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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京司机对杜宝良们的看法
一个北京司机对杜宝良们的看法
杜宝良刚开始打官司,今天又披露一则新闻:某外地来京人员,被电子眼记录97次违章,累计罚款几达两万元。
这个事议论极多,各方人士都有参与,多数是替杜宝良喊冤的,指责警察未能及时送达违章处罚通知书。但我注意到,似乎还没有从司机角度议论的,或许我可以填补一下空白。
我是一个北京的开车人,每天在路上七窍生烟地堵车。车多路少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我观察到,如果大家开车都守规矩,拥堵可能还少些。实际上几乎所有开车的人都同意这个道理:越堵越挤,越挤越堵。“挤”是什么意思?并非指后车头几乎顶前车屁股,而是有些人不顾交通规则乱挤一气,逆行他敢闯,禁行他敢走,非机动车道到他照走。结果呢,没麻烦还好,若遇上对面来车,或者赶上十字路口,多半“碴死”了。“碴死”是北京话,你只要想象一下一团乱麻那个效果就可以理解。
许多网站做交通专题,特别喜欢采用一张照片:偌大一个十字路口,南北方向堵得呲牙咧嘴,东西方向几乎空无一车。仔细看看为什么堵,根本在于有些车不守规矩,开到不该开的道上,结果碴死,大家谁都别走。
北京道路上的电子眼主要干两件事,一是查超速,二是记录乱占道行车。所以,作为一个开车人,听到杜宝良故事,别管这中间有多少说道,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解恨。
说“解恨”是不是言重了?不是。每当堵在路上,看见那乱开的主儿,我是打心里恨。有时候我甚至故意闪出半个车身,挡着后边的车不让它上从便道上超我。可是挡不住啊,人家死按喇叭,我也只好让。然后看着人家车屁股运气,有时候不免骂声去他娘的,自己也违章跟上去。为此,我也被电子眼照下来过。
这么讲,是不是显得我觉悟不高?未必,如果大家都规矩,我也非常乐意遵纪守法。这里边有个大众心理的因素:看见别人违章得利,心里难免由不忿迅速转为焦虑;这时候如果掂量违章成本比较小,很多人都会选择跟着违章。自由主义鼻祖霍布斯描述过一种“每个人与每个人的战争”,他认为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很原始很野蛮的状态,所以人们才要基于共同利益联合起来。而我觉得,正是杜宝良们的所作所为,使得道路上经常处于“每个人与每个人的战争”这么一种野蛮状态。
不用狠招整治这种野蛮状态,想缓解堵车,没门。所以,杜宝良们自己可以喊冤,但其他人我看倒不必跟着滥施同情。你同情,是因为你坐在书斋里敲这些同情的文字;如果把你扔进堵车大阵,恐怕只剩下骂娘。开车的人,堵车时眼见着别人违章得利,当时那种焦虑心情,实在难熬。另外,这种焦虑是可以迅速传染的,两分钟内就可以转化为集体焦虑,那时候所有规则都见它的鬼去吧。我们都讲社会风气如何如何,好像是一件很宏观的事情。其实不是的,它恰恰是由诸多小事积累起来,堵车中的焦虑,跟其他方面的无良之间,未必完全没有逻辑上的联系。
所以我要说,尽管警方工作需要改善,但刚开始逮着的,别手软,照章罚到底。罚到底一个,能吓退千千万万――为了我们大家明天路上不再饱受焦虑的煎熬。我还特别注意到,两个倒霉的司机,都是外地人――这么说可能难逃地域歧视的指责,说他们都拿的是外地驾照应该更恰当些。他们违章时的心理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反正我是外地“本儿”,你北京警察抓不着我。照我看,对这种心理就更应该狠治。
对比其他评论文章,我承认,我写得有点恶言恶语,可能很多人坐在书斋里会感到很不习惯。可是,我是真正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写这个东西的。而,基于自身利益诚实地发表意见,正是一个民主社会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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