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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潮后分裂的中国农村家庭
千百万户中国农村家庭为了维系生计，一家人不得不天各一方。中国农民工，像骡子一样拉动着中国经济发展，他们零零散散寄回家的钱支撑着成千上万农村无业人口的生活。
年仅10岁的杨珊(音)现在正读小学四年级，她每天都花几个小时练习写字。她的字迹工整。有一天，她给父母亲写了封信。“你们的身体还好吗？”她写道。然后她又写下第二个问题：“我们家怎么了？”
杨珊的父母在今年3月份就离家外出务工了。珊才10岁，她已经经历了许多次这样的离别。父亲杨河清(音)已经外出打工4次，他现在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干活。母亲冉和平(音)，离家3次，现在在保定当工厂的工人。
在这些年里，他们常常是一两年才回这个偏远的山村一次，回来时带了些钱，一家人也可以快乐一阵。等钱花完的时候，他们又得离家。珊的父亲欠了医药费的债，还急需现钱再次看病。珊的学费也该交了。她的爷爷奶奶也还需要资助。“我想他们吃苦是为了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珊说。
像杨家这样的中国农村家庭还有千百万户，他们为了维系生计，一家人不得不天各一方。珊的父母亲这样大批的流动工人，像骡子一样拉动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他们零零散散寄回家的钱支撑着成千上万农村无业人口的生活。
然而，再苦再累，钱是越来越不够用了。农民工工资在低水平徘徊，教育医疗费用不断上涨，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系统的坍塌等都是导致这种局面的因素。
农民流动到城市也意味着城市与农村的孩子在截然不同的世界中成长。在城市里，生活蒸蒸日上的家庭把他们的宝贝孩子称作“小太阳”，是家庭的中心。而在偏远的农村，则出现了一个新词：留守孩子。千百万个像珊一样的孩子在成长时只有父母中的一方在身边，或者父母双方都不在。走进中国的乡村，常常会感觉这里像是缺了一代人，很少看见青壮年的身影，看见得最多的是年迈的爷爷奶奶在种地和照看孩子。
“我们就像个三角一样，三个人在三个不同的地方，”36岁的杨河清说，“彼此思念是很痛苦的。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一样，都希望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但是，他和妻子要养家糊口，要偿还债务，外出打工是惟一的解决方式。和他们一样陷在这样一种残酷的循环里的还有无数的农民。许多城市居民可以享受一些医疗福利，但农民们完全是自己付费。对他们来说，生病就意味着破产。
乡村学校──这个寄寓着如此厚重希望的地方──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并没有多大改变：校舍是泥砖和混凝土砌成的，上面刷了一层白石灰。珊的教室没有暖气也没有电灯。光线来自两扇小小的窗户。珊的老师杜老师说，班上14个学生中有8个学生的父母在外地打工。
父母必须出去打工才能付得起学费──每年大约50美元，而村里有许多家庭每年的收入还不到3 00美元。受教育是使他们脱离贫穷的惟一机会。“有些孩子说他们想当司机、当科学家或老师，”杜老师说，“谁也不想继续当农民。”
珊在班上总是第二名或第三名。在家里，她每天都学习3个小时。她说她想继续上中学、高中甚至大学。她家是一个泥巴墙的房子。她的爷爷奶奶住一间，姑姑和小表弟住另一间。珊自己住一间。她的屋子底下就是猪圈，喂着3头猪。她父母亲的那间空屋子下面是一个大坑──家里的厕所。
双湖这里几乎每家都有人外出打工。当地的工资一天不到1美元，到外面打工每天可以挣5美元。幸运的人家已经用打工挣的钱盖了混凝土的房子。“我们现在比干公社的时候自由多了。”雷金城(音)说，他住在隔壁，53岁，有两个儿子在外打工。地方政府常常夸耀自己设立了一些新项目来帮助贫困的农民。有一个项目要求农民们退耕造林，每年可以得到一笔补助。在2002年的时候，珊的祖父上交了2/3亩农田，政府答应可以每年给他65美元补助，然而到现在为止，他连钱的影子都没看到。
双湖地区属于贫困资助区，大约50个家庭──包括杨家──被评为贫困户，应当可以得到一笔每年2500美元的资助金，大约每家能分到50美元。但他们都没拿到款子。“很多救济金发不到我们手上，”雷大爷说，“当地政府克扣了大部分。”
许多个夜晚，杨河清都被冻醒。他的宿舍在北京南城的一个仓库区──这里寄宿着几千个民工。屋子里没有暖气，抵御不了零下七八度的严寒，他们的床铺就是钉在铁架上的几块三合板。这个房间是建筑公司提供的。杨和其他三个人睡在两排木板上。这里还有四川、陕西、湖北各地的农民。
在这间30英尺长的房间里挤下了40个工人。当问到有多少人是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家里了时，一个人喊起来：“所有的人。”当问到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7天，能拿到多少工资时，他们颇有些窘迫不安：“我们不知道。”
工资的多少并没有说定。有人说一年可以挣500美元或更多，是农村收入的两倍。有人说可能每个省的工人拿到的钱会有所不同。工头说1月份完工的时候才发工资。杨河清说他有些天因为生病没能上班，这样，那个月他就只领到了6美元。
“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觉得很疼，”他说，“我的胸部疼得厉害，觉得浑身没劲。”2000年，他就患有肺炎和前列腺疾病。治疗需要1200美元，他支付不起，便一直拖着。有时候疼痛难耐，他就到附近的药店买点消炎药吃。几次他都想干脆辞工不干了，能领多少工钱就领多少，但又怕这领到的工钱还不够回家的路费。
冉和平的工厂在保定，工作是制作铁球──草地游戏中使用的铁球，预备出口到欧洲和美国。这份工作是记件付酬，工人们每做一个铁球就得一点钱。在活儿多的时候，工人们能挣到100美元。不过通常工人们只能挣不到50美元。这里双湖人很多，大家是互相介绍着来的。
当杨河清到北京打工时，冉和平也曾希望能够和丈夫团聚，一起在北京打工。“我们是一个家庭，”丈夫对她说，“我们应当尽量在一起。”
她在北京找到一份糕点厂的活儿，但报酬太低了。同时在昂贵的北京租房和生活的费用使他们的收入大大削减。于是在9月份，她又回到保定。在这里她做检查员，比较轻松，每个月也能拿到40美元的工资。工厂里还有几个表兄妹一块儿干活，她也不觉得太孤单。“生活很艰苦，”她说，“但我们也别无选择。”
珊几个月前写给父母的信没有寄到他们手里，因为地址不详。她只有在一个笔记本里写字。“我希望有张车票，船票或汽车票。”她写道，“这样我就可以去看我的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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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30 14:4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