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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英雄”、“亚洲英雄”以及“下井英雄”
“神六”成功发射，顺利返回，费俊龙、聂海胜两位航天员被众多媒体冠以“航天英雄”的荣誉大炒特炒，连聂海胜的母亲也被故乡湖北省襄樊市妇联授予“英雄母亲”的称号。加上前不久“超女”李宇春被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评为“亚洲英雄”并登上杂志封面，一股“英雄”热潮在继2004年张艺谋同名电影发行之后，再次风行神州。不禁令人感慨，这个时代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这个国家真是英雄辈出的国家！
英雄是什么？有很多种说法，也有很多种定位，有的是心系苍生、忧国忧民，有的是大仁大勇、临危争先，有的是坚守真理、九死不悔，也有的是平时默默无闻，关键时刻方显本色。总之，如果以一般伦理道德观来看，英雄应该是指那些有着强烈的博爱意识、悯世情怀、献身精神，敢于为社会正义、人类福祉奉献自己一切利益的超凡杰出之士。这里要特别强调一句，英雄的事业不是人人都愿意去从事的，因为只有付出和牺牲，没有任何预期的价值效应。英雄的光环也是后人加的，与英雄本人无关。
秦始皇、汉武帝、曹孟德、朱元璋、毛*泽*东这些人物，尽管也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功业，但他们只能称为枭雄，不能称作英雄。因为他们本性是自私的，是应权力而生、为权力而存的角色，没有真正的人文关怀意识，不具备崇高的人格境界。有些人尽管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人民，甚至把人民捧得比天还高，但实质上视天下万民如草芥，弄权力于股掌，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形容的：“敲剥天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正是因为历史上这些“英雄”太多了，中国人的苦难才无穷无了。有一句话说得好：“英雄多半误苍生”。
一个常态的社会从不拒绝真正英雄的存在，但这个社会主要由常人组成，而非英雄组成。常人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甚至也有胆怯、懦弱的时候，但只要彼此间不丧失诚信、关怀、协作，则这个社会应该是健康的，也是美好的。一个渴盼英雄、呼唤英雄的社会，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弊端，要么是人间有不公，无助的心灵企望得到帮助和拯救；要么是社会道德严重沦丧，连一些普通的价值观，如信守承诺、扶老携幼、救死扶伤等，也需要靠英雄来担当。套用卓别林的一句话，没有英雄的社会是可悲的，但需要英雄的社会更可悲。
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就道德观念而言，也要经由一个从英雄价值观、崇高价值观向凡人价值观、世俗价值观转型的过程。由于过去把英雄价值观塑造得太高、太假、太荒诞，此转型过程可能出现两种倾向：一是矫枉过正，轻易解构、否定英雄价值观的一切合理之处，导致一些本应坚持的如诚信友爱、见义勇为等基本价值观基础也被动摇；二是重新造神，让芸芸众生再一次匐匍于“英雄”脚下，接受“英雄”的施恩，实质上是匐匍于权力、地位和功业的脚下，任凭自己的灵肉被“英雄”主宰，人格被“英雄”代表。当然，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第二种可能性已不大，“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阳”只是一个浪漫的想象。
真正可笑的是，在本没有英雄的时代，偏偏要去编造一些英雄出来，满足一下民族虚幻的英雄崇拜心理，聊作一次精神意淫。当然，事实也许正好相反，这不过是借“航天英雄”之名，演出的一场政治话剧或商业搞笑罢了。要是你看一看中央电视台连续数天的“爱国主义”直播，看一看报刊上、网络上那些充满“民族自豪感”的话语，就会明白这是怎样一种“英雄”盛宴了。眼下，两位航天员的故乡、母校等，正为争夺他们的名字而干戈四起、唾沫横飞，费俊龙的名字在故乡江苏昆山被抢注成大闸蟹商标，聂海胜就读的小学被命名为“海胜小学”，等等。说到底，不就是他们名字中蕴藏的巨大商机和名人效应吗？
这样说吧，两位航天员以及“超女”李宇春，他们是一些优秀的从业者，是出人头地的杰出人士，可称作名人、明星、骄子、大众的偶像、商业的宠儿等等，但他们还称不上英雄。因为航天员和唱歌只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不是精神价值取向，而做一名英雄，是需要以崇高的精神价值作为支撑的。不错，航天员的飞行有一定危险，但如果仅以职业危险度来评定英雄标准的话，那么，中国数百万煤矿工人最有资格称为“英雄”，他们在井下工作的危险度，一点也不比航天飞行低。就在“神六”飞行这几天里，中国各地煤矿不知又死了多少矿工。遗憾的是，从来只见矿工家属们在悲泣痛哭，而不见哪家媒体来热捧他们，把他们称作“下井英雄”。
说白了，还是因为这些矿工太过卑微，除了成为矿难中冰冷的数字外，没有一丝爱国效应和商业价值。
（写于2005年10月17，首发“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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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18 08:33:24
。媒体的无聊宣传炒作是一回事，是否有英雄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