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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http://news.ifeng.com/history/2/shidian/200801/0124_2666_3762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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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１９１３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２００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１９４９年９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１９５３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1959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V”字形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 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他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1971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份大型传统日报，以及时、准确、权威而著称。该报十分重视选择头版要闻，对于较长的文章，经常是第一段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国资深记者，擅长时政报道，获过多次新闻大奖。这年7 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千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7月26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6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詹姆斯当时已经62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1972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 和“针灸热”。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游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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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7 14:5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