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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大学生生源农村孩子比例越来越少了
孙立平:大学生生源农村孩子比例越来越少了
● 孙立平
随着一年一度高考的结束和高校新生入学时间的来临,农村孩子入学的问题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话题虽然是老话题,但在最近几年中,一些新的因素的出现,还是使得我们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再次进行讨论。
几个有关的报道是值得注意的。
报道一:“在今年的高考中,有463万中国农村考生步入高考考场,为跳出‘农门’而拼搏”。应该说,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科举考试就是一种改变自己生存处境的制度化途径。就这一点,今天与过去的几千年没有本质差别。也正因为此,与其他的文明相比,传统中国是一种流动性较大,结构也并不十分僵硬的社会。不同的是,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农村,因此,即使考试不中,也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的含义。而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特别是在我国,由于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和城市几乎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因此,能否通过高考实现社会流动,实际上意味着你将生活在哪个时代,是个人命运的一种抉择。
然而,有一个现象是不能不让人产生担忧的。据前几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17.6%,比1990年减少4.1%。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占16.3%,比1991年减少2.5%。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农村大学生占22.3%,比1990年减少5.7%。在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还曾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19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多。对此,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判断:从绝对意义上看,由于近年来高校的扩招,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人数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但从相对意义上看,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与19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这就大体可以推断,当高校扩招结束,招生规模相对稳定之后,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数量将会减少。这意味着通过高考,农村孩子向上流动的渠道将会缩窄。
报道二:“大学生4年学费等于农民35年纯收入”。这是两会期间的一则经常被人们提及的报道。报道说,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说,“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但准确一点说,应当是一个西部地区大学生4年学费等于贫困地区农民35年纯收入。如果将这个说法用到全国,稍微有些夸大。
据笔者的计算,以全国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3000元计算,一个外地孩子在北京上大学,学费加上住宿费、生活费和学习及其他费用,每年大约需要15000元左右,4年大约需要60000元。这样,一个大学生4年学费大约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20年纯收入。应当说,对于一年平均收入只有3000元的农民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而且这还是1个孩子。假设有个农村家庭有两个孩子,又都考上了大学,将两个孩子供完本科,大约需要1个农村居民40年的纯收入。于是就有了投资的说法。农民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期望的是回报,回报就是孩子的前途,当然收入的含义也在其中。应当说,这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投资。这笔投资的规模,我们可以做个类比:现在我国城市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大约在10000元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农民用60000元的收入进行投资,大体相当于一个城市居民用200000元进行的投资。而我们知道,就一个个体工商户来说,200000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投资规模了。
当然,这还是农民有钱进行投资的情形。问题是,有相当一些农民实际是无力承担这笔费用的。于是,在今年就有了“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的说法。前些年,我们经常听到因病致穷、因病返穷的说法,现在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明显的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不仅读大学的费用对于收入低微的农民来说成了天文数字,就是为了使孩子获得高考的资格和能力所必需支付的中小学教育费用,也成为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甘肃省2004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50%。据报道,在普遍实行两孩化的农村地区,昂贵的教育支出,“已经迫使一些农民不得不做出人生最为艰难的抉择:保一个孩子上学,强迫另一个辍学”。
报道三:“出身农村家庭的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报道说,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调查,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这项调查显示,家庭背景愈好,毕业的工作落实率与起薪点就愈高。父亲为农民比父亲为公务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少400元。据2003年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显示,父母社会地位愈高,权力愈大,社会关系愈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权力就愈大。北大的调查还显示,父亲为公务员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弟高出14个百分点。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农村孩子上大学的三个值得重视的因素:一是上大学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是一件决定命运的重大事件;二是上大学的费用日渐昂贵;三是大学毕业后能否就业越来越没有保障。于是,就出现了近一两年的一个新说法:农村孩子上大学如同赌博。扩招以后,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大量农村生源毕业后无业可就,家庭付出的巨额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新读书无用论”正在西部地区滋生。这种认识不仅使一些大学生弃学,甚至已波及中小学教育。根据民盟青海省委的调查,近几年来,西部地区中小学校的辍学人数正在逐年上升。
给人一些希望的是,北京大学的调查也显示,学历层次愈高,学校知名度愈大,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就愈小。也就是说,相对于本科生来说,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就业时,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更小,更看重真才实学。但这个结论给人的希望是短暂的。前些天媒体报道,今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9所院校将参与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率先实行研究生全面收费。尽管一些学校随后澄清,今年不会马上实行收费(今年的已经录取,当然无法实行),但不久的将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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