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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国诞生的复杂原因!
苏联政府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在1947年4~5月间其态度突然发生变化。这一方面与苏联在二战后的全球战略、国家安全利益至上的原则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还受到苏联国家实力的制约，同时对犹太人在二战中所受遭遇的同情也是促使苏联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因素。虽然苏联这种亲以色列的政策持续时间不长，但它却成为以色列建国的重要前提，对当时和以后的中东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7年，苏联对中东政策发生新变化，即:由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转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苏联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变，不仅使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喜出望外，使其建国的愿望顺利进行，而且对此后中东政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就导致这一时期苏联外交政策转变的原因进行一些探讨。
一
俄国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1903年列宁就指出:“犹太人的民族思想有明显反动的性质”，“它是和犹太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的，因为这种思想在犹太无产阶级中间会造成一种敌视同化的情绪———即‘赫托’情绪。”①斯大林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并未改变，“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被形容为犹太人资本家利用来剥削犹太工人的一种反动意识形态，而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人民族之家的思想被认为是倒退的，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背道而驰的”②。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仍持同样的态度，指出:“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资产阶级进行剥削和争取庞大权利的表现。犹太复国主义通过（英国的）委托统治和《贝尔福宣言》，同英帝国主义结盟，作为对英帝国主义给予它支持的回报，犹太复国主义已把自己变成zhenya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③。正因为如此，苏联在1929年和1936~1939年的阿拉伯人起义中站在阿拉伯人一边。1939年5月英国发表白皮书，犹太复国主义者转而反对英国，苏联对此表示欢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方面有所缓和，但总的立场未变。1947年2月苏联《消息报》载文，表示坚决反对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但到1947年4~5月，联合国召开巴勒斯坦特别会议时，苏联突然改变立场，表示支持关于巴勒斯坦的分治计划。5月14日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作了长篇发言，在谈及英国委任统治制度的破产时，他对犹太人在战时“遭到非常不幸和苦难”寄予同情。因此，不能无视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他代表苏联政府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二元的、民主的和同样性质的阿拉伯—犹太国。”如果这一方案不能得到实施，就应考虑“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拒绝考虑或否定犹太人有实现这一愿望的要求和权利“将是不公平的”。④1947年9月16日，联合国召开讨论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会上，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专设委员会提出了3个解决方案:一是结束委任统治；二是对巴勒斯坦实行分治，但从1947年9月起有2年的过渡期，期间仍由英国代管；三是经过2年过渡期后，成立联邦国家。在就上述3个方案进行表决时，美国赞成巴勒斯坦分治，苏联也赞成这个方案。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
1948年5月15日，当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布成立以色列后不久，苏联即予以承认，并于5月26日在以色列设立了大使馆。此后还多方支持以色列。1949年5月11日，在苏美的共同支持下，以色列被联合国正式接纳为成员国。苏联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变，为联合国通过美国的分治方案铺平了道路，正如梅厄夫人所言“事实依然是5月18日苏联承认以色列对我们有巨大意义，它意味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一起支持犹太国家”⑤。但苏联也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它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不论在官方或在公众中间都一落千丈”⑥。
二
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之所以转变，首先和苏联的全球战略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苏联外交战略的中心从战前的单纯保卫自己的安全转向主动扩大势力范围。而中东地区是苏联的“利益”所在，正如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所说:“这一地区在苏联的安全范围之内”⑦。从地缘政治看，中东地区接近世界“心脏地带”，是欧亚大陆的接合部，同时又将“心脏地带”与“世界岛”非洲大陆连接起来，中东在苏联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特别是二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核武器、超音速喷气机和中远程导弹的使用，使地球变得更为狭小，中东作为“全球要冲”的战略地位更为突出。重返中东成为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基本出发点是致力于迫使英国势力的完全撤出⑧。
自19世纪以来，俄英就是争夺中东的一对敌手，但后者在争夺中一直占有优势，长期控制了中东地区。二战后，虽然英国的力量受到削弱，但英国统治集团仍把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势头作为其头等重要的任务，其中包括封锁苏联通向地中海和波斯湾的出海口，积极在苏联周边组成反苏军事联盟。因此苏联视英国为最主要的敌人，千方百计削弱英国在中东的传统势力。战后英国对中东政策的目标是“争取阿拉伯人的支持，来建立以英阿联盟为基础的中东新秩序”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无疑是打击英国在中东，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的势力，打破帝国主义的围堵政策，并能够把自己的势力深入到中东的绝佳机会。于是“苏联为了它的战略目标，而放弃了对阿拉伯人的支持”⑩。可见把英国赶出中东并乘机使自己的利益渗入该地区是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关键因素。同时，斯大林在二战后提出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二战后出现的人民革命形势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11)，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复国运动“使动荡不安的局面加剧，而在苏联看来，这种动荡正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个症候”(12)。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便纳入其世界革命的目标体系。
其次，苏联主张巴勒斯坦分治，支持以色列复国，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至上的原则有直接联系。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过程中，苏联的外交政策始终围绕国家安全利益这一终极目标展开。在中东，苏联根据本国安全利益的需要既可通过支持犹太人建国以打击阿拉伯国家的亲西方统治集团，又可在以色列表示愿加入西方发起的“中东司令部”后抛弃之而与阿拉伯世界结盟。阿拉伯世界在二战中的立场和二战后的政局使苏联人颇感失望。二战中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表现出同情轴心国的倾向，战后阿拉伯世界仍处于封建君主和反动上层分子的统治下，他们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关系密切，使苏联的积极对外政策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多大的活动余地。于是苏联通过对犹太人的支持来换取以色列执行亲苏的政策，以抗衡当时阿拉伯国家的亲西方势力，特别是抵御美国势力的渗入。同时，苏联在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很小，“大家知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巴勒斯坦并没有直接的物质利益和其他利害关系，它之所以对巴勒斯坦问题感兴趣，是因为苏联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13)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支持犹太人复国的态度一度甚至比美国还坚决。例如: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作出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后，巴勒斯坦局势急剧恶化，各地战火纷飞，英国部队已无法维持秩序。美国政府为了照顾其在中东的长远利益，向联合国提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联合国临时托管制度，暂缓执行分治计划的建议，以便联合国有一个安排巴勒斯坦最终地位的机会。美国的建议得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但却遭到苏联的激烈反对，苏联认为美国的建议是以维持巴勒斯坦秩序为借口，把“巴勒斯坦变成为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军事战略基地的一种企图”(14)。葛罗米柯在联合国讨论会上重申苏联政府支持分治方案，敦促联合国坚决执行巴勒斯坦分治计划。正是苏联采取的坚持立场为以色列的创建提供了保证。到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以色列外交西倾，苏联对以色列的立场发生改变，转而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称以色列为“反动国家”，甚至说以色列不是苏联代表建议成立的那样一个民主和独立的国家。可见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是根据本国的利益而变化的。
再次，苏联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受苏联战后实力的制约。二战的结果虽然使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面临极大的困难。这致使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了一定的合作，以求得苏联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因此，斯大林不仅一再强调同英美维持友好合作关系的必要性，而且当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争执时，苏联尽量采取克制态度，寻求妥协和谅解，即使在“冷战”的信号已经发出，杜鲁门主义已经出台的时候，亦是如此。1947年4月，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史塔生的谈话中，仍坚持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他说:“两种不同的制度既然在战时能够合作，在和平时期又为什么不能合作呢？”，并强调“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合作。”(15)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抗衡。这样苏联从反对分治到支持分治不能不受美国态度的影响。起初，苏联曾赞赏阿拉伯国家提出的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和宣布巴勒斯坦独立的主张，但在阿拉伯国家的主张没有获得多数代表的同意，特别是遭到犹太人的保护国美国的坚决反对后（因为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受挫与美国的干涉有直接关系，所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得不慎重考虑美国的态度），苏联对巴勒斯坦问题才转向同意分治方案。因为美国不仅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而且在联合国拥有很大的操纵力量，阿拉伯国家关于建立由阿拉伯人统治的巴勒斯坦国的主张决不可能获得通过。“看来，苏联对巴勒斯坦问题转向分治的主张，是与此有关的。”(16)不仅如此，“苏联支持分治计划后，就力图在未来的犹太人国家中博取好感以中和西方的影响”(17)。苏联不仅向犹太复国主义者供应武器，为以色列在战争中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在外交上偏袒以色列。1948年5月29日，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大安理会上提出了一项提案，要求安理会命令对巴勒斯坦战争“负有罪责的国家”在36小时内停止军事行动，并在发言中称阿拉伯人是“侵略者”。同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巴勒斯坦事件》的社论，指责“阿拉伯人进行推翻新犹太国的战争”，说阿拉伯人发动这场战争“既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独立，而是反对犹太人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战争”，对此，苏联“不能不谴责阿拉伯人”等等。
最后，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样，对犹太人遭受法西斯的pohai和在战后流离失所的生活状况表示深切同情。“在上次大战期间，犹太人遭受到非常的不幸和苦难。这种不幸和苦难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在希特勒分子统治领土内的犹太人几乎全遭到肉体的灭绝。死在纳粹刽子手手里的犹太人估计在六百万。在西欧只有约一百五十万犹太人在战后幸存下来。”(18)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苏联态度的转变与国内犹太人的努力有关。十月革命后，许多犹太革命者纷纷进入新政权的各级部门，据统计，1919~1935年间政治局和主席团中犹太人的比例为18％（俄罗斯人为65％）(19)，在二战期间，大批犹太青年响应苏共中央的号召，奔赴前线，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为激发和调动人民的抗战热情，苏维埃政府重建或新建了一批犹太文化机关和团体，其中最知名的是“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它吸纳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它在动员国内犹太人和改善苏联政府同西方犹太人乃至西方社会各界人士的关系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搞成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大家庭，它经受了战争年代中同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会遇到的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进行斗争的严峻考验。”(20)正因为苏联本身在战争中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所以对在战争中付出同样代价的犹太人产生了由衷的同情。正如梅厄夫人所述，“苏联集团支持我们也由于俄国人在大战中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厚的同情心。他们认为在纳粹手里也遭受深重灾难的犹太人理所当然地应当有自己的国家。”(21)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使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发生转变。虽然苏联这种亲以政策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它却成为以色列建国的重要前提，对当时和以后的中东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文由南国故人在2008-12-30 17:13:0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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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30 17:07: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