直在中城一家中餐馆打工。听完我叙说的找工打工的经历,他连声怪我太傻、太没经验。首先,就不该买那么贵的新车,应该去旧车行找辆破车;其次不要去黑人区送外卖,老中在黑区里被打被抢的情况屡见不鲜;再次不要在街道中的汽车道上骑车,城市学院就曾经有个中国留学生骑车送外卖被公交车压死了;云云。最后他说,他打工的那家餐馆最近正在招聘外卖工,如我愿意做,他可跟老板说说。我想了想,咬咬牙,表示我想去做,只要有机会。

次日晚上,小王真的打电话来了,通知我明日去上班,下午5点到深夜1点,餐馆里有破自行车,自己就不用带了。还说如有朋友想做,可带他一起来。电话一搁,我兴奋地在房间里接连蹦跳了好几下。这个工作的上班时间简直太理想了,可让我白天在所里干,晚上在餐馆里干!又不需要自己掏钱买车。还可带个朋友!

静下来一想,我打了个电话给老张。老张是我们七七届同行,国内博士毕业两年后就破格提拔为教授,3月前受国家教委公派来美,在我们所里作访问学者。他一直在想回国前出外打工赚点钱,也体验体验生活,听我说有个机会,很高兴地接受了。

这家餐馆位于五十九街和勒克辛同大道附近。从黄昏时分到黑夜10点左右,堂吃厅里门庭若市,4个女招待围着36张圆桌转个不停,周末时,等候入席的顾客从门里排到门外。餐馆里有两条外卖专线,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两个小姐又收银又接电话,忙得几乎没有上厕所的时间。另有一个小姐专门负责打包(把顾客的定货饭菜包在纸包里)。送外卖的有5个男士,两个从福建偷渡来的小伙子、小王、老张和我。那个餐馆的热闹场面啊,我真是平生第一次见到。

这家餐馆的老板40来岁,是个台湾来的移民,在曼哈顿开有两家餐馆(另一家在三十四街附近),据说,他有美国某大学化工系的硕士文凭。这个老板是不干活的,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只偶尔去他的餐馆“视察”一下。我只见过他一两次,对他的长相印象不多。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太太,只听店里的人说,她是个年轻漂亮的上海姑娘,曾是个留学生。

我们送外卖的,不出门送货时就在餐馆的地下室干各种杂活,一听到上面叫唤,就按先来后到的次序上去取包,接着出门骑车送货。从6点到10 点,任务饱满,基本上是送货回来,马上又领货出发。每把一个定单送到顾客手里,一般都能得到小费,大多数顾客一次给五毛到三元不等。但如果顾客不满意定货,要求补菜或换菜等,再次送去的包叫做“补包”。对补包,顾客是不给小费的。

刚上班的那几天,我不太熟悉送货路线和门牌号码,跑得较慢,但一晚也能得到约30块钱小费,再加上老板给的20块“工资”。后来跑熟了,有时一晚能挣到50多块小费。在路上,我经常遇到老张,俩人一起沿着人行道骑车回餐馆。有时他开玩笑说,我们这真是在大都市里骑车逛街,上富人家里收钱。那些时刻,我俩还挺开心。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十几天后,我觉察到那俩福建小伙的敌意。能理解,这样的活在外面跑跑就熟了,他们的“技能”比我们好不了多少。大家在一口锅里分饭吃,我们拿多了,他们就拿少了。这俩福建小伙是这个餐馆里的“正式长工”,已经在那里干了两年多了。他们首先拿我开刀,暗地里串通打包的小姐,专门把“补包”和“远包”留给我。所谓“远包”,是远距离送的定货,有些远包需要骑车跑六七十条街才能送到。那一晚,我送了三个远包、两个补包,凌晨回家后数数,总共才挣了30多块。

以后的情形没有多少改变,我忍气吞声地干了约一星期。那天晚上,我送一个外卖单到了一百四十五街。那一带是黑人区,黑夜中的街道和大楼显得阴森森的,街道上车子很少,三三两两的黑人站在街道两旁。骑车从他们身旁过时,我紧张得全身毛发直竖(可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缘故吧)。好不容易完成任务回到餐馆,打包小姐又给我派一个补包。看看地址,还挺远,这可真是个“远补包”。我气得手都有些发抖,不客气地对小姐说:“你还有没有良心?为啥专门把这些补包、远包派给我?”

小姐也不客气,问我:“你送不送,啊?”

“我没说不送包。只是提醒你办事也得讲点公平。”说完,我就提着包出门了。

当我再次返回餐馆时,一进门就看见了老板,脸色深沉,站在打包小姐旁边。我不禁倒吸了口气,预感情况不妙。

老板抬头看了我一眼,声调严厉地对收银小姐说:“给这位先生工钱。”然后,他背转身,送了我一句文雅的话:“我正式通知你被FIRE了。”话里还夹带个英文词。说完,他就再也不理我们,径自出门,开着他那辆崭新的BMW,奔驰远去。

我默默地下到地下室,打算给小王、老张道别,可他们都不在。我向那里的厨师傅们道过谢,就头也不回地出了餐馆门,心里数着数,我在这里度过了22个夜晚!

回家算了算帐,打工总共赚了一千多块钱,加上自己原有存款和向朋友借的四千块,银行帐户里的钱足够了。我明天就能去银行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存款证明!

我的心情顿时开朗,就像雨过天晴,迎来了一轮灿烂绚丽的太阳。

5天后,老王也被老板炒了鱿鱼。他一见到我,就困惑而又愤慨地说:“我也被那老板开除了。他娘的,连个理由都没给。”

我想了想说:“他不需要说明理由。当他的锅里冒泡时,首先想到的是谁对他更有用。我们都是不能依靠信赖的人。”

老王叹了口气说:“唉,也不知道小王怎么能在那鬼餐馆熬上两年多。”

我的眼睛湿润了。是的,我们比小王幸运得多!

后记:

俗话说,“凡事二不过三”。第二次被炒鱿鱼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和深深的思考。我不想再有第三次。11年过去了,我的确没有经历过第三次,但愿我的努力不会让我再来谈起第三次被炒鱿鱼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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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你发了疯,你必须就理我
2004-09-21 11:12:29   此文章已经被查看13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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