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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审判: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个体的担当
柏林墙审判: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个体的担当
挪威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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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柏林墙倒坍之后,东西德统一。德国法庭,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
下面是当事法官的质问:难道你无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
在一个不喜欢常识,与常识为敌的国度(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不只是前东德,记好了,现在同样存在,比如朝鲜,比如西朝鲜),对那些用脚掀投票的同胞,以国家的名义,枪杀那些逃离自己国家的同胞。执行枪杀命令的军人确实只是奉命行事、执行公务而已。
生在东德任何极权毒菜国家,个体不作恶基本不可能。这是普通人行恶的借口。可是至少,这里有一个积极作恶与消极作恶的差别存在。要那些军人警察去反抗当时的制度,有点不合人性,好象有点过份。而他们能做的是积极作恶,卖力积极地枪杀外逃柏林墙的同胞?还是消极作恶,将枪抬高一点点?事实上就完全取决于个人当时的选择了。
这里面,其实就存在一个基本的人性与为人底线问题。比方说,对话语的封杀,就存在同样的逻辑。任何极权制度毒菜国家,都不可能有话语自由存在。同时会产生一帮依靠控制它人话语而生存的文化人,是所谓编辑也。这些编辑,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当然会小心认真的通过删文字,来扼杀话语空间。是卖力的封杀民众公私空间的言论,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听见?不同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选择。
我听到一个感人的的事迹,某值班编辑,当班时突然听到电话响。他知道这个电话的来处,知道是因为什么。然,这位值班编辑在最后一响时,才接起电话,因为,他知道,晚一秒封杀文字,就有更多的人能读到那篇贴子,让更多的人获得真相。
在一个与常识为敌的社会里,个体当然可以用不同的借口推脱自己的所有责任与担当。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有多少人心安理得麻醉的行不义?
实质上,当你不得不作为的时候,至少你能做到,如那位令人尊敬的值班编辑一样。至少,在这一点上,个体是有机会选择的。消极的作为,更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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