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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张大民这样的男人嗤之以鼻
冯巩主演《没事偷着乐》,得了金鸡奖,娱记问他小子幸福不幸福,没想到老是演幸福生活给人制造乐子的冯巩回答的是:我妈说过,床上没病人,狱里没亲人,这就是幸福!
听了这个“最受欢迎的男演员”对于幸福的定义,笔者的感受首先是心酸,进而是慨叹:难怪今天的男人不值钱,因为他们的“幸福生活”太廉价了……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早已家喻户晓,类似这样鸡毛蒜皮的影视剧接踵而至,层出不穷。面对如此这般一个个死靠硬磨的男人冗长历程,我着实嗤之以鼻。
看来我们中国男人向来是知足长乐的,只要填饱了肚子,哪怕是住在大树旁,就算迈进了幸福的门坎,就该没事偷着乐。那些不思进取,靠贫嘴“磨”来“幸福生活”的新阿Q男人,为我们送上麻醉神经的良方,看到了“安居乐业”的曙光。
如果这种生活也叫幸福的话,也该没事偷着乐的话,那么百年前的阿Q也有理由发笑。当然,大民同志还是比阿Q阔多了,他毕竟还“磨”住了一个老婆,不必像阿Q整天单相思,连吴妈也未“磨”上。“磨”走了弟妹,“熬”来了搬迁,陶醉在油嘴滑舌的自娱中,中国千百年来的“好男人”又出活样板,是该号召向大民同志学习的时候了?
有人赞张大民是平民英雄,我却以为他是“弱男典范”、“市侩楷模”。在一个早早失去父爱的家庭中,长兄为父啊!请看他这个长兄又是如何发挥“长者风范”的:他将惟一的特长———耍贫嘴用在了向妹妹借钱给儿子买补品上,用在了顺其自然的无奈调侃上。一个不思进取、死靠硬磨、善算小账的中国软性男人形象跃然纸上。
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看起来令人心酸而却令其感到幸福,理由之一就是现实中比他更心酸的生活普遍存在。
张大民是个典型的“现实男人”——“现实”后面恐怕要加个“小”字才算贴切,他“现实”的具体表现为“随遇而安”。这种“随遇而安”不同于古代那些豁达向上的大家们的风范,而是“不思进取,软磨硬靠”的美化辞。纵观他的所谓“幸福生活”,实在让人看了之后替这个男人汗颜。这是一种侏儒式的生存方式,这是新阿Q的自得与自满,在这个男人身上,你看不到一点积极进取精神,有的只是靠贫嘴麻木贫穷痛苦与不幸。这个男人的全部智慧,体现在一无所用的“贫”上。他把这种智慧,很得意地用在了与弟、妹的“较量”——争取父母留下的有限空间上。在“长兄为父”的家庭,他这个“长兄”所能做的只是能把上下铺“摆一摆”而已。不管遇到什么事,他永远不会“想不开”,永远不会“寻短见”,他是乐观的,这种乐观不是靠进取而是靠死缠烂打来支撑。这种乐观哲学其实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嬗变。
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建立在他的“精神自慰”上,注意!不是“自卫”是“自慰”!这个“精神自慰”与老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底色是统一的。为什么我们认为阿Q是那么地可笑,而不谈张大民同样是可笑又可悲呢?现代社会,张大民这样的男人已经成为一种群体文化的标志,君不见“贫嘴文化”大行其道,“贫嘴男人”比比皆是,自以为“欢乐英雄”!“精神自慰”亵渎的是自己的精神,甚至干脆将自己的精神麻木死掉。那种自己身体咕嘟嘟冒血而自己却不觉丝毫疼痛的感觉是何等的可怕与悲哀!难道这种靠自渎来换得“幸福感”的男人是当代男人的楷模吗?男人的价值体现在“力量、勇敢、自强”上,“男儿当自强”是千古不变的男人座右铭,而张大民的以麻木神经为主要生活方式的“贫嘴”,张扬的不是自强,而是小市民的自慰甚至自渎,对于这种精神境界的男人,我们只有发出鲁迅对阿Q那般感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男人面对苦难应该怎么办?幸福的真谛当然不在于占有,它的居处应在我们的灵魂中心。但这不等于神经麻木将苦难幻觉成幸福,更不是堂堂男人年纪轻轻不思进取、死靠硬磨。
像张大民这样的中国男人太缺少迎难而上的精神,他们不是知难而进,而是将“随遇而安”理解为“逆来顺受”。忍让有时是一种修养(在生活小节上),有时却是一种耻辱(事关人的尊严与前途命运上)。张大民所代表的中国男人的形象,是怯懦,是辛酸,是软性小男人的形象。即便是所谓“知足常乐”,也具体要看是什么样的“知足”。怀抱大树,身居贫民窟也“常乐”之“知足”,毕竟是有些可怜与不自重。男人要在逆境与苦难中绽放笑脸,但这种笑应建立在“进取”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打肿脸充胖子,笑得未必灿烂。
男人不该强作欢颜,男人的自强应该写在脸上,不然给人带来的不是信心,而是无奈。从阿Q到张大民再到无数个“知足长乐”的家居男人,中国新好男人就这样产生了吗?中国男人为什么不在苦难中进取而是甘心不幸、强颜欢笑?张大民所传达出的,是男人对“现实”的无奈与无能,但愿这样的“贫嘴生涯”,别一不小心成为中国男人的“主旋”,否则,中国男人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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