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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攀高峰(全文)
九死一生攀高峰
作者：李致新 王勇峰
引子
这里讲的是两个人的故事：李致新和王勇峰。他们被称做是“登山双子星”，
相伴相随十几年，走遍七大洲最高峰。他们那么相同，有着共同的坚强的意志和坚
定的信念；他们又那么不同，有着迥然不同的性格。
对于李致新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小兔子跳舞的故事。1998年7 月，梅里雪山
遇难勇士的遗骸被发现，中国登山队搜索，我随队采访。那是一次伤心的旅程。山
的美丽和残酷让人心凉，下山的整个过程中心里都是痛苦着的。就在远远的还能望
见梅里的山路上，李致新问我：“见过小兔子跳舞吗？”面对他突兀的发问，我很
茫然。他说他见过。他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清晨去打草，在微微的晨曦中，在带着
露珠的草丛后面，小兔子在跳舞。他说这话的时候，车正拐过一个弯路，梅里闪了
出来。因为这只跳舞的兔子，梅里看起来竟也亲切而温暖了。
而对于王勇峰，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口哨。攀岩的时候，修路的时候，会传来他
的口哨，没有什么旋律，随心所欲的响着，从中能感受他的快乐和怡然。
山里山外的王勇峰是截然不同的，生活中，他是懵懂的，丢三落四，一进山就
那么的不同，站在他旁边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头脑的清晰。他也爱讲些山的故事，但
大多是那些大悲大喜的，在他的山里没有什么花呀草呀的，也很少诗情画意。
这就是他们的不同。同样的爱山，却用着不同的方式。认识他们会了解山的两
面：浪漫与壮美。
第一章 登山仿佛是命运的安排
李致新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那年我13岁，上四年级。当时我们
学校只有一份报纸--《人民日报》。我那时候是校长很喜欢的一个学生，每天有
一个任务是去供销社取报纸。
《珠穆朗玛一青松》，这个标题到现在我也能脱口而出。那篇文章很大的篇幅
是讲当时登山队的政委吴宗岳，他为了记录登顶的成功和登山运动员的精神风貌，
冒着各种危险拍纪录片，因为体力消耗太大失踪了。
那时留下的印象是登山运动特别神圣，登山运动员真的像青松一样在人们的心
目中常青，但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能和他们一样。我们成长的年代，正是学习黄继
光、董存瑞、王进喜这些英雄的时代。英雄很容易走进我们的生活。
很想和人说说我小时候的事儿，那是人生一段难忘的时光。
小时候我的家乡没有山，只有丘陵，比较危险的陡崖也就几十米高。有一次春
游的时候我爬上去，老师急得直批评我。她肯定没有想到，她的学生后来爬到了一
个比一个高的山上。
小时候，我家菜地就在学校的前边，家长让我看菜地，我天天坐在墙头上看学
生上课，自己也想上。可我妈妈不让我上，我就蹲在教室外面听人家上课，回家就
哭。妈妈拿我没办法，让我插班上了学。
我们那里学校的条件很差，桌椅是水泥做的，因为是插班，我和另外两名同学
用一套桌椅。小学时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在全校背《为人民服务》。那时候广播里老
放"老三篇"。没上学不识字的时候我就会背了。校长让我站在凳子上背给大家听。
高考那年正是彭加木遇难的那年，他失踪后，国家曾派人去找。当时我理解的
那种寻找，就好像是家里的孩子丢了，拉开大网满城找呗。那时很奇怪，怎么会找
不到？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自然有多大。因为正是崇拜英雄的时代，我报考了武汉
和长春地质学院。那时候还有一个特幼稚的想法，学地质可以四处走。小时候我家
有个邻居，是个采购员，总是五湖四海地溜达，那时候我最羡慕的人就是他，一度
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个采购员。
念中学时最大的心愿是考上大连工学院的化学工程系。在中学，化学是我最得
意的一门功课，我的梦想是当中国的门捷列夫。但功课拉了后腿。
从农村到城市，很多功课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像生物和外语，在农村都没
有学过。在农村只学过两个星期的日语，高考时外语就选择了日语。学校里学的是
英语，我只能跟着广播学日语。早上上学要坐1 个多小时的车，我就在出门前把日
语广播录下来，路上和中午在学校听。那时候家里条件很不好，学习的地方都没有，
我就拿着爸爸的工会证，放学后去大连市工会的工人文化馆看书。这么读完了高中
的最后一年。最终进了武汉地质大学。
上了大学，我发现了自己的跑步才能。以前喜欢踢足球，不知道自己还挺能跑。
有一次体育课上测试1500米，我跑了个第二，第一名是体育特招生。我一下发现了
跑步的乐趣。武汉地质大学是个环境优美的学校，有山有水，于是，每天早上，我
都要绕着学校跑几圈。
因为跑步，我认识了王勇峰。
大二那年学校开运动会，王勇峰跑1500米，我也跑1500米，当时他是校队的长
跑队员。跑到最后一圈时，我差点儿超了他，他急了，开始加速，当然，他拿了第
一。他们班那么多女生给他加油，一看人缘还不错。下了场，他过来和我打招呼，
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大三的时候，有一天正在饭堂吃饭，王勇峰过来跟我说："学校组织了一个登
山队，你想不想参加？"
"是吗？有登山队？"我听了挺高兴，小时候的记忆一下子想了起来。但当时
登山队不要我们水文系的，只要和高山工作密切相关的地质系、矿产系和物探系的。
王勇峰因为是校运动队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他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学
校在几百个报名者中筛选24个，低压舱等一系列的测试已经进行完了，但有一个老
师退出去了，因而还有一个名额。他指点我去找纪老师。我摸到纪老师家，见到他
的第一句话是："我想参加登山队。"
纪老师在我们学校搞了很多年的科考工作，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脚趾
也在登山中冻掉了。
他问我："为什么要登山？"
我一下子愣住了，来之前可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突发奇想："第一，我喜欢登
山。"我想这是说服老师最重要的。现在选队员，也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喜欢登山，
有没有为这个事业献身的精神。这是一个登山运动员的首要素质，硬拉进来是不行
的。"第二，听说将来还要和日本队合作，我会日语。'其实，我那时的日语水平
只够问个好。"第三，我是东北人，我抗冻。"实际上，南方人抗冻，我那些南方
同学冬天就睡在一个棉套上。
老师一听，就同意了，说只要系里同意就没问题。
当时很多人的心理是想去高原看看，去山里看看，看看冰塔林、雪山。当时我
也有这种想法，即使以后当不了登山运动员也没关系。有一点没有想到的是：纪老
师的问题我居然用了15年的时间也没有回答出来，越是到后来，问我这个问题的人
越多，而我，也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要登山？高山反应损伤着身体，疲劳折磨
着意志，时时刻刻地威胁着生命。真的像孟子说的那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空乏其身，但还要一次次向山而去。我想，这是用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回答
的一个问题。
听了纪老师的话，我直接去找系主任谈，这之前我还从没和他说过话呢。他说，
作为咱们系的学生能去当然是好事，但要把功课安排好。
现在想起来，一切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如果没有王勇峰的那句话，如果没有那
么开明的老师，如果真像其他队员那样去做低压舱这样的专业测试，我可能永远和
登山无缘了。
第二章 第一次进山，我发现，我和山挺亲近
李致新
没练几天就开拔到位于青海的阿尼玛卿山。阿尼玛卿主峰6282米，二峰6268米，
我们当时的计划是登二峰。到了一看，老师认为难度太大，决定登三峰：海拔6090
米。
真正到自然之中，这是第一次。一切都那么吸引人，尽管自然也有可怕的地方。
传说当地有野人，有熊，甚至有人被熊追死的传说。但这都无法削弱自然的魁力和
诱惑。
刚到大本营的时候高山反应很强烈，头疼，睡不着觉。而我当时正是争强好胜
的年纪，咬着牙挺着。我们当时有一匹马，累了可以骑马，可马也驮了很多东西，
我们都不舍得骑。走到海拔4600米一4700米的时候，走着走着就趴在马背上喘，我
喘马也喘。越走高原反应越强。
有生以来第一次走那么多的路，走到天蒙蒙黑了，才到4700米的营地。
到了营地还不能休息，要搭帐篷、烧水、做饭，有的同学受不了了，一头钻进
了帐篷。我放下东西开始帮老师干活。
当时心里特别不平衡，进山之前，老师就说过要做这些事，可凭什么就有人不
干活去休息呢，这个时候，谁不累呀？当然，生气是生气，手里并没有停，活儿总
得有人干。
到了以后才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登山家必备的素质。登山也需要这种精神，不
管多苦，多累，咬着牙也要做这些事情，否则不要说登顶了，就是第二天的行军也
泡汤了，这是登山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有人说，登山是一种繁琐美，有一定道理，
每天几乎是在背着"家"走，每天都要重复着一些生活。这种生活没有什么选择的
余地，而且是越疲劳的时候越要干。
因为表现不错，老师选定我和另外两个人为登顶队员。
王勇峰等3 个队员是支援队员。支援队员是登山中合作精神的最好体现。他们
要帮助登顶队员建营地、修路、运输食品和装备，为登顶队员做好准备，往往是到
最后，这些支援队员的体力已经达不到登顶的要求了，看着登顶队员冲上顶峰，而
自己下撤。几乎每个登山队员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海拔5500米左右修建二号营地
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本来计划王勇峰他们把东西运到那里就撤下来，但老师
一看那里的地形很危险，不敢让他们自己下撤。决定把他们留下，和我们一起登顶。
这样，我们一个组的东西，两个组用。
当时天气很热。一到营地，就有人迫不及待地要喝水。于是帐篷没搭好，我就
开始生火，我于这活儿很拿手。点着火，水正要开的时候，锅翻了，就听着锅"丁
零当嘟"下了山。我们只带了一个锅，没了。最后是用罐头瓶子化雪喝，准备第二
天登顶。
第三章 豁达、开朗、有韧性，是一个登山者的基本素质
王勇峰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练长跑。因为我爹说要锻炼我的意志。集宁冬天那个冷呀，
别人都戴着棉帽子的时候，我戴一个耳套就跑出去了，一天早晨跑上四五千米。
据说很小的时候我很聪明，但那时候不爱学习就爱玩。
我小时候特别淘气，在马路上撒钉子，在一边欢天喜地地看自行车“狐卿狐卿”
倒；庄稼熟了跑到地里偷庄稼；钻进火车车厢里偷西瓜……。总之，一个坏孩子能
干的事都干了。
后来上了初中，也不愿意上学。还是淘气，也不像人家似的顶天立地地淘气，
蔫淘。学校差点儿给我处分。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老师才—一隐瞒了我的“事迹”。
到了初二那年，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机。
那年，学校选拔数学竞赛的学生，考初中四则运算，我居然选上了。经过老师
一番辅导，我居然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数学竞赛。拿到市数学竞赛试题时，我发现
只有一道题眼熟，当时想，就做这一道吧，做呀做，居然榜上有名了，我拿了一个
第二名。3 个“居然”把我推上了当好孩子的路。
就在我想当一个好孩子的时候，我们换了一个厉害的老师。让你学习你真得学，
不听就打，那时候我没少挨打。印象最深的是上几何，画辅助线用虚线，我老用实
线，老师冲着我的后脖子就是一巴掌，把我疼坏了，一辈子也忘不了辅助线用虚线。
到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发现做一个好孩子是挺好的事，就认真念书了。到了
高中，凭着数学成绩进了市重点中学，还进了重点班。
进了重点班，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谁的功课都比我好，我们班一共50人，
我排名40，能有感觉吗？我想，反正是赶不上了，算了吧，还不如好好玩玩呢。就
约上一些伙伴，这个星期天骑车往东走20公里，下个星期天往西走20公里，感觉真
好。回来跟大人讲我们到过的一些地方，他们都没听说过。集宁附近的山、树、水
我几乎都见过了。
越来越发现学习是件没意思的事儿，到野外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儿。于是，在
高中，只留下一件得意的事。
那是在高一运动会上，老师让我参加1500米的比赛。当时大家都没太把比赛当
回事，穿着棉衣。棉裤、大头棉靴，就上场了。我可不一样，第一次参加比赛，可
当回事儿了，非常认真，穿着单衣单裤，一双球鞋。集宁的冬天多冷呀，把我冻坏
了。发令枪一响就冲了出去，多冷呀，只有玩命跑。一看遥遥领先，心里更高兴了，
任鼻涕横飞，拿了一个第一。那一次是真幸福，知道了成就感是个啥滋味。学校一
看我跑得不错，让我参加校队训练，到了那儿，人家也是单衣单裤了，我就没戏了。
就这样愉快地在东奔西跑中等来了高考。高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奇迹。我在班
里的名次一直是35名，高考的时候，一没有压力就超常发挥了，居然考了个17名，
把我乐坏了。惟一的遗憾是，分数上了重点线了，只有放弃军官梦，进武汉地质学
院了。我一直的梦想是当一个拿破仑那样的将军，阴差阳错进了武汉地质学院之后，
还是做着将军梦，抱着军事方面的书苦读。那时候，我在同学中很有煽动性，原因
就是总给他们讲战争故事，讲故事时那种豪气满胸的感觉一辈子难忘。
进了大学，我爱玩的特长得到了发挥。第一次参加运动会，就跑了一个5000米
的第一名。当时特别想进校队，老在体育教研室门外转悠。后来，老师问我，想练
练吗？我说想，他说，那先跟着练吧。
我可是真练，别人跑1500米，我跑2000米，从来不偷懒。我似乎就是这么一个
人，什么事情都喜欢做到极致，不出现极限不罢休。这在后来1993年登珠穆朗玛峰
时最明显，那一次，体力严重透支，直到今天也无法恢复，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在当时，因为这股劲儿，老师收我进了校队，在长跑里，我找到了一种成就感
和归属感。
进了大学，我死心塌地做好学生了。入学1 个月后，我当了班长，开始全心全
意当这个班长。有人训练晚了，或是下自习晚了，我把饭打回来放在宿舍。刚进学
校的时候，很多人不会缝被子，我就给他们缝被子。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李致新是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经常说个山东快书什么的，记得常说
的是《剃头》：“当的格当，当的格当，扣你二斗红高粱。”他那时候的愿望就是
在运动会上“开”我，一到跑1500米的时候，他们班加油时喊的都是“开了他！开
了他！”当然，他们一次也没成功。
大三的时候，听说学校要组建登山队，我非常高兴。当时有一个想法，登山是
要经过生死考验的，如果一个人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了，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我
一直坚信自己能做大事，而要做大事就要经得起考验。登山当然是最好的考验。但
登山是和科考结合在一起的，不要水文系的。我开始四处运动，找系里，找体育教
研室，找团委，到哪里都是一句话：我要登山。后来学校就让我去参加测试了。高
压舱、低压舱、戴沙袋，统统都过了。当时学校这方面活动不是特别多，没有什么
经验，所以测试非常严格，眼睛必须1．5以上，要能背着20多公斤沙袋走半个多小
时，如果当时李致新参加了测试，肯定进不了登山队，他那时候就戴眼镜，冲这一
条就没戏。当时每道关都刷下来一大批人。
后来就碰上了李致新，告诉了他这个消息。
登山诞生于浪漫的爱情故事，但进了山，你不会有一丝浪漫的感觉。
现代登山运动诞生于18世纪欧洲西部的阿尔卑斯山区。
在高山海拔3000米一4000米的雪线附近，即接近“高山植物禁区”的地带，往
往生长着一种野花——“高山玫瑰”。摘采这种野花是很困难的。据说很久很久以
来，阿尔卑斯山区的居民一直流行这样的风俗：当小伙子向姑娘求爱时，为了表示
他对爱情的忠诚，就必须战胜重重困难和危险，勇敢地登上高山，采来“高山玫瑰”，
献给自己心爱的姑娘。直至今天，阿尔卑斯山区的居民仍然保留着这种习俗。长此
以往，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登山活动，便发展成一种为广大群众爱好和踊跃参加的运
动。将登山运动和这个动人的传说联系到一起，不管事实如何，或许人们是宁可信
其有的。
较可靠的说法是：18世纪中期，阿尔卑斯山以其复杂的山体结构、气象和丰富
的动植物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注意。1760年，日内瓦一位名叫德索修
尔的年轻科学家，在考察阿尔卑斯山区时，对勃朗峰的巨大冰川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他自己的攀登却未能成功。于是，他在山脚下的沙莫尼村口贴了这样一张告
示：“为了探明勃朗峰顶上的情况，谁要是能够登上它的顶峰，或找到登上顶峰的
道路，将以重金奖赏。”布告贴出后，没有人响应，一直到26年后的1786年，才由
沙莫尼村的医生帕卡尔邀约当地石匠巴尔玛，结伴于当年8月8日登上了勃朗峰。一
年后，德索修尔自己身带所需仪器，由巴尔玛为向导，率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登上
了勃朗峰，验证了帕卡尔和巴尔玛的首攀事实。现代登山运动便由此诞生。英国大
百科全书“登山”条目下，采用的便是这种说法。由于现代登山运动兴起于阿尔卑
斯山区，在世界各国，登山运动便又被人们称之为“阿尔卑斯运动”。
19世纪中期，阿尔卑斯山区的登山运动发展很快。1885年一1895年十年间，阿
尔卑斯山脉20座4000米以上高峰相继被征服。在征服这些山峰的运动员中，成绩最
突出的是英国人温帕，他和他的队友们，在首次登上古兰特·焦拉斯峰（4184米）、
埃格优卫尔特峰（4122米）之后，又登上了在当时被认为是无法登顶的4478米的玛
达布隆峰——阿尔卑斯山脉最后一座4000米以上的高峰。
在此之后，现代登山运动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是由仅仅使用如四齿冰爪、麻绳、登山杖等简单装备技术水平低下，只能选
择容易和安全的路线攀登的初期简单形式的登山，向拥有各种用途的岩石锥、冰镐、
金属挂梯、三齿钉鞋、铁锁、绳结等复杂装备，已掌握了一定岩石和冰雪作业技术，
开始朝难度较大的路线挑战的高难度技术型登山发展。
二是把登山运动向世界范围推广。19世纪末，登山家们把注意力大部分放到了
南美的安第斯山、北美的落基山、非洲的一些山脉以及中亚的高加索山脉。进入20
世纪以后，他们的目光又更多地转移到了喜马拉雅山区。当然，这一时期登山活动
的中心，仍然是阿尔卑斯山区。
欧洲一些登山运动较发达国家的登山运动员， 开始向当时被视为不可超越的
“三大北壁”，即海拔4478米的玛达布隆峰的北壁、海拔4184米的古兰特·焦拉斯
峰的北壁和海拔3970米的埃格尔峰的北壁挑战。
1931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朗茨·舒米特和托尼·舒米特兄弟二人，用两天
的时间，首次从全长1100米、个别路段还有雪崩危险、公认为最难攀登的玛达布隆
峰北壁路线登上了顶峰。首开征服“三大北壁”的先例。舒米特兄弟俩的事迹轰动
了欧洲，一时他们成了登山界令人瞩目的英雄。
1935年夏天，德国运动员马丁·麦雅和鲁道夫·贝达二人从古兰特·焦拉斯峰
的北壁登上了齿状峰群中一座山峰的顶峰；3 年后，意大利运动员里卡尔特·卡辛
等又沿着这条路线登上了齿状峰群中最高的山峰。这条全长1070米、有三分之一地
段坡度近于垂直、个别地段还有小岩檐地形难点的古兰特·焦拉斯峰北壁路线，终
于也被征服。
1938年，由德国人安德卢鲁·海克麦耶和奥地利人海因利希·哈勒两人分别率
领的两个登山小组，采取互相保护、交替上升的方法，经过4 天的努力，终于沿着
埃格尔峰的北壁攀登而登顶。至此，阿尔卑斯山区攀登难度最大的“三大北壁”路
线，全部被人类征服。
世界登山运动进入“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的时候，中国的登山运动才刚刚起
步。
人类的登山活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早期的登山活动，很大程度上为军事、宗
教、经济目的所局限。由自觉的体育运动意识支配，作为现代体育运动项目之一，
主要包括竞技登山和探险登山的现代登山运动，由诞生至今，不过才是近两个世纪
的事情。
在无高可登，无险可攀的情况下，仅仅在阿尔卑斯山区活动已远远不能满足各
国登山运动员的需要和适应登山运动迅速发展的趋势。于是，登山活动的中心，便
自然而然地由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转移到了拥有最多尚未攀登过的极高峰的亚洲
的喜马拉雅山区。
1950年6 月，法国登山队的埃尔佐格和拉什纳尔，沿着西北山脊，成功地登上
了世界第十座高峰，海拔8078米的安娜普鲁那峰。这是登山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首次登上8000米以上的高峰。
法国登山队的成就极大地震动了国际登山界，并鼓舞了各国登山运动员，各国
登山队都加快了向其他8000米以上高峰进军的步伐。1953年，德奥联队的奥地利人
布里，登上了世界第九高峰，海拔8125米的南迦帕尔巴特峰；同年，英国登山队的
希拉里和丹增沿东南山脊，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1954
年，意大利队的拉卡捷里和康潘牛恩，登上了世界第二高峰，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
峰；同年，奥地利队的基西、依约黑里尔和尼泊尔人潘辛格、达哇喇嘛，又登上了
世界第七高峰，海拔8153米的乔乌雅峰。1955年，英国登山队的崩德、哈尔基、布
劳恩和斯特列切尔登上了海拔8585米的世界第三高峰金城章嘉峰；同年，法印联队
的佛朗哥、切林库金、曼温、列鲁、库别、布也、威阿列技及尼泊尔人几阿尔村、
尔布又登上世界第五高峰，海拔8470米的玛卡鲁峰。
当中国的现代登山运动刚刚踩到起跑线时，世界登山运动已进入登山史上“喜
马拉雅的黄金时代”。
第四章 在阿尼玛卿，我真正认识了王勇峰
李致新
我和王勇峰在训练中慢慢熟悉了，又经常在一起踢球。他是他们班的主力，我
是我们班的主力。有一次，我们争球，他速度快，一绕，就把我超过去了，我也追
不上他，就在后面使了一个小绊儿，他“吧卿”一声就趴在地上了。他也老实，趴
在地上说：“致新，你跟我来这个？”想起来真好笑。勇峰一直是一个豁达不计较
的人。
但真正了解他，还是在阿尼玛卿。
进山之前，我们在西宁既要训练也要采购进山食品。一天在街上逛的时候，正
好看到卖羊羔皮的，白白的软软的，看着可好了。我就想，爸爸妈妈身体不好，可
以买回去给他们做衣服， 多暖和。 王勇峰一听就帮我问价钱，“6O块钱一张。”
“太贵了。”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多少钱，就随口说了一句，那人说：“没关系，
买不买，先看看。”还把我们拉到他住的招待所去看货，我有些不想去，人生地不
熟的，心里不塌实。可王勇峰说，去吧，看看怕什么。到那一看，人家一屋子的羊
羔皮，让我们挑，可我们身上真的没带钱，再说，买也要下了山买，不可能买了背
上山呀。我就说，等我下次来再买吧。那个人说，你根本就不想买吧？50块钱卖给
你。后来一直降到30元。我说，那好吧，我回去拿钱。我当时心里真没底，我还是
学生，从没碰上这种事，60块钱的东西一下降到30块，听着心里就打鼓。另外也要
回去问问老师，老师一听，说绝对不许自己出去买。我一听，更不能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正在房间里聊天，王勇峰问我还去不去买羊羔皮了。我说不去
了，我觉得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谁知他“咣”地一声摔门出去了。看来是生气
了，当时也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但很快就忘了。
后来在山里时间长了，他对我多少也有了一些了解，再加上我们是一个系的，
就经常在一起聊天了。那天是在大本营，我们俩躺在一个斜坡上聊天。青海的山，
有很好的草，躺在上面很舒服。在他眼里，我的家乡大连还挺神圣。全国多少火车
是从大连开出来的，大连的苹果有多好，大连的万吨轮怎么棒，他都知道，甚至他
还报考过大连的学校。聊着聊着，就说起了那天的事，我问他：“那天买羊皮的事，
你是不是生气了？”“是，我是生气了。”“那你摔门去哪了？”“买羊皮去了。”
我一听立即感到他与众不同的朴实。在那样的年代里，他的那种朴实真是稀有的。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总爱给朋友讲王勇峰买羊皮的事，那是王勇峰最真实的写照。
第五章 登山很好玩儿，不像想像的那么难
李致新
登阿尼玛卿的时候登山装备很简陋，穿老式的靴子，也没有下降器，还要自己
打抓结。老师学生也都没有经验。在离顶峰很近的时候，关于是否登顶，上下有了
分歧，一是新手多又没见过这么大的山，二是当时的情况太复杂了。最后决定由一
位老师带着一个同学登顶，其他人不上了。离顶峰就差一个山包了，甚至能听到他
们在山顶说话的声音。
第一次登山就这么结束了。
我的高度是6050米，顶峰是6090米。这第一次让我感觉很好，我觉得自己完全
有能力登更高的山峰。出发前还觉得是去登那么大的一座山，可回来一想，才6000
多米，离8848米还差2000多米呢，什么时候才能登更高的山呢？
那时候每天在山里吃萝卜炖午餐肉，到现在也不能闻午餐肉的味道，也不能提
罐头，彻底吃伤了。但在当时，那可是最香的东西。下山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把剩
下的食品带走，我就挑了两个罐头回家。回家后，我姐夫握着两个罐头说，这是致
新用命换回来的。我一直不敢跟他们说山里的事情，看起来，他们也都知道。在实
习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梦里哭醒了，我梦见因为登山我爸我妈不要我了。慢慢长大
以后，我发现，登山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自己的家人。1988年，登完南极最高峰文森
峰在回来的飞机上，正记着日记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妈妈。我妈妈有
心脏病，非常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受惊吓和刺激，可他的儿子却让她始终生活在心
惊胆战之中。想着想着，泪水就淌了下来，那是十几年来最伤心的一次。在后来，
母亲去世以后，这种歉疚的心情一天强似一天。
在青海登山，最大的好处是总能看到草，看到绿色。当地老乡教我们怎样辨认
虫草。更好玩儿的事是抓鸟。一到晚上天快黑的时候，鸟儿就成群地钻到一个洞里，
我一口气能抓十几只，关到装罐头的箱子里想把它们养大，可也不知道它们是吃虫
还是吃米，喂了好多米之后它们便都死了。
那时候也感到枯燥、孤独，但有一种体会：熬。熬到出山之日，熬到下了山能
吃蔬菜，能吃好东西的时候，那种期待的心清是挺好的。
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和山结一辈子的缘，但当时想，第二次我还要来。
第六章 第一次遭遇雪崩
李致新
很快，学校组织和日本队一起登阿尼玛卿二峰，但已经有一些同学不来了，我
觉得很奇怪。也有一些同学劝我，看过了，知道怎么一回事就行了。可我还是来了。
你真的说不清山的魁力在哪里， 所以， 当有人问马洛里为什么要登山时，他说：
“因为山在那里。”这句话在登山者中广为传诵，因为它最准确地传达了山对于人
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
这一次，条件相对好一些了，国家登山队还派人做教练指导。
因为有了第一次经验，烧水、做饭、运输，在我都习惯了。这一次王勇峰表现
得也很出色，运输的时候能多装就多装，当然，体力消耗非常大。他和我都被选上
了登顶队员。
这次登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登山运动员，曾曙生、陈建军，尤其是老曾，
不仅登山技术好，还会摄影、摄像，还做过《第三女神》的编导，非常全面，再加
上以前登山经历的介绍，以前崇敬的登山运动员形象活生生在眼前了。他那么大年
纪了，既要给我们拍照，还要在前面开路。什么叫开路先锋呀，登山中最能体现了，
开路的人体力消耗大，危险性也更大。最危险的时候，老曾总在最前面。我那时候
能给他们背点东西心里都美滋滋的。所以，现在我们总是开玩笑说，当时是被老曾
骗进登山队的。的确，当时，这些人身上的人格魁力，是我们走进登山行列的一个
重要原因。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登山者的精神和气质，那种气质影响
着我们一生。
本来我们的营地应该建在5700米的地方，但由于新队员多，为了突击方便，就
建在了5800米。我们正在5800米的地方休息，刚下完大雪，日本人走到前面去了，
我们修了很久的路。
路线越来越难，老曾把我们调到了最后。我、小熊、老包还有王勇峰。突然，
只听见“咔嚓’一声，还什么都没看见呢，就听老曾大喊：“雪崩，保护住！”这
时候，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接着，第二浪又到了，当时怎么扔的背包已经记
不得了，我们一直跑，跑到一个大裂缝面前，雪停在了身后。这时候如果雪再来，
我们也无处可逃了。回头一看，老曾他们不见了。
我们喊着：“曾老师！曾老师！”往回跑。一边喊曾老师一边四处乱扒。我们
学校的两个老师埋得浅，拱了出来。可我们还扒不着老曾他们，时间就是生命，那
时候很明白这个道理。
突然，一个念头问了出来，他们4 个人是拴在一块儿的。进山前，老教练讲过，
发生雪崩时，要顺着结组的绳索去找。我顺着绳子用力拉，喊：快拽，抬不动了，
就说明有人了。果然，扒到了背包，我们4 个小伙子喊着“一、二、三——”把陈
建军翻了过来。他当时头朝下。他嘴里喊着：“完了完了，肯定冻伤了。”他脸已
经冻紫了。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拉过他的手就往自已怀里揣。之后又顺着绳子往
前拽。拽了两下，绳子拽不动了。这时候，不远处突然拱出一个帽子。原来老曾听
见声音了，他的自我保护非常好，雪崩的时候，他把手挡在了脸前，这样有了一个
空间。当时雪崩来的时候，他回头看陈建军，雪盖下来，又有向下推的力，绳子缠
在了他的身上，所以身体不能动了，但手能动，就把帽子扔了出来。一看到帽子飘
了出来，我们冲过去继续扒，扒出来一点儿后，刚要拽，他说：“先别拽！”他当
时非常冷静，说绳子在他腰上缠着。我身上有一个水果刀，一听他这么说，就拿出
来“哧，哧，哧’地割。
当时老曾说的一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他身体还在雪里，问：“其他人怎
么样？”我们说就差你了。他又问：“日本人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哪顾得上日本
人，扒出老曾，抬头一看，日本人出来两个，还有一个女的没出来。
我们用了不到10分钟把4 个人救了出来。1989年在南迹巴瓦，日本队员大西宏
在雪里埋了8分钟就死了。
老曾出来喘了口气，喊：“冲，救日本人！”这时候我们又有了精神，连滚带
爬往日本人那里跑，雪太深了。跑到那儿的时候，我的手套都没有了。日本人被扒
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些昏迷了，老曾说快放进睡袋里。急救的方法之一是把人放进睡
袋里恢复体温。之后，下降高度，转移到安全地带。
把日本女队员驮到5700米的地方时，我开始流鼻涕，出现感冒症状，扒雪的时
候，手套掉了，自己也没注意到，大概是那个时候着凉了。那天一夜也没有睡好。
第二天，老曾说你不能往上走了。在山里，最可怕的事情是感冒，因此，进山
的时候，大家一般不洗澡，条件不够是一个原因，防止感冒是最重要的原因。感冒
会带来肺气肿、脑水肿，很快死亡。在登山事故中，因脑水肿而死亡的现象并不少
见。
我当时很矛盾，自己感觉这感冒不算什么，另外，自己状态一直不错，这么放
弃太可惜了。正在犹豫的时候，老曾说，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历史使命，你可以下撤
了，现在就护送队员下撤。有一个队员因为被雪崩惊吓，不能上山了。登山有个规
矩，不能把一个人留在路上，留在营地，必须有人陪着，让一个人留下，是登山的
大忌。
当时的心清别提多矛盾了，想上，又怕得脑水肿；撤，又不甘心。我保护那个
队员下撤时真是一步一回头。心里太难受了，毕竟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
后来听说老曾又到5800米雪崩埋他的地方看了看。他在那里找到了我的那把国
产水果刀，到今天还收藏着。
后来听登顶的队员讲，快接近顶峰的时候，又听见“咋嚓’一声，脚下一动，
附近又发生雪崩。因为这次的目的是带学生，不是登顶，全队就撤到了5700米。日
本人没有下来，坚持登了顶。看着日本人那个高兴的样子，队员们心里特别难受。
小熊坚持要登顶。你想，修路日本人不行，运输日本人也不行，到登顶的时候我们
不行了，这口气哪咽得下去？结果，老曾、陈建军带着4 个学生登了顶。登山往往
就是这样，需要一口气，没有这口气，再强的实力也会功亏一篑。
这次登山使我们对登山有了更深的认识。老登山队员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什么是
真正的登山运动员。同时，和登山家在一起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登山的真正乐趣。老
曾带着我取冰样，教我拍片子、摄像。那是一次幸福的登山，那种感受终身难忘。
记得建一号营地的时候，很艰苦。老曾是最后一个到的营地，他当时已经46岁
了，不仅修路，还要给我们拍片子，他的精神已经折服了我们。那天一到营地，他
就训陈建军：“为什么不下去接我？”最后那段路很危险，绕来绕去的，有很多冰
裂缝。”他这一训，我们知道了登山应该是什么样的。在登山中，帮助人是一种下
意识的行为，伸出手去帮助别人是一个登山运动员最基本的素质，尽管有时这一伸
手就是生命的付出。
其实，当时陈建军也没闲着，正忙着建营呢。一听老曾训陈建军，我们赶紧烧
水做饭。
第一杯咖啡喝起来的时候，确确实实感觉到什么是“味道好极了”，真正找到
了这种感觉。正像老曾讲的，越是艰苦的时候，别人给你一杯水的时候，那种感觉
越是难忘。这在后来，1988年登珠穆朗玛峰时我有了切身的体会。
这一次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登山之后回家的感觉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一次
要去北京庆功。北京，我去过，是在北京站过了一夜。这次，不仅去北京，还要去
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年大庆。回家的感觉太好了。也是在这一次，我还发现
了自己的一个特长：生火，做饭。我对自己自信心大增，我发现我和山挺默契，高
山适应很快，干起扎营、做饭这些事一点儿不烦，还挺有乐趣。在山里，我还露了
一手：拔丝地瓜，从前只见过，在山里是初试身手。当然，程序是对了，但丝没有
出来。大家拿我开心：这哪是拔丝呀，大连水果糖嘛。这成了登山队的一个典故。
第七章 登山中，什么比登顶要重要
李致新
1984年，我和王勇峰第一次以国家队的身份到了纳木纳尼。我是以登山的实力
到了纳木纳尼，而王勇峰是以他的素质和修养、觉悟到的纳木纳尼。
中日联合攀登阿尼玛卿之后，国家队要在我们这些队员中选择去纳木纳尼的队
员。我和王勇峰都被选上了。在这次登山中，王勇峰的表现不是最出色的，为什么
能选上他呢？因为他的修养好，这是登山中最难能可贵的。
从山上下来之后，我们要去北京参加庆功会，还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
年的庆祝活动。这对我们这些在校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荣光。谁不盼着去北
京呀。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我们的领队老师病了，另一个老师急坏
了，谁领我们去北京呢？这个时候，王勇峰说他留下来。王勇峰是登顶队员，是一
定要参加庆功会的，又是那么难得的机会，他好像一点也不惋惜，说，以后机会多
着呢。于是，就在我们在北京沉醉在鲜花与掌声之中的时候，他在医院给老师端屎
端尿一个月。
后来，推荐队员的时候，所有的老师竭力推荐王勇峰，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登
山人的精神比身体素质更重要。老师的定论，在后来王勇峰的登山生涯中得到了很
好的诠释。
1984年底，我们投人了纳木纳尼训练。这时候，我和勇峰已经是形影不离的朋
友了。当时他在做毕业论文，我每天给他打饭，到我做论文时，他也是如此。
纳木纳尼是我们登山最严峻的一次入门课。出发的时候是很悲壮的。登山队的
领导说，在必要的时候要有为登山事业、为日本队员牺牲的精神。我们当时并没有
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在纳木纳尼，王勇峰负责运输。从大本营到一号营地，再到二号营地，为突击
队员做准备。登顶那天，雪非常大，背的东西又多，根本不是在走路，而是走一步
跪一步，王勇峰是把路跪出来的。但他不是登顶队员，把装备运到突击营地后，要
回到二号营地待命。
从二号营地到突击营地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路程。但王勇峰却不能向上走。
登顶之前，路线已经全部铺好，天气也不错，我当时体力状态非常好，看起来
突击顶峰没有一点儿问题了。我们当时很兴奋，策划着如何给学校发电报。
可就快到突击营地的时候，步话机突然“哗啦哗啦”响了，大本营命令我护送
日本队员下撤。我一下蒙了，当时的感觉是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从喀什坐了10天
的车才到山下，又攀登了一个月，拉着稀硬是把物资运输到了突击营地，这一切不
就是为了登顶吗？而这个时候，顶峰就在眼前了，不足200 米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
梦想了，却让我下撤！那是一种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沮丧，心里骂日本人连累了我，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病？
我们要把得高山病的日本队员捆在睡袋里往山下救。这时候，突击队员往上走，
我们开始捆日本队员。人还没捆好呢，已经看见队员在顶峰展旗子了。
救人我已经有经验了。睡袋外面罩帐篷，不能捆太紧，太紧人就勒死了，也不
能太松，捆松了人就滑出来了。捆好了，我们4 个人一起往下送，前两个人拽，后
两个人拉着。往山下拖实际上是自然给氧。
路上，碰上了小加布和次仁多吉往上送氧气。还碰上了王勇峰，王勇峰最终也
没有等到登顶的机会，他是被老队员赶下山的，老队员怕他拖了登顶队员的后腿。
尽管上山的路是他一步一步跪出来的，但还是和登顶无缘。回到大本营后，他哭得
昏天黑地。纳木纳尼恐怕是王勇峰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地方。大本营命令王勇峰和
我们一起把日本队员护送到一号营地，并让我们原地休息。天快黑了的时候，登顶
队员也撤到这里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护送得病的日本队员撤回到大本营。登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越是在关键时刻就越是要放弃名和利，哪怕它就在眼前了。这一次虽然没有登顶，
但收获比哪次都大，我认识到一个无比重要的道理：生命是最宝贵的。当那些日方
队员抱着我们痛哭的时候，我无比强烈地意识到：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任何时候，
都要舍弃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去保全他人的安全。这是登山的真正意义所在。要成为
一个真正的登山者，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
当时大本营对我们的评价是：你们没有登上自然界的高峰，但登上了中日友谊
的高峰。
高山救援永远是登山的一个精神主题。
任何一个登山者都会遇到一个命题：援助他人。像我们在阿尼玛卿，在纳木纳
尼遇到的一样，几乎每一次登山都会碰到。每一次，都是对人的考验。这同样是登
山精神。从我国80年代开放山峰开始，与外国队伍的合作越来越多，这种精神的体
现是不分国界的。
在外国登山队的登山活动中，中方协作人员往往和他们同甘共苦，共同攀登，
并负担了工作量很大的后勤运输任务。辛勤的汗水和真诚，换来的是珍贵的友谊。
1980年协助日本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后，副队长宫下秀村、队员加藤保罗和
电视台记者中村进等曾再三表示：中国登协人员的工作完成得很好，如果没有中方
的协作，登顶是不可能的。东北脊队中方人员在完成任务后撤离三号营地时，情景
十分动人。双方人员冲破了语言不通的障碍，共抒友情，热烈拥抱，队员们激动得
流下了眼泪。日本电视台记者把这一感人的场面记录了下来。
当外国登山队遭遇险情或出现意外事故造成伤亡时，由于我们各方面总是尽力
抢救，并提供各种方便，所以使当事人感到满意或者感激不尽。美国高山旅游公司
贡嘎山登山队在来华活动中曾发生伤亡事故，我方给予的大力协助抢救，使他们深
为感动。该公司经理刘利邦说：“中国人民的友谊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是个企业家，
我来华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增进了解，我绝不做有损美中两国
关系的事情。”
1982年日本登山队攀登乔戈里峰时，队医坂野俊孝不幸遇难，我国立即派一名
副联络官带两名驮工，由5000米附近把遗体运回大本营。我方联络官还带病率领中
方人员为坂野掘土造墓，使日方深受感动。队长新贝勋特地提着酒和食品到中方帐
篷致谢，他流着眼泪说：“我遇到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过去参加过童
子军，对中国人民是有罪的。但是你们所做的一切使我感动。中国人民的胸怀好像
大地，好像母亲胸怀那样宽广。你们不记仇，对我们这样友好，回日本后，我一定
把你们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向我们的家属和朋友宣传，日中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
代友好下去。”
我们抢救日本市川市山岳会贡嘎山登山探险队队员松田弘也一事，更是震动了
整个日本朝野，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在攀登贡嘎山时失踪的松田弘也，被当地的
四名彝族队员在2940米处发现。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单位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下，经过53天的奋力抢救，终于将奄奄一息的松田弘也先生从死亡线上
抢救过来。在日本，松田成了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新闻人物。从松田“死”而复
生这一奇迹中，日本人民深深感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日本市川市
山岳会会长高岛一芳讲道：“我从事几十年的登山工作，登山遇难是常事。但像中
国人民采取这样的抢救措施和方法是很少见的。这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国人
民。”松田弘也的哥哥松田弘昭则说：“我没想到我弟弟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
得到的照顾甚至比在家里还温暖。我们虽然语言不通，但通过人们的表情、眼神，
就可以看出大家在想什么、干什么。”松田弘也更是亲身体验到了中国人民无微不
至、不惜代价地抢救他生命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他说：“我外表上虽
是日本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民的血，我将来一定
要为日中友好贡献力量。我回国后，要装上假肢，好好锻炼，将来结了婚带着妻子
一同到中国来，还要到磨西去感谢抢救过我的中国人民。”就此事，日本刺川市派
出了由副市长浦田信治率领的感谢团。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时，日本议会还就此事
代表全体国民向我方表示了感谢。
第八章 对生活对生命的认识，在纳木纳尼改变了
李致新
从纳木纳尼回到乌鲁木齐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纳木纳尼是世界第二高的处
女峰，又处在本身海拔就在4500米的阿里地区，是世界屋脊的屋脊了。从最高的地
方到最低的地方，有重回人间的感觉，从荒漠的高原到绿茵茵的世界，这种反差印
象太深了，当时真有拥抱一棵大树、亲吻一棵小草的冲动。
圣山下面有一条河，里面的鱼多得扔块石头就能砸到一条。湖水湛蓝，天多蓝，
水多蓝。偶尔会有小兔子从树墩里跑出来。如果你把脑袋贴在地皮上望出去，毛茸
茸的一层绿色。
生活中一切平淡的东西在这个时候都会让人难忘。因为有了这种体验，生活中
很多平时看起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这种体验之下不过只是一种经历而已。比如，
大雪之夜，你的车子坏在路上了，那种窘迫可能是一个人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事，可
在我看来，还能看见来来往往的人。这算什么？在戈壁上行驶，在没有路的地方走
出路来，一会儿掉进沟里，一会儿卷进风里，流沙像烟一样罩过来，这些体验都是
平时的生活中没有过的。
第九章 我们成了在北京混的无业游民
李致新
1984年一1985年我们俩一起参加了阿尼玛卿三峰（海拔6127米）、二峰（海拔
6254米）和纳木纳尼峰的攀登活动。一晃与山打了两年交道，已面临毕业分配。我
们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山。由于当时国家登山队招收正式队员有困难，我们便
要求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的研究生部，以离国家登山队近些。可是没想到，由于一
些阴差阳错的原因，1985年底我们到北京后，北京方面说暂时不能接收。我们俩一
下傻了眼，这样就变成“无业游民”了。我们揣着自己的户口本在北京晃，而且还
想过糊口的出路，我准备去新疆贩羊皮，我喜欢那个地方，王勇峰想留在北京卖大
碗茶。
正在万分沮丧的时候，日本登山爱好者又“拉”了我们一把。1986年，日本神
户大学登山队打算独立攀登中国西藏海拔7538米的库拉岗日峰，请中国登山协会联
系高山协作人员。我和王勇峰听说后，便自告奋勇去当背夫，因为这样总算能与山
亲近了。我俩还带去3 名新队员，任务是把1200公斤的物资从海拔4900米的大本营
运到5800米高度，其中有的物资还要运到6200米高度。
说实话，如果当时我们出了事，都不知道哪个单位来收尸，因为那时我们不属
于任何单位。
赖在北京不走，终于达到了目的，同年我们被中国登山队正式招收。1988年，
我们俩一起参加了震惊世界的中日尼三国联合双跨珠穆朗玛峰活动，我是4 名登顶
的中国队员中惟一的汉族队员，王勇峰作为南侧队员也上到8100米的高度。从此，
我们的登山活动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第十章 探险家始终期望新的征服和创举
李致新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就成了各国登山运动员向往一
试身手的地方。然而直到30年后的50年代，仅有5 年历史的中国登山队，就完成了
从北坡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为中国现代登山运动揭开了光辉的一页。从此，
中国登山队跨人了世界强队的行列。
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时，沿用了历史记载中的海拔8882米的
最高高度。当时，国际上对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其说不一：海拔8840米、8882米。88
64米、8848米，尚无公认的统一数字。1975年，我国测绘部门测量其高度为海拔88
48．13米，位于北纬27度59分15秒，东经86度55分39秒，坐落在我国和尼泊尔王国
的边界上，北坡在我国西藏自治区境内。
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附近高峰林立。8000米以上的高峰有洛泽
峰（海拔8516米）、珠穆伦错峰（又名马卡卢峰，海拔8470米）、卓奥友峰（又名
乔乌雅峰，海拔8189米），7000米以上的高峰有数十座，形成了世界上极高峰最集
中的地区。
地质学家的研究证明，大约在两亿年以前，珠穆朗玛山区以至整个喜马拉雅山
一带，是一片汪洋，被称之为“特提斯”的大海。珠穆朗玛峰是在随后发生的一系
列造山运动中升起来的。不过，它的南面与北面，长期仍在海水以下。直到离现在
有7000万年一100 万年的第三纪末，它才逐渐脱离了海洋的范围。珠穆朗玛峰从那
时起一直在不断上升，它是地球上最年轻、最高的山峰。从第四纪冰期以来，它已
经上升了约1400米。
不断出现的地震、地壳断裂和温泉等自然现象，表明珠峰的“新构造活动”仍
在继续。其北坡地震活动异常活跃。据载1932年藏历一月一日傍晚发生的一次地震，
烈度达8 级以上。当时，位于珠穆朗玛北麓的寺庙——绒布寺的挂钟摇动长鸣，寺
庙的殿堂屋顶倒塌，在几公里的范围内尘土飞扬，座座山岭间云霞密布。
珠穆朗玛地区的自然环境异常复杂，在5000米以上，坚冰和积雪终年不化，有
数不清的冰雪陡坡和岩石峭壁，经常发生冰崩、雪崩和滚石现象。这里气象条件极
为恶劣，即便是在良好的登山季节，也几乎天天刮着七八级的高空风，顶峰的风力
常达十级以上。珠穆朗玛山区是地球上氧气最为稀薄的地带，峰顶上大气中氧气的
含量，只相当于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山上经常下雪，气温很低，
一般在摄氏零下30度一40度。由于这些原因造成珠穆朗玛峰难攀登。长期以来，人
们把它与地球上的南北两极相提并论，称之为“第三极”。又因为它的高大，而称
为“飞鸟也不能越过的山峰”。
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山，当时有东山脊北壁和西山脊3 条路线。沿东北山脊攀
登顶峰，必须经过“北地”和“第二台阶”两处最艰险的地区。1960年中国登山队
攀登珠穆朗玛峰，就是沿东山山脊路线登上峰顶的。
它又是一座美丽的山峰。它雄踞于喜马拉雅山之上，气势雄伟，直耸云天，远
在100 公里之外，肉眼就可看见它那多宝塔形的峰体。珠穆朗玛山区覆盖着万年积
雪，山谷中发育着巨大的冰川，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现代冰川中心。珠穆朗玛峰
北坡有东、西、中绒布冰川泄合而成的著名绒布冰川。从海拔5500米一6200米，发
育着众多的冰塔林，在冰塔林之间散布着冰湖和冰面河流，绚丽多彩，千姿百态。
珠峰以西，是著名的米拉日巴圣迹。米拉日巴生于11世纪，原是一位云游喇嘛，
具有相当的文字造诣，善于以诗歌和寓言教人。他晚年修行于珠穆朗玛附近，得道
成圣。藏族人民对米拉日巴甚为崇拜，每年到珠穆朗玛峰朝拜圣迹者，络绎不绝。
传说女神就是服侍米拉日巴的。
公元1709年一1711年，康熙命令当时的驻藏大臣测制西藏地图，可惜未留存下
来，图上是否有珠穆朗玛峰很难推测。公元1714年一1715年，清政府从北京派出曾
在钦天监学过数学的理藩院主事胜住、喇嘛楚尔沁藏布和兰本占巴，专程进入西藏
地方测绘地图。他们在当时交通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直接深入到珠穆朗玛峰下，采
用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对它的位置和高度进行过初步的测量。在康熙五十六年，
即1717年间完成的《皇舆全览图》上，便明确地标上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并定名
为“朱母郎马阿林”。这份地图1719年制成满文铜版，1721年制成汉文木版，1733
年又在欧洲制成法文地图。在这些地图上，珠穆朗玛峰以满、汉、法等不同文字出
现确定了它的名称。这份地图，可以说是关于珠穆朗玛峰最早的历史文献。如果说
对珠穆朗玛峰的发现是指把这座山峰第一次测量并记载标明在地图上的话，那么胜
住、 楚尔沁藏布和兰本占巴3人，应该最有资格被称为最初的发现者。此外，1744
年的《大清一统志》上也载有“朱母拉马山”，1761年的《水道提纲》载有“朱母
郎马”，1760年到1770年的《乾隆十三排地图》上标为“珠穆朗玛阿林”，1795年
的《卫藏通志》为“珠木朗玛”，1822年的《皇朝地理图》和1844年的《大清一统
舆图》上都标名为“珠穆朗玛”。
19世纪中叶，英国人开始测量喜马拉雅山，由于他们是在印度平原遥测的，并
未进入西藏和尼泊尔，从而对这些高峰的名称也一概不知。当时他们只是采用罗马
数字的排列方法，从东到西，排列号数。珠穆朗玛峰列第十五。1858年，由印度测
量局局长乌阿建议并经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批准，将他们不知名的珠穆朗玛峰定名为
“埃非勒士峰”（或“额菲尔士”、“埃佛勒斯”，均为英文EVERST音译），以纪
念他们测量此峰时的印度测量局局长，英国人埃非勒士上校。殊不知，他们对珠穆
朗玛峰的测量，比中国的胜住等3人已晚了130多年。
然而在此之后，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地图，均沿用“埃非勒士峰”这一名称。甚
至在解放初期，我国编撰的地志舆图，也因袭这个名称。1952年5月8日，我中央人
民政府内务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曾就珠穆朗玛峰名称等问题发出通报。通报
指出：“‘埃非勒士峰’应正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或者‘外喜巴
拉雅山’。”
近代对珠穆朗玛峰的探险与攀登最早始于1893年。但这一次以及1904年、1913
年英国军队组织的3 次探险登攀活动，均因当地藏族人民的反对而未能真正展开。
直到1921年，英军登山队才第一次进人西藏进行攀登活动。习惯上都把这一次当做
珠穆朗玛峰的第一次登山活动。
从1921年开始直到1960年中国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的正式登山
活动一共进行过15次。其中成功的仅有两次。第一次是由英国登山俱乐部副理事长
约翰·亨特率领的9人登山队，在经过两年的人员和物资的准备之后，于1953年4月
开始了珠穆朗玛峰第14次攀登活动。全队共有正式队员9人，及搬运工400多人。19
53年5 月29日11时30分，这支登山队的队员丹增（尼泊尔人，后英外交部称他为英
国荣誉公民）、希拉里（英籍新西兰人）两人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他们发表的山峰
高度为8882米。第二次是1956年4月，由瑞士阿尔卑斯委员会组织，有正式队员5人
组成的瑞士珠穆朗玛峰探险队进行的第十五次登山活动。他们依然采用英国人成功
的那条路线，于1956年5 月23日上午10时登上了顶峰。登顶队员共有史密特、玛尔
敏特、列依斯、贡钦4人。他们发表的珠穆朗玛峰高度为8848米。
除了这两次以外，其余13次攀登活动都失败了。而这成功的两次，都是从珠穆
朗玛峰尼泊尔境内的南坡进行的。英国从北坡攀登的8 次均未成功。英国世界著名
的登山家马·洛里和欧文虽然到达了北坡第二台阶下高度为8572米处，但却不幸遇
难。1960年，共有印度、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日本、新西兰、尼泊尔、南斯
拉夫、伊朗10个国家的12个队在喜马拉雅山区活动，绝大多数登山队的目标是攀登
珠穆朗玛峰。这时，中国登山队也开到了珠穆朗玛峰脚下。
第十一章 人类首次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
李致新
为了不致因队员过早进山而造成不必要的体力消耗，在大队进山之前，登山队
派遣由罗志升和张俊岩带领的先遣组提前进入珠穆朗玛峰山区。先遣组在拉萨经过
短时间的训练与准备后，于1960年3月3日抵达珠穆朗玛峰山下的大本营营址。这是
一片覆盖着积雪的平坦谷地，谷地的东西两侧都是中绒布冰川的高大侧碛，南北两
侧则是古冰碛小丘。现代冰川的舌部停留在营地南面约1 公里的地方。按照侦察组
的选择及行动计划方案，大本营要建立在南边的山丘之北，以便减弱经常顺着谷地
刮来的地形风的袭扰。
先遣组的192 名队员，顶风冒雪，很快完成了建立大本营（包括气象台、电台）
的工作。珠穆朗玛峰脚下出现了一座帐篷城市。
在建立大本营的同时，先遣队员们又分别在海拔5400米的东绒布冰川舌部，冰
塔林立、海拔5900米的中部，以及海拔6400米的北拗脚下，建立起了第一号、第二
号、第三号3 个高山营地。他们还把几千公斤的高山装备、食品、燃料从大本营运
到各个高山营地。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以后向更高的营地进军时物资搬运的困难。
1960年3月19日，包括主力队员在内的登山队大队人员抵达大本营。3月23日晚，
气象组向中国登山队队部报告了他们近期的预测：最近一次好天气过程，从3 月25
日开始。根据这个情报，队部立即部署决定：3 月25日开始进行第一次适应性行军，
高度到达6400米，使队员取得对这个高度的适应能力，同时继续完成向6400米营地
运输物资的任务。另外，派遣一个侦察组侦察北拗路线，向队部提出第二次行军通
过北拗的技术措施。因为从海拔6400米登上北拗还有一天的路程，为了在最好的天
气侦察北拗，所以队部决定侦察组先于大队出发。
3月24日上午，北拗侦察组先行进发。
3 月25日中午12时，全体登山队员在大本营营地广场上整装待发。在升旗仪式
及队长史占春和代表全体出发队员的藏族队员拉八才仁讲话之后，队长史占春对登
山队员们发布了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的命令。
登山队沿着侦察组和先遣组探寻出来的道路，绕过中绒布冰川的正面，插进东
侧低洼的沟谷，向上攀行。远远可以望见中绒布冰川末端。
由于坡度较缓，升高较慢，因此路程相对较长。郭超人在他的《采访日记》中
这样写道：“我背着背包，扶着冰镐，跟随着长长的一列纵队，踏过山岩，走过雪
坡，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最先感到分量的是呼吸。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魔爪紧捏
着我的喉头，重压着我的胸口，需要用很大的气力，张着嘴不停地吸人肺部需要的
空气。其次是双腿变得愈来愈重了，严格地说是全身都变得沉重了。并不是身体的
某一部分酸痛或困乏，而是整个身躯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自己近乎麻木的双腿向前
移动……”，无怪乎外国探险家称其为“一条世界上最长的里程”。下午6 时左右，
登山队终于到达了海拔5400米的第一号高山营地。从海拔5120米一5400米，仅升高
280米，漫长的路程却使他们艰难跋涉了6个小时。
第一号高山营地位于东绒布冰川末端不远的一块狭长的冰磁石台阶上。由东绒
布冰川流来的小河，从台阶前面那陡峭的磁石下流过。台阶的后面紧挨着巨大的山
崖，遭受着强烈风化的片麻岩层经常崩落。一个个倒石堆，贴伏在陡直的石崖上。
滚落的岩块，有时会一直滚到营地近旁的石头围墙边上。在营地附近，中国登山队
员们发现了几个用乱石堆叠成围墙的废弃的营址。里面堆放着一些已经锈烂的氧气
瓶、罐头盒等，上面有清晰的英文字母。围墙外，散乱地丢弃着许多废旧电池和电
线头。中国登山队员们推测，这是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失败的某支英国登山队遗
留的物品。
当晚，登山队在第一号高山营地宿营。
3 月26日，中国登山队继续向海拔5900米的第二号高山营地进发。登山队员们
向东穿过冰封的东绒布河，逐渐向东绒布冰川接近。在翻过一段险峻的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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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9-10 19:59: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