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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幽默。
市 井 幽 默 内容 一辆奥托车后窗贴着一句话:“长大了,就是卡迪拉克”;一架虚位以待的人力三轮车挂出一块牌子:“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都是城市里的幽默风景。成都街上跑得最多的正是奥托和三轮,其实在成都公然表现自己幽默的人并不多。不过这也好,我一直认为,缺少足够的聪明最好不要尝试幽默,就如同没有洋溢的才华轻易不要抒情一样。
初识成都人的幽默是真正生活在这座城市之后。我的编辑工作中经常要指出别人作品的不足以便理直气壮地退稿,但当编辑不久我便遭遇到这样的人事:我说你这作品没有新意,他说那你可以当古文发表啊;我说你这文章写得太幼稚,他说你把它看作童话不行吗——终于忍不住我笑了起来。这就是成都式的幽默了:有点油滑,有点狡狯,最重要的一点是,遇事它不和你正面冲撞不与你直接过招,就像溜冰场上,你直杵杵笨拙拙地朝一个人奔去,他灵巧一闪躲开,当你叭一声摔了个大马趴,回头一看,那成都人正远远地朝你脱帽致意呢。
在成都街头曾经见到过很好玩的一幕,但当事人双方都不是开玩笑而是相当认真的;一段时间市公安局整顿自行车,要求每辆车都必须安装上尾灯,动员了大批老头老太,满街捉拿没有尾灯的自行车。
事情其实简单,一个尾灯花不了几个大子儿,但成都人就这么奇怪,他们千方百计想蒙混过去,用了比装尾灯不知多少倍的心力来应付这些老头老太。于是街上出现的尾灯匪夷所思,千奇百怪:有人铆上一块小钢板刷上红漆,被查问时车主岂止振振有词,简直是得意非凡了;有人用胶水将大活络丸瓶盖粘上去,一个急刹车,瓶盖叮哩当嘟掉了下来,老太太寻声望去,该自行车落荒而逃。也有破旧不堪的丑车安上了个崭新漂亮的新尾灯,活像病马配金鞍--那多半是从人家新车上顺手牵下的。一个下雨天,只见前面的自行车走出了一条血淋淋的路,心里吃了一惊,仔细一看,原来被别人挖掉尾灯的地方,车主贴了一块红纸在上面糊弄老太们,被雨一淋可不就滴滴嗒嗒淌血水。看着满街的成人、老人们一本正经地逮着、躲着,一会儿,一种特有幽默感就会油然而生。
有文化的人爱把幽默说得太深沉,比如“幽默是智者的优越”什么的;没文化的人又常常把油腔滑调当作幽默。其实,市民似的幽默最可贵的潜质既不是表现智慧,也不是让人开心好笑,而正在于它能够化解冲突,成功地将人从非此即彼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使模棱两可变得合情合理。
在院校,在文化人集中的地方你看到的幽默可不是这样的。比如一爱着男装留短发的女生不讨男人的喜欢,这天,一个男人打量着她马靴说:你看起来有点像个男的,她回敬道:你也是--这里固然不乏幽默,但这是标准的才女词锋,尖刻,恶毒,有内在的张力。文人似的幽默并不提供化解,或者在化解的表象下面反而加剧了内在紧张和对立。钱钟书《围城》里的主人公方鸿渐从来不是用这种幽默与人唇枪舌剑地打仗的。
在街市上见到的幽默就完全是另一种风貌。一辆公共汽车上贴着标语:“公婆有理,男女平权”,这就是张爱玲眼中的市民式的幽默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说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么么些年,平等就平等吧!有点疲乏,有点无奈,加上点狡猾,一脸油汗的笑,是标准的市民幽默特征。
其实说起来我更喜欢发生在笨人身上的、他自己并不察觉的幽默。英国有一本老牌幽默杂志就名叫《笨拙》,窃以为刊名比什么《幽默大师》、《讽刺与幽默》来得高明和更得幽默之精髓。发生在笨人身上的幽默是即时性的,不劳经营,不被自己所意识。比如一天有几个朋友聚会,快到中午,一个性格节俭又规矩的学者说:“今天我请客,我可以出到200元。”想必他才收到一笔200元的稿费吧。他说得那么认真,我忍了又忍,好不容易才没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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