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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沿海调查:偷渡为何屡禁不止
今天是农历腊月廿六,鸡年春节的钟声即将敲响,8名在伊拉克遭绑架获救的福建平潭同胞,都已被送回家中与亲人团聚。但因为债务缠身,人质之一的林斌在回家当天就外出打工。今天上午,记者了解到,林斌回到家人身边,正忙着办年货。
就在人质回乡不久的1月30日,福建平潭边防部门又查获一起17人的偷渡案。福建民间流传着“海水不干,偷渡不绝”的说法。几年来,偷渡客魂断他乡的悲剧一次次地重演,但是,以生命换来的多次教训阻挡不住偷渡者的脚步。
据统计,1978至1995年,中国东南沿海海外移民平均每年为10万-18万人,其中非法移民约占20%。我国每年有非法偷渡者约8万-10万人,偷渡成功率约为20%-40%,真正偷渡成功者(包括在海外被抓获者)约每年两万人。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日本是我国非法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偷渡客们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呢?记者花费一周的时间,在福建省的福州市、长乐市、连江县、马尾区、平潭县、琅岐开发区等地进行调查,从经济、地理、历史、心理等多方面详细分析了东南沿海多偷渡的原因。
“龙高线” 黄土地庄稼收成少
走在福清市边上龙港镇到高山镇的公路上,村前面的土地上都林立着欧式、古典等风格的别墅,但是村后面都藏着许多土房子。路边到处都是黄土地,土地贫瘠,地里杂草和枯枝密布,一片荒凉的景象。
当地的李司机告诉记者,20多年前,因为缺水,庄稼基本没有收成,当地的村民整天吃的都是地瓜干和地瓜丝,很少有大米。村民们珍惜每一寸田地,都把房子往后面盖。十多年前福建出现出国热,福清的许多人都跃跃欲试。现在,村民们靠出国赚了许多钱,他们一改原来惜土如金的传统,结果,这些土地不是荒废,就是成了洋楼的地基。
据悉,“龙高线”由龙田、港头、三山、沙铺和高山五个乡镇组成,是福清乃至福建偷渡客最多的地方。大都数福清人都选择去日本、俄罗斯和阿根廷等国家。
苍溪村 人均旱地仅二分
1月24日,记者来到福清苍溪村,只见村前的一排排平房在村后林立的豪宅的“反衬”下,显得格外不协调。坐在村口闲聊的村民告诉记者:“不用我说就知道,盖得起小洋楼的都是出国的,像我们这个地方,想赚钱就只有出国一条路。”经了解,苍溪村没有靠海的优势,人均只有2分旱地和1分水田。该村共有600 多户3000多人,当地村民年均收入只有一两千元,但其中就有200多户盖了洋楼。
在福清苍溪村四面崛起的高楼的“围攻”下,倪惠芳家显得格外的矮小和陈旧。40多岁的倪惠芳显得要比实际年龄苍老,额头爬满了皱纹。
2000年6月19日凌晨,英国多佛尔港海关官员在一辆货柜车的集装箱内发现60名中国非法入境者,其中58人被闷死,死者大都来自福建,倪惠芳的大儿子曹贤心,就是此次的遇难者之一。曹贤心遇难后,给家里留下了十几万元需要偿还的劳务费和高额利息。倪惠芳说,等有钱了,还得把老二曹贤才送出国去。
“偷渡之乡”都位于福建省的东部沿海,村里的大部分豪宅都是成功偷渡者兴建的,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小洋楼,好像是在向人炫耀偷渡的业绩。许多村里40岁以下的村民都趋之若鹜,奔走他国,因此留下的都是妇女、老人和小孩,看守着空荡荡的家园。
平潭县 海洋枯竭渔民闲
拥有15个乡镇、约40万人的平潭县,陆地面积只有300多平方公里,人均不到1分旱地,由于海水是咸的,加上气候干燥,当地根本就不能发展水稻等农作物,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有玉米、花生和地瓜等。
不靠海的村民年均只有一两千元的经济收入。沿海的乡村经济状况相比之下要宽裕些。但是,近几年人口的增长和海资源的枯竭,也使“闲得慌”的村民们开始寻找外出打工的道路,这样,劳动力严重过剩和贫穷“逼”着平潭人飘零过海出国“淘金”。
平潭的青壮年大多都选择出国打工,“出国热”使流水镇的几个村子的人都走空了。有2500多人的湖头村,出国的就达500多人,村里很难看到青壮年,只看得到老年人和小孩。
“几乎每家都有外出打工的。”当地的知情人士如是说。在平潭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数据:出国的有30%的人赚到钱,有20%的人扯平,而剩下50%的人都是亏本的。连上小学的孩子都说,再过些年也要去外国赚钱。当地公安部门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平潭县约有两万人持有护照。这些持有护照的人,想方设法出国。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教授称,同样是劳动1小时,在发达国家最低可以拿到5美元的报酬,而在我国却只能拿到5元人民币。因此,偷渡的高回报率已经超过了借高利贷乃至搭上性命的风险。
“偷渡文化”从众心理潜移默化的影响、出国的人衣锦还乡的诱惑、国外遍地是黄金的利益驱动、小孩子上学就是没有出息的观念、出国是合法的心理安慰,这一切促使部分沿海城市频发偷渡热潮。但是,偷渡客远渡重洋,他们虽然给家乡带回了漂亮的别墅和小洋楼,却留下了孩子不知道“爸爸是什么呀”让人心酸的发问。
从众心理促使偷渡成“集体意识”
据介绍,20世纪70年代,沿海一带就一度出现偷渡泛滥。当时,福建晋江市金井镇溜江村50%以上的年轻人偷渡到香港、澳门打工。受这种地区“偷渡文化”的熏陶,当地人潜移默化地都有从众心理,偷渡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意识”。
出国的人都赚了大钱 倾家荡产也要赌一把
近年来,不少外出打工的福建人回乡,点燃了当地人外出挣大钱的愿望。
面对着出国“暴发户”们富裕的生活,一些不甘接受在土里“刨食”的村民,只好通过劳务公司或“蛇头”选择出国,但为了筹集出国“赌资”,只能孤注一掷,一旦赢了,也就可以风光一时,但输了极可能导致倾家荡产,并很难有翻身的机会。
福清苍溪村于恩老汉的二儿子,45岁才出国,是名副其实的赌一把。于恩一家就是住在破旧的小房子里,墙上的青砖经过岁月的洗礼,大都已经变成深灰色,侧门还是用红砖堆码起来的。而他家房子后面都是嵌着洁白墙砖的高楼大厦,使于恩家显得更加萧瑟。
当记者问及二老想不想儿子时,二老的眼睛变得浑浊起来,望着沉沦的落日叹道:“想他也没有用,他是去赚钱,为了这个家。”
用于恩老汉的话说,“看着别人住高楼,你住破房,你在村里能抬起头吗?”于家的老二没有什么手艺,只是凑齐了十几万元的“赌资”,去英国“碰碰运气”。
出国比上大学还荣幸 上学被视为没有出息
许多当地人都有崇洋媚外的心理,都认为国外遍地是黄金,国外的东西都是好的。村里一旦有人出国,亲戚朋友都会解囊相助,都会认为比考上大学还荣幸。
福清三山镇熬头村的魏成进,今年20岁了,现在读中专,他是被村里人视为“没有出息”的孩子之一,因为和他一班的村里孩子都出国赚钱去了,“只有魏成进还在家混日子。”魏成进对此心理也很矛盾,他最近看到国外偷渡客的种种遭遇,使他望而却步,“而不出去吧,有时真的觉得自己没有用。”魏成进说,“先把书读完再决定。”
出境办合法签证 逾期滞留不归
记者在以口头问卷的形式,对平潭、长乐、福清、连江等沿海县市部分农村的100名居民的调查显示,有75%的村民认为“偷渡是违法”的,记者也在这些村里看到许多打击偷渡的标语。在福清、长乐等地,90%以上的居民都称,他们的亲人最近出国都是走“正规渠道”,是“合法的”。他们说的合法只是“出境”,而对于在国外“非法滞留”,则讳莫如深。
“合法出境,非法滞留”是在中国公民因私出国护照放开后,改变了传统的“驾船渡海”的偷渡方式。组织者一般以出国旅游或者商务考察的名义,为偷渡者骗取合法的出国签证,偷渡者持合法签证出境,到达目的地后再选择逾期滞留不归。
近年来,这种偷渡方式在福建乃至全国相当普遍,还呈愈演愈烈的趋势,从而也使偷渡披上“合法”的外衣。这一方面也说明,政府的宣传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也说明,蛇头偷渡的新花样,比原来更具有隐蔽性。
福建省外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在去年初,福建一家旅行社组团去新加坡旅游,但到达后,近百名“游客”就作鸟兽散,非法滞留当地或再辗转往其他国家和地区。“目前,以旅游等形式出国的福建居民,有90%以上的游客都是逾期滞留打工的。仅福建省外办一个部门,处理在外滞留不归的福建人所引发的事件每年就达近百起。”
为了老婆孩子 男子汉吃苦天经地义
从事闽台文化研究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台盟福建省委副主委陈正统先生告诉记者,沿海一带人到海外谋生,把赚的钱带回盖房子,以安度晚年,从而给了当地人们向海外拓展的欲望。本身就土地少、人口多的沿海人都有向上的精神,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争取高水准的生活。
陈正统说,饱尝生活酸甜苦辣的沿海一带的男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和老婆,男子汉出去吃苦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沿海一带人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不满足于一般的生活水准,这是他们不同于西北人的地方。“他们肯吃苦、敢冒险,这需要去引导,我们不能去磨平他们这种棱角。”
男人“出国” 华侨村变活寡妇村
偷渡之乡是偷渡的重灾区,偷渡客远渡重洋,他们虽然给家乡带回了漂亮的别墅和小洋楼,但是他们却带走了青春年华,整个村子呈现出妇女化和老年化。
在福建的连江、平潭、长乐和福清等地,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村庄已经司空见惯。1月30日,记者来到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该镇是全国有名的华侨村,也被外界称之为“活寡妇村”,因为村里的男人基本都出国了。
“活寡妇村”的女人:不愿和陌生男人说话
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周边的盛美村、东乡、象洋、火山以及新建设起来的华侨新村,都是华侨家眷集中居住的地方。
下午,在盛美村村里头的小胡同里,记者看到一座装修成西班牙风格的房子大门虚掩着,一位30多岁的少妇,散披着烫黄的头发,身上真丝的睡衣外面,裹着一件裘皮的大衣。只见她赤着脚踩在窗户上,正用自来水给家中做清洁。当记者上前与之搭话时,她却很不耐烦地说:“这里都没有人,走走走!”说着就“砰”的将院子外的铁门关上了。
门外刚买菜回来的是这家的保姆小朱,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男主人,只听说其在美国做木工。女主人不喜欢和人交流,也不爱串门,无聊时就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收拾一遍,“把地板擦得像镜子似的。”
小朱还介绍,由于村里呆着的大都是女人,她们当中有的十多年都没有见到丈夫了,为了避免别人背后说闲话,因此,村里家中的女人大都不愿意和陌生男人讲话。
“活寡妇村”的孩子:不知道“爸爸”是什么概念
张显华过了年就7岁了,现在读学前班,他是村里人当中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一个。他喜欢串门,找小伙伴们玩。他告诉记者,他的爸爸已经去美国多年了,他只记得爸爸在他3岁时给他买过玩具。问他想不想爸爸时,他那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着,一直望着远方迟疑了许久说,他妈妈每年在春节的时候就跟他说爸爸会回来的,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见爸爸回来。
一旁3岁的小文也凑到记者的镜头前,问张显华,“哥哥,爸爸是什么呀?”记者闻听此言感到十分惊愕。村民们不以为然地说,小文在娘胎的时候,他爸爸就去美国赚钱去了,现在都没有见到他爸爸一面,所以,在小文的记忆里,根本就没有“爸爸”这个概念。 “村里还有许多孩子十几年都没有见过爸爸了,只是在电话里联系,他们有的都不知道爸爸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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