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赤足的绅士 作者:ailic  时间:2005-02-03 23:19:35
详细内容:
赤足的绅士

生活的细节远比生活的外壳更重要
  拥有一面墙的精装书的任何拥有全套卡拉杨CD的人,不见得是读书的和喜欢音乐的。当你可以用同样真诚的态度去对待一碗汤和一堂红木家具时,生活才是你自己的。

A 坚硬的物质主义(上)??
  买书的人未必读书。因此好的书店,是为读书人服务的,而不仅仅是买书的人。

01、是谁在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
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大多数人不会知道北京东方广场里的宝马服饰店跟宝姿有什么关系。上海汽车展上的宝马服装秀也只是个汽车的宣传手段,是个还算有意思的点缀。但媒体说:宝马公司意识到,要占领市场、赢得消费者的心,就必须得到消费者“对你所倡导的生活方式的认同”。

  类似的句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国内某杂志的广告语:“一本杂志和它所倡导的生活方式”。这话没错,那本杂志苦撑六七年,如今已经成为人们在明确自己层次和品位时的一个经典举例:“杂志我只看某某。”

  宝马想要的还不仅仅是这种效果。宝马服饰的目光对准的是“消费者很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刚从大学毕业的男士,要购买一部宝马汽车可能力不从心,但他可以先购买一件宝马服饰,从中感受到宝马的生活方式。如果他的女友对这款宝马服饰赞美有加,他将对宝马品牌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样到他事业有成,选择高档汽车时,就会先入为主,对宝马汽车情有独钟”。这哪里还仅仅是生活方式,简直就是在定位我们的生活理想!和麦当劳把力气用在小孩子身上,十几年前海飞丝把力气用在头皮屑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更加技高一筹。

  任何一种打着时尚旗号的东西都是有价格的,但如果先把你的生活方式定位成时尚,就很难算出具体价格了。时尚是跑着前进的,所以你也要跑步前进;时尚本身就是昂贵的,为了跟上跑步前进的昂贵,你就必须为此付出更昂贵的代价。无论是一年换个时尚口号的房子,还是恨不得每天一款的时尚手机,还有更多更多的、我们尚未谋面的时尚产品,比如说酩悦的粉红香槟。

  用时尚挑衅你的生活理想

  在所有关于上海新天地的报道中,没有人说它“影响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新天地所有的早就盛在上海人的生活里了,不过以前这样的生活发生在衡山路、茂名南路罢了。但被媒体称为“新天地2.0”版的上海多伦路,却把生活方式写在故事的最前面。开发商称,他们梦想把鲁迅和郭沫若等人居住过的多伦路变成中国的SOHO。他们要动迁,把“现有的住户迁到周边的高层,把有消费能力的人引进多伦路”,“多伦路最后要形成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东西”。

  除了含蓄的“有消费能力”,这段话里最有意思的词汇是“中国的SOHO”。SOHO即苏荷区,是South of Houston Street的缩写,这是我最近在媒体上看到的。它是纽约曼哈顿岛南端的一片颓废工厂区,后来因为大量的艺术家生活在此,才成为纽约最时尚的区域。SOHO作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早两年已经热闹过了,北京有SOHO现代城,上海和北京都有“SOHO一族”。但无论是现代城还是“SOHO一族”,都与原意有点背离。惟一相同的是“时尚”这一标签。

  与SOHO类似,如今北京房地产的时尚名词是“CBD经理人”和“town house”。沿北京三环一周,你至少可以数出两个巴掌以上用这广告语砸人的广告牌。究其本意,前者标榜的是住户的身份,与房子全不相干,房子如何只能靠联想;后者原本说的是小城镇或者大城市周边卫星城性质的社区,但到了中国,这也就是“非高层”的代名词。两者惟一共通之处是都代表了一种时尚。在这里,房子本身不是时尚,住进代表身份的房子才是时尚。但房子的时尚潮流也很快,今天还是现代城的时尚SOHO,明天时尚就变成了CBD经理人。要赶上这时尚还真不易。何况,如今,住进代表身份的房子也不一定时尚,要在代表身份的房子里过上代表性的生活才是时尚。就像多伦路的开发商说的“生活方式”——人家计划的,是你一整套的后半生,配好了卖给你。

  应对案例打开时尚的一条缝隙

  小A,女,27岁,媒体人

  我迟迟不肯更换手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它还能用,我觉得把能用且用得还不错的东西换掉是浪费,我宁可把这钱用来喝咖啡;二是因为这款市面上已经见不到的SONY,其实“身份高贵”,是某年汉诺威设计大赛的获奖作品——在人们以各种口吻嘲笑它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学工业设计的朋友跟我订购它。

  直到有一天,我把它掉进赛特大厦的抽水马桶。

  我换的依旧是SONY的手机,因为我觉得它很皮实,不过型号换成了J26。老实说,我决定买这款手机的原因很可笑:这款手机正在搞活动,我看中了它奉送的军绿色手机套。我觉得老天很明白我的心意,所以两周后我的新手机在上海被人不告而取,而手机套还挂在我的脖子上。于是我就有了两个军绿色牛仔布的手机套,因为我又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手机。

  我觉得,在我认定SONY手机很好用的情况下,一个军绿色牛仔布的手机套比手机更能体现时尚,因为时尚的手机实在太多了,多得哪一个牌子哪一款都不那么时尚了。这样做的另外两个原因是:今年世界顶级名牌路易·威登发布的时尚中,军事主题是其中一个;SONY这个牌子的手机不像其他牌子那样,广告铺天盖地,到处宣扬自己时尚。

  时尚有很多种解释。要给自己的选择找一个时尚的理由,就需要去抓住自己想要的那条缝隙。

  一辆奔驰SLK230被砸了,媒体炒得沸反盈天,究其原因,无非是奔驰车被砸这事儿太不可思议了。至于为什么不可思议呢,这跟台湾人所说的“双B情结”有关。双B指的是两个豪华车的品牌:BMW和奔驰。而之所以以“情结”称之,则意味着对这两个品牌的一种近乎迷恋的追求。其实只要是车就可能出现故障,但当你迷恋这个品牌的汽车时,它出一点点故障,人们就会像追星族突然知道自己崇拜的明星原来吃饭也吧唧嘴、睡觉也放屁一样,有一种近乎偶像破灭的失落。

  用名牌概括你的生活内容

  前段时间我听到的最有意思的话是:“你才是小资!你们一家都小资!”

  前两年被人们奉为时尚代名词的小资,如今已经臭大街了,如果你说“某某你真小资”,得到的很可能是上面的答复,顺便将唾沫喷到你的咖啡杯里。

  对了,还有咖啡。如今已经不是在“星巴克”这样的咖啡店喝一杯卡布其诺,说一句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就很有面子了,人们要求的是“蓝山才是顶级的咖啡”。不过在蓝山咖啡上,“品牌”这个词不太适用,因为台湾有一家咖啡公司的注册名称就是“蓝山”,因此这家公司出品的咖啡叫“蓝山咖啡”合理合法,只是此“蓝山”非彼“蓝山”罢了。

  同样,喝红酒本身也说明不了什么,红酒要法国的波尔多,还要熟练地说出年份;香槟则一定要酩悦的,酩悦的粉红香槟才是最高档的;吃法国菜的时候,一定要懂得用蚝叉,要能分辨出法国蜗牛和国产的白玉蜗牛……

  品牌的诱惑最早体现在时装上。今年年初,我去见一个老板。他高大壮硕的身躯裹在一身浅色的条纹西装里,让穿着大衣的我怎么看怎么别扭。告辞前,他突然问我:你说我这身衣服是什么牌子的?值多少钱?老实说我觉得衣服质料做工都还不错,不过时节不对,浅色条纹和他那壮硕的身材也不相配。在我犹疑间,他翻开西裤的内衬给我看:“纪梵西的,好几千块一套呢!”这让我想起《实话实说》里刘永好说自己的坐车,大意是他的属下跟他说:老板,咱们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一定要买辆奔驰才够气派。这还让我想起带一个沈阳朋友去登喜路买T恤,左试右试他都不太满意,最后跟小姐说:有没有标志明显点、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名牌的?我把他拉到了博柏利买了半打格子T恤。

  物质很发达的社会,名牌喜欢用给人划分层次的方法给自己定位,比如说“英国皇室专用的网球衣”之类。这显然跟国内的产品急着找几个电视明星做代言人不太一样。电视明星是“名人”,但不一定是“名流”。所以摩托罗拉用王石做广告就很高明,王石是个实打实的“名流”——一入“流”,就比普通的“名人”要高一截。

  当生活里充满了名牌的时候,生活方式也跟着名牌起来,甚至就直接用名牌来冠名生活方式,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宝马。这是比较直接的,还有比较含蓄的,比如说“我只去三联书店买书”,比如说“家里的东西都是宜家的”,比如说“我一刹车ABS就自动启动了,奔驰就是奔驰”和“我的袜子都在王府饭店一层买”。

  细数起来,品牌生活方式可以列一长串的名单,且全部是高举高打的路数。这不但意味着你要如何消费,还意味着你要如何赚钱,而赚钱和花钱加起来,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应对法则名牌是什么?是用来满足挑剔的欲望的。

  小B,男,32岁,广告公司客户总监

  我穿一身爱玛仕的西装感觉良好不算什么,我穿一件100块钱的运动衫一样让人感觉良好,才是最有面子的事。基本上来说,我对名牌的态度是:迷信名牌不如挑剔名牌;让名牌为自己增光,不如让自己给名牌面子。

  名牌之所以成为名牌,是因为它经得起挑剔,在很长时间里经过很多很挑剔的顾客的挑剔,于是才成为名牌。但即便这样,也不是所有的名牌都不会出问题。砸奔驰这件事不见得对,但奔驰公司的态度也实在可恶。究其根本,还是中国的消费者给惯出来的——你迷信它,要用它来证明和抬高自己的身份,自然就低了它一头。反过来,如果你能让它觉得你光顾它是给它面子,它就不会出了问题还那么牛了。

  名牌总是从一种商品、一个领域起家做成名牌的,名牌做大了,就形成一个系列,有时甚至是几个毫不相干的系列,这时的应对法则是:千万不要什么东西都选一个名牌。宝马汽车虽好,但宝马服装就未必像汽车那么好;宝姿服装虽好,但它做的是正装和晚装,休闲服装就未必那么好。术业有专攻,品牌也是如此。用这个法则去挑剔,至少可以让你不那么容易陷入别人的生活方式。

  伊夫·圣洛朗的退休对于全世界的女人来说是件大事。有媒体说:“伊夫·圣洛朗之前,黑只是黑;伊夫·圣洛朗来了,黑即是色;伊夫·圣洛朗之后,黑将是什么?”就是这位大师,不但把传统的、作为丧服的黑色变成了性感色,还为我们下了“幸福女人”的定义:穿着黑色套头毛衣、黑色裙子,围黑色围巾,拿黑色手袋……身边有一个相爱的男人。大师们就这样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幸福。

  用大师定义你的生活幸福

  楚王好细腰,城中多饿死。环肥燕瘦也来自两个君王的审美取向。大师们不是君王,但在某一领域,大师的影响力比君王还大。比如说,媒体尽可以嘲笑伊丽莎白女王别扭的服饰,但一定尊重夏耐尔这一季又发布了什么流行趋势;克林顿喜欢莱温斯基那样的“胖丫头”,但这不能让女人们停止减肥,她们依旧比对着巴黎T型台上的模特和好莱坞的明星减肥,梦想穿上时装大师们依照名模身材制作的礼服;人们关注比尔·盖茨手中的那个小东西,因为那可能意味着,未来的几年内你将改变现有的家电消费方式……

  大师们有的是“名人”,有的不一定是妇孺皆知的名人;大师们对我们的影响有些是直接的,明明白白地告诉你黑是什么,白是什么,像伊夫·圣洛朗……有些时候又是默默地翻云覆雨,就像股市中升斗小民的命运,是掌握在大户室里的几个人手中一样。

  其实,时尚、品牌和大师们是一体的,大师们代表的品牌在发布时尚,品牌烘托出的大师们在解说时尚,而时尚在以大师和品牌的方式,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好在我们有很多大师,很多品牌,时尚也有很多种解释,所以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时尚的轨道上被品牌和大师们左右着,但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变成千篇一律。不过,这好像也仅仅是个排列组合的问题。

  应对法则选择你喜欢的大师

  小C,男,29岁,时尚编辑

  大师们是给生活下定义的人,所以大师不多。大师们的话是定义,一是因为他是大师,讲的话有道理;二是因为他的话通常笼而统之,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果。不过,好在这世上大师不止一个,而大师们的话,也有很多解释和实行的方式,就像大家都知道要赚钱,但每个人赚钱的方式都不一样。

  关于大师,要特别注意的是:别被那些以大师口气说话的伪大师们骗了,尤其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能称得上大师的人其实不多,更多的是以大师的口气下定义的人,尤其是那些常常在媒体上露脸的名人。比如说我,就常见到那种以大师口吻说话的名人,而我自己,也不得不常常装作大师的样子,写点“生活方式”什么的。

  写不写说不说是我们的事,信不信在你。

02、时尚的沙尘暴
周五,小雨;周六,沙尘暴;周日,沙尘暴;周一,沙尘暴;周二,气温从摄氏29度骤降至5度;周三,天稍晴;周四,晴转沙尘暴……我的师兄在E-mail里说:最近沙尘暴反复无常,周末出游计划取消。

  这是4月的北京。5月份天气如何,谁也不知道。所以我在邮件里回道:出游计划取消,不过我有朋友从江南带回新碧螺春(苏州)一罐,欢迎品尝;另有玫瑰山庄仙苏维翁红酒一瓶,欢迎预约。

  结果,我们一行9人约在茶马古道的包房。玻璃窗外沙尘暴肆虐,玻璃窗内我们酒酣耳热。

  茶马古道是一家云南菜馆。从长虹桥往东,至朝阳公园桥,经过一连串的“汽车维修”后,一栋朴素的黑房子,就是如今名人雅士和附庸风雅者汇集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的招牌很小,小到一个南京艺术家来过一回后,把它说成了“黑马古道”;茶马古道还有点难找,尤其是第一次来时,谁也想不到那只有一扇超乎寻常的高的门的黑房子是个菜馆。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招牌小小又难找的餐馆,若无预约,晚上七点之后肯定要等位。

  茶马古道是几个云南籍艺术家开的餐馆。不过这里的艺术家不是街头沦落的hype,他们是“主流艺术家”,他们活跃于衣香鬓影的时尚party中,但又稍觉不适,他们热衷时尚,却也不肯太失了艺术家的风范,于是自己设计了茶马古道,又从云南运来茶、菜、酒,请的服务生也一水儿的云南某职业学校的女学生,聪明甜净,有一种年轻质朴的美丽。

  茶马古道大厅阔朗。天棚高,用粗棉线绳子串了白色帆布吊顶;青石的地面,石板上凿着茶马古道的LOGO;椅子,是不曲意逢迎人体生理学的平面和直角,人坐在上面,不得不保持挺拔优美的姿势。最重要的是:朝北的一面是路,就用墙把路上的喧闹隔开;朝南的一面是种了些许树的空地,就做了一水儿的大窗——几乎落地——让里面的人可以看风景,也可以让外面的人把里面吃喝的俊男美女当风景看。这风景就套在一个方正的黑框子里,像舞台,上演一出风雅的戏。沙尘暴的天气,在这里品美酒尝美食,窗外昏黄的天和偶尔经过的挣扎在黄风中的路人,让你有一种对比之下的幸福感觉。

  对了,在这里吃饭喝酒,一般不会有大醉酩酊钻到桌子底下之虞,用我的一位东北籍的朋友的话说就是:这地方“冷静”,越喝越清醒——很符合“风雅”和“附庸风雅”的时尚定义。

  在北京沙尘暴的天气里吃饭,能让你忘记(看不到)沙尘暴的地方很多,但能让你清清楚楚地看到沙尘暴,却又与之隔离的地方并不多。这需要落地长窗,还需要客人有普遍的、“被当作风景看”的质素和需求。我所知道的这样的地方还有“青鸟健身”——只是那里不能吃饭,只能锻炼、喝果汁。有朋友说东华门外的四合苑也算一个,不过在那里你只能看风景——故宫的角楼、鳞次栉比的宫殿、远处的景山……但在那里,人是没法作为风景给宫殿看的。

03、奢侈的阅读
把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搬回家的当天晚上,我决定仔细读一读。虽然此书是繁体字、竖排版,但我自认这不是什么问题。当年我读的四个版本的《红楼梦》中,就有两个是繁体字、竖排版,何况还有多年来港版和台版图书的阅读底子。但我读了大约两个小时,翻了几十页,你问我读了什么,我依旧是不知道。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我发现自己坐不住了




,一会儿点根烟,一会儿上趟厕所,甚至想打开电视看看电视剧——最后一个念头冒出来时,我惊出一身冷汗:我发现在柳如是和电视剧之间,我有选择电视剧的倾向。

  我把这当笑话讲给一个朋友听,他不屑一顾:你太矫情了吧?看电视剧就不好,看柳如是就证明你有学问,品位高雅?然后他一脸坏笑:你以为买《柳如是别传》的人有几个是看的?拿回家摆样子罢了。《莎士比亚全集》我早就买了,今年看林兆华的《理查三世》之前,还是现翻书找剧本来读的呢。你以为!

  这件事之后,每到三联书店,看到“推荐书目”和摆在显著位置的一排排陈寅恪,我不再不好意思,也很自然地把伸出的手缩了回来。孟京辉在1993年就说“这是一个大师们死去,明星们诞生的时代”。大师们既然已经死去,既然诞生的都是“明星”,以往严肃的甚至带有膜拜性质的读书方式,显然也早就应该死去。因为明星们是不值得也是经不起这样严肃地阅读的。而对于那些“死去的大师们”,我们不是不景仰,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里,抓住今天的明星比抓住昨天的大师显得更重要。

  但是这显然不是一个不读书的借口,也不是把阅读圈定在报纸杂志和网络小说范畴内的借口。尽管这可能是我们在阅读中做得最多的。就像大卫·丹比在《伟大的书》中写到的那样:我需要书,是因为我已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我拥有观点但没有原则,我拥有本能但没有信念。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有CNN或者凤凰卫视的直播看就足够了。美国世贸大楼的灾难在于那电影里也难领略到的瞬间,以及不断攀升的伤亡数字带给我们的震撼。如果没有这场灾难,还有格莱美的颁奖典礼和麦当娜的演唱会,还有APEC和世贸谈判……而这些,就足以把你从一本《俄狄浦斯王》上拉回来。

  9月19日这天中午,雷万给一个出版社的朋友打电话:“听说关于‘9·11’事件都出书了?”“是吗?还做什么?电视直播、报纸、网上还不够看的吗?”雷万说他可以感觉到电话那边朋友一脸的不屑和不耐烦。但他还是问了一个特别无聊的问题。雷万说的“无聊的问题”,指的是有没有关于“恐怖心理学”方面的书。

  雷万是12日一早才知道这个新闻的,那天早上,他花了比平时多三倍的时间在网上看新闻,中午又跑出去把当天所能收集到的日报都买了回来。然后很失望地给一个报社的朋友打电话:你们怎么还做不过网站呢?报社的朋友哼了一声:人家是滚动播出,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版面限制,怎么做?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还没等他开口,那边就抢着说:你看凤凰卫视的直播了吗?我看到半夜才睡!

  放下电话,雷万就上网下载了real player的软件,看CNN和ABC的电视直播。但每天的CNN和ABC并没有满足雷万,于是他打了那个寻找“恐怖心理学”的书的电话。事实上,“9·11”事件并不一定能引发关于“恐怖心理学”之类的书籍的畅销;而对于雷万而言,即便找到了关于“恐怖心理学”的书籍,也可能被抛在书架上束之高阁,因为有别的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10年前,《纽约》杂志的电影评论家大卫·丹比,在48岁时又重回哥伦比亚大学,和18岁的学生们在一起,读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以及伍尔芙——这些代表着西方人文发展史的书。他说:我一生一直是一个新闻从业者,我很喜欢这个行当。但到90年代以来,我开始心生厌恶,不是厌恶电影或者电影评论,而是厌恶生活在法国哲学家纪·德鲍所谓的“观景的社会”——那种由密不透风的信息、图像所构成的媒体社会里几乎每个成年人的心理环境。“媒体给予的信息,一经到位就立即分解,除了某些片段得到充实,其余的则被匆匆推离舞台。于是一个人永远也得不到充分的信息。”

  与10年前相比,因为互联网的普及,丹比口中的那种“密不透风”的媒体氛围,无疑更加密不透风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感受《俄狄浦斯王》中那血腥的文字的魅力,仍旧远远不及《拯救大兵瑞恩》里那十几分钟的枪林弹雨来得痛快。而对于雷万这样一个因新闻而对“恐怖心理学”发生兴趣的人来说,这只是新闻传递给他的诱惑之一。但他每天接收的无数新闻,传递了无数这样的诱惑,于是这诱惑永远无法强大到这样一种程度——吸引他锲而不舍地去寻找甚至钻研“恐怖心理学”。于是他仍旧像大多数人一样,把目光转向CNN,转向报纸杂志,为可能发生的“经济滑坡”担忧。

  人们喜欢《万象》这类关于读书的杂志,因为你可以从中掌握足够多的关于书、作者、历史人物的谈资,你也可以从作者的“书房读景”中享受一下读书的乐趣,你还可以得到一些对大众事物不那么大众的看法和感悟……关于阅读你所能得到的,这里基本都可以给你提供。除了阅读本身所带给你的、第一手的乐趣。

  18世纪时,现代印刷术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书籍昂贵的定价使得阅读成为少数贵族和精英阶层的特权专利。那时的阅读常常是这样完成的:首先读完一本书,然后在某个贵妇人的沙龙或者某个咖啡馆,作者或者某人朗诵一段作品,大家开始讨论。这样的阅读使得人们对文字魅力的体验,即便谈不上深刻,也绝不是囫囵吞枣。但如今这种读书方式显然行不通了。

  大学毕业刚到北京的时候,每到周六周日,阿点都会骑着自行车从石景山跑到美术馆附近的三联书店。通常阿点先翻翻杂志,在“推荐榜”前面看看,然后去“地下”。浏览一圈后,阿点就抱着一摞书,找个位子或干脆就在台阶上坐下来。这样大约下午两三点钟之后,阿点觉得肚子饿了,就会在这一摞书里挑上两本去交款走人。“那段时间我在三联看的书比买的多。”阿点说。

  后来阿点跳槽,赚钱多了,工作忙了,三联也去得少了。不过阿点仍旧保持着每个月去上一两次的习惯。不过再去三联,阿点就“买的比看的多了”。花上个把小时挑一摞书,交完钱阿点就去了二楼的咖啡厅。其实阿点一点也不喜欢这里的咖啡,不过阿点喜欢这里的人。比如说沈昌文这类的“文人”,和一些混迹其间的老外。有朋友说“三联二楼”是“小资们”聚集的地方,阿点也认同,不过和“星巴克”之类的地方比,这里的人显得更从容一些。更多的时候,阿点买了书之后,上来喝杯水就急忙忙走人了。“好像习惯了。一段时间不来,就急着想来买书;买了书却坐不住,急着回家看书;但回到家,看的反而不如以前多。”

  阿点的家里有大半面墙的近千本书,除了少部分是上学时买的,大多是这几年买的。但新书买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从头到尾地看完,大部分只是翻翻,看个大概。一则忙没时间,二则忙没精力,三则忙没心情,四则忙需要读书的效率。久而久之,读书成了件奢侈的事。

  相对于读书,阿点更多的是读杂志,除了《三联生活周刊》这类的杂志,阿点每期都买《万象》。《万象》书如其名,包罗万象,从王尔德的同性恋到梁朝伟的吸引力,从徐志摩的婚变到简·奥斯汀的探案,从董桥的书房夜话到林行止的伦敦做鞋记……18世纪贵妇人们的沙龙如今落在纸上,虽说只能看着别人说没有自己的份,但也聊胜于无吧。

  如果说18世纪人们阅读是为了追求“阅读的乐趣”,那么今天这种乐趣被杂志提取出来,打包贩卖给读者。然而更多的情况是,读者对这类的“阅读的乐趣”的兴趣也是有限的,人们更注重的是阅读的收获。如果有人告诉我《易》或者《伊利亚特》中有经济管理知识,我不会去读它们,我宁愿读你写的那本,比如说《周易中的管理法则》或者《伊利亚特中的用人哲学》——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我不需要知道《基督最后的诱惑》里写了什么,犹大是背叛基督还是为了成全基督作了一个巨大的牺牲,这对我没有意义。我甚至不需要知道犹大是谁。”刘岩在前海东沿的一个酒吧里,很闲适地望着窗外的水面——外面正下着雨,水面和雨丝被百叶窗切割成很有现代感的一幅图画,但刘岩的注意力显然不在此。但他还是感谢我:“谢谢你带我来这里。我已经很久没这样悠闲了,而且我也不知道北京还有这样悠闲的地方。”

  刘岩是清华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联合培养的IMBA,今年毕业。但他做一个网站的CEO已经两年了。今年27岁的他,大部分时间当然是用来读书的,但绝不是小说之类的“闲书”,而全部是跟他所学和所做的工作有关的书,用刘岩的话说是“学习的书”。“工作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看闲书。”他说。

  和刘岩相反,他的朋友小米曾经是个专读闲书的,而且读得五花八门。刘岩的妹妹来北京学化妆,在电影学院报了个学习班,学习班有一门课是美术,小米到刘岩那儿串门,正赶上他妹妹找着画册画几何图形,小米于是忍不住指点一番。几句话下来,刘岩和他妹妹发现小米不但说得头头是道,而且下笔也颇不含糊,于是惊讶起来:你还学过画画?小米一脸苦笑:不算学过,不过曾经喜欢画两笔,这方面的书也读过一些罢了。小米所谓的“这方面的书”,包括三大册的《剑桥艺术史》、《艺术哲学》、《美术作品赏析》、《雕塑作品赏析》……以及一大堆画册。对于一个专业的美术人员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但对于小米来说,“虽然不是多余,但也没什么大用处”。因为小米现在是日本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业务经理,而大学时,他学的是电子工程。

  “这些都是早些年读的书,现在显然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了,就连画画,自从工作后也再没摸过笔。”小米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宁可把读这些的时间花在读IMBA或者英文上。至少今天就不用受日本人的气了。”

04、读书,是因为有了这样味道的书店
北京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厅准许客人吸烟,但仅限于吧台那三四个座位。而且,这里有咖啡喝,有食物吃,有网可上,还有杂志可以免费阅读,但却没有烟卖。酒是有的,不过不多,那是给聚会来了兴致的文人们留的。我曾亲见老板从柜台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一瓶“芝华士”,交给穿着T恤、短裤的沈昌文。






  老实说,这里的咖啡味道并不是最好的,环境也不是最好的,但这里的“人气”极旺。有人说这是“小资们”的又一个据点,但据我看这说法不真。小资们来这儿是有的,也挺多,但这里的小资与其他地方的小资不太一样,大家都很安静地翻书,偶尔也聊天,绝没有人敢在这儿高谈阔论。因为没准儿你旁边那个其貌不扬、穿着松垮垮的T恤的老汉,就是某个著名专家或学者,而你说的那点子东西,是他十几年前翻译发表的只言片语。在这儿搂不住瞎说,有露怯的危险。

  即便周围没什么人,小资们在这儿也资不起来,好像空气中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左右着你,再飞扬浮躁的人到这儿都会安静从容些。当然也有高谈阔论、呼朋唤友甚至吆五喝六的,但老实说,比起别的酒吧或者咖啡馆毕竟少些,而且大都是把这儿当据点、跟老板熟透了的客人。

  这里的经理姓张,我却总叫她“白阿姨”。有一年冬天,我们办公室里的暖气坏了,大家冻得没法干活,我就跑到这里。这里的电脑原本是上网用的,我说我不上网,只是写东西,白阿姨也答允了,而且价钱算得极便宜。我在这儿的吧台聊天,认识了音像部的一个经理,也是一个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大家一起抱怨正版唱片太贵而且找不到新版本。发完牢骚,他给了我一张音像部的八折卡片,还说以后要找什么唱片,记下唱片号,就能打八折。但买唱片我没麻烦他,买书却麻烦了他一次。

  有一次我来找沈从文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没带信用卡,身上只有300块钱。我拿了《服饰》,又顺便挑了几本杂志、几本书,拿到交款台一算,我的钱不够了。我正琢磨抽出哪本书,他从音像部那边过来:“钱不够了?”我颇不好意思:“是啊,我正准备抽两本书呢。”他没再理我,转头问收款员:“打几折?”“打九折。”“打八折。”他说。我不好意思起来:“算了,我抽出两本书就行了。”他冲我一笑,转头走了。结果按八折算下来,我不但不用抽书,还剩了喝两杯饮料的钱。我跑过去请他,他一笑,摇头说:“不用。”

  我自己跑去咖啡厅喝水。那时咖啡厅里有一架从美国大使馆搬来的三联出版的美国人的书,只看不卖的。我对其中一套《美国读本》垂涎已久,恰巧白阿姨在,她说:“别的地方找不到吗?”“那还是1995年出的,只印了5 000套,现在根本找不到。”“那你拿去吧。”白阿姨很爽快,我却退缩了:“我钱不够。”“你那儿还有多少,打六折够不够?”买了一瓶矿泉水,我口袋里还剩下大约36块钱,足够了!我欣喜若狂,白阿姨却犹豫了:“你回家坐车的钱还有吗?”“没关系没关系,我离这儿很近,可以走着回家。”

  其实得三联厚爱的绝不止我一人。在三联买书的虽然多,但据我看读书的人也不少。当然其中主要是些穷学生。二楼到一楼的楼梯坐的大多是学艺术的,在那里翻画册,还有些干脆拿了速写本描摹。地下的人最多,因为座位也多,是那种黑色的墩子,可以任客人搬来搬去,只要不影响其他人读书就成。早些年我就曾这样蹭了很多书读。而且在三联,再昂贵的书,都有一套是拆了封准许读者随便翻阅的。这种情形在北京图书大厦就绝对找不到。

  北京另外一个欢迎“只看不买”的读者的书店,是三味书屋。三味书屋很小,几十平方米的地方,十几架书,中间有一个放各种杂志的长形桌,桌边有椅子。收款台自然只有一个,在近门口的地方。这里的生意和三联相比,冷清得多,客人常常只有那么三五个,还不一定都会买书。三味书屋上边是一个茶馆,陈设很雅致,茶和小吃都好,周末还有音乐可听。茶馆里的音乐却不一定都是民乐,我就在这儿听过很好的爵士乐。

  三味书屋开了很多年,以前我也常去,但却不一定买书。老实说这里的书和三联相比,可选择的余地太小,不过也经常能发现些好玩的书,比如,我就找到过一本关于印第安人的社会学读本《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后来书被朋友拿去不还,我就再找老板,登记请他帮我找。大约两个月后,我都把这事忘了,老板给我打电话说书找到了。

  近年来,三味书屋我去得少了,只偶尔路过时进去看看。大约半年前,我从西单那里过。西单这两年变化很大,我从“五月花”酒吧走过来,发现路口的房子被拆了,吓了我好大一跳:三味书屋没了?再往下走,下一个路口它仍在那里。忍不住跑进去和老板说:我还以为三味书屋也被拆了呢!

05、地图上的花朵与“克隆”的旅行
有一本介绍地图的书,开篇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小公主遇到一位地理学家,地理学家让小公主介绍一下她的王国。小公主说:“我的王国不大,只有两座山、一条河,不过河边还有一朵小花。”说到花朵,小公主不禁兴奋起来,她准备仔细描述这朵小花。但严肃的地理学家打断了她的话:“我们不记录花朵。”“为什么啊?它是我们那儿最美丽的东西。




”“花儿会枯萎,而山河是永恒的。我们只记录永恒的东西。”地理学家说。结果,地理学家绘制的地图上没有小公主的花朵。在小公主看来,地图上的河边没有花朵,是地理学家在扯谎。

  地理学家是对的,他遵循了科学定义上的永恒,因此他的地图属于所有人;小公主也是对的,她在“永恒”之中,找到了只属于她自己的花朵。如果地理学家问一个小男孩,他可能会说“山上有棵树,树上有个鸟窝”——“鸟窝”是小男孩的花朵。地图的永恒不是个人独有的,“花朵”才是。因此如果一个旅行者归程时只带回了地图而没有花朵,那么一个人、一千个人和一万个人没什么区别。

  克隆羊“多利”诞生后,克隆人就成为世界上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人类的态度基本上一致:谁都不想看到被克隆的自己,连那些患有不孕症的人和同性恋者也不想。但可笑的是,人们不接受的“自己被克隆”,却每天都在旅途中“上演”。

  旅行团是一种集体克隆。几十个人一起,戴着统一的帽子甚至穿着统一的上衣,乘坐统一的交通工具,在统一的地点享受统一的酒店服务,吃统一的饭食,看统一的景点,在统一的时间拍摄风格统一的“到此一游”的照片……概括起来就是“在统一的时间地点干统一的事”。这样的“统一”,你和他没什么区别,一个人和三十个人也没什么区别,甚至参观凡尔赛宫和自由女神像也没什么区别。

  另一种克隆虽然不像旅行团这样明显,但也属于此类。我说的是那些旅游的人。旅游的人大多只带了钱包,去买一些并不超过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的东西;他们甚至还要带着保姆,以保证他们能够“像在家一样舒服,甚至更舒服些”——什么都要像家里一样,出来干吗?答案是:花钱。

  他们的旅游内容不过是在景点拍拍照,以示“某某到此一游”;然后到购物区去疯狂购物。但在法国买了“中国制造”的耐克鞋就是他们干的事。更有一些人严格地秉承了18世纪的英国绅士风格:每到一处,就躲在酒店里打桥牌,让他们的仆人代替观光游览——他们有时也不一定打桥牌,也可能和保姆一起观光游览。但在海滨浴场的时候,十有八九他们并不下水,而是在沙滩上展示刚花了2 000银子买来的新款泳衣。

  虽然在不同的地方走着不同的路,但用的是“大家彼此”相同的方式在走,旅行团是为“克隆”;在不同的地方,走着不同的路,但方式与内容和非旅行的常规生活没什么两样,这样的旅行也是“克隆”。如果不想“克隆”,惟一的途径就是在“永恒的地图”上寻找属于自己的花朵。

  与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相比,法国电影《无法无天无家可归》中那个死在清晨的葡萄园中的女孩是一个更坚定、更纯粹的行走者。后者更加具象地强调了“行走”的图腾象征:走到哪里并不重要,行走本身便是目的。因此路上的一切经历便成为财富,成为一种自由和追索自由、完成自由的象征。这样的意义存在的前提是对比:行走的状态与相对稳定的“常规”状态的对比。而这种对比体现在那些“兼职背包客”身上。因为他们同时具有了“常规”和“行走”两种生命状态。

  “兼职背包客”的双重身份

  旅行的时候,麦子海最看重三样东西:一是保险卡,二是身份证,三是信用卡。

  保险卡的受益人是他母亲。这样即便他在旅途中遭遇什么意外,也能保证母亲下半生不愁衣食;他的香港居民身份证,可以让他在出入境上多一些方便;信用卡则为他的旅行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此外,他最关心的是下一站在哪里、待多久以及自己又对什么东西发生了兴趣。

  从28岁开始,麦子海离开了他的生意,出门旅行。“很难说如果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有一个富足的家庭,给我足够好的国外的教育,我是否还会像今天这样背包旅行。”麦子海说,“我曾经一度因为父亲遗弃我和母亲而痛恨他,因为他让我失去了上面的生活。但28岁这年他破产了,我也由此明白,其实任何一种生活都是自己的。我可以通过努力,像现在这样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成为有钱人。我也可以选择旅行。重要的是,选择的权力在我自己手上。”

  麦子海的旅行计划很粗略。事实上,路线只定了大方向,具体什么时间去哪里不过随他的兴之所至。所以虽然他计划用两年时间在国内旅行,但实际上他在哈尔滨就停留了近半年:除了旅行观光,他先是跟一个老中医学针灸推拿,后来又跟黑龙江大学的一个学生联手,在松花江边开了一家BBQ烧烤,还险些跟那学生谈了恋爱。“做‘背包客’嘛,享受的就是这份不受约束的自由。”他说。几年算下来,他学过的东西有:中医的针灸推拿、印度的瑜珈、韩国的跆拳道、日本的茶道、四川泡菜的正宗制法和玻璃器皿的吹制方法。

  麦子海的第一次“背包客”计划还没完成,就中途回了香港。当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东北的行程时,他持有7.5%股票的那家香港公司在金融风暴中宣布破产,他又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小子。但是很难说是因为经济原因,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他决定暂时结束“背包客”生涯,回香港继续工作。

  以他的资历,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公司找个业务经理的职位并不困难。然而工作只做了半年,麦子海就又不“安分”起来。

  麦子海第二次决定做“背包客”的计划与第一次略有不同,事实上,这次他决定只做一个“兼职背包客”:每年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做“背包客”,其余三分之二的时间工作。这种“兼职背包客”的生活让麦子海有了另一种体验:他不再随心所欲地在某一个地方作过多的停留,但仍然能够保持对什么有兴趣就去学一点的自由。另一方面,每年“三分之二”时间的工作,让他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事业。这两种生活的交替,让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我不热爱香港,但我也不再厌恶香港。在香港的工作,是我旅途中的一个固定的宿站,或者说出发点。而离开香港的‘背包客’生活,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他说,“但只有‘背包客’生活,我想我也会闷。”

  按照赫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概念,旅行让人们暂时逃避既定的社会角色的约束,成为“日常生活”的旁观者。就像卫斯理在其科幻小说《规律》中所描写的那样:一个科学家与一只土蜂的“日常生活”轨迹,可以被相同的线条表现出来。但旅行中的人们突破了这种“轨迹”的约束,在既定生命程式中,添加了具有主观性的新的轨迹。这就是人与土蜂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就是吸引人们旅行的关键性因素。

  常规之外的生活

  出发的前一天,一丁到邻居老赵家交钥匙,拜托照看他那两窝鱼。于是老赵成为第二个知道他的“出游计划”的人。和第一个邻居小孙的反对意见不同的是,老赵一听到这计划就按耐不住,一定要随行前往,还要带上老婆孩子。于是一丁原本就塞满了旅行装备的破捷达严重超载——后备箱满满的东西,后座上一大一小两个胖子,让他的老爷车有些“昂首挺胸”的味道。不过老赵一家三口中途而返,真正走完一个月的西北行程的,只有一丁和他夫人。

  一丁是中关村小有名气的“职业经理人”。忙就不必说了,IT业是最能体现“时间就是金钱”的行业;此外作为一个30岁出头的中年男人,他还有自己的“人生计划”,比如在“40岁的时候要怎样怎样”。为此虽然他跳槽频繁,但每次跳槽都脱离不了中关村,脱离不了IT业,当然也脱离不了他固定的“生活轨迹”。据说,一丁上次“休假”是1996年夏天的事——花了20天时间,去了趟西藏。

  两个人(开始是五个人,后来变成三个,最后是两个),一辆捷达轿车,从北京出发西行,历时31天,跨越10省市,爬雪山,过草地,行程15 400公里,目标是遥远的新疆红旗拉甫。“像红旗拉甫这种地方,如果不是旅行,恐怕这辈子都没机会去。”一丁说,“休假是蓄谋已久的,早在半年多前就有这个打算,工作太累,很多年都没有休假。驾车西行却是一时冲动的决定,看见网上有个叫廖佳的女孩,一个人开着小乌诺满世界乱窜,再看自己开的虽是老爷捷达,怎么也比乌诺强点吧。”

  一丁在归程途中才开始和北京的各路朋友联络,朋友们的反应无非两点:一者艳羡不已,埋怨为何“出发前不叫上我”;二者就是担心,这一路途经多少“蛮荒”之地,所仰仗的交通工具只是辆破捷达,出了故障怎么办?遇到事故怎么办?再遇到什么车匪路霸之类怎么办?水土不服生病怎么办?一不小心误入歧途怎么办?出行一个月耽误了工作怎么办?……对此一丁的答复是得意扬扬的笑容和一张西部之行的光盘——里面储存了精选出来的旅行图片,以及出自两个人(他和夫人)之手的近3万字的“游记”。

  旅行归来的夫妻两个都黑了许多,健壮了许多,也精神焕发了许多。但最让他们骄傲的是:他们去了很多别人可能“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银子花了不过两万;这趟原本被想像成“危机四伏”的旅行,一路走下来,有惊无险。

  其实人类是习惯群居的动物。这种“群居”的习惯,是在自然生存中养成的。所以当人们离开都市,走向异乡,尤其是走进更为纯粹的自然的时候,需要进入另一个群体,进入另一种“群居生活”。这种群居的关系,比都市里的同事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来得都纯粹,因为这是一种“生存关系”。

  新“生存关系”

  和陈子明结婚之前,孙雨花了一年时间旅行。

  对于28岁的孙雨来说,旅行从来都不是什么陌生的事:5岁时,她就随父亲到内蒙古旅行。到了十几岁,她就经常一个人出门。而长到二十几岁,她的网络生活让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网上,泡在上海交大旁边那间她一个人住的小屋。长时间的“泡网”让她与世隔绝,也让她交游广阔。而这次旅行,更类似于一个“网友大联盟”。事实上,这不仅因为孙雨有天南海北的无数网友,还因为她儿时的一场发烧烧坏了她的听力。她是个听力有残疾的女人。

  这一年的旅行里,动静最大、真正算得上旅行的,只有去西藏那一次。

  去西藏的团队依旧是一个网友的团队,共七人,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见面。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结伴旅行:包租同一辆交通工具;携手趟过冰凉刺骨的河水;分担有高原反应的同伴的行李甚至同伴本人;分享食物和衣裳,在西藏寒冷刺骨的夜晚,并且不是在温暖的毡包里而是四面透风的旅行车里;而且,极为“幸运”的是,他们在川藏线上遇到了“车匪”——聪明的司机马上加大油门冲了过去,那些“蒙面车匪”显然没有“飞车”的技术,于是他们有惊无险。

  她们包租的那辆老爷车总是出毛病,连备用零件都短缺,于是总共有五次他们被抛锚在路上,其中三次是在夜里。最可气的一次是火花塞坏了,司机又没备用零件,好不容易等到一辆过路车,司机用藏语和人家交谈,只两分钟,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那车就开走了。孙雨一干人气急败坏地质问司机怎么回事,司机答:“一个火花塞要500元。车是老板的,他又不会给报销。”于是那一夜,孙雨等七人就蜷缩在车里,把所有衣裳都穿上身,最后还不得不依偎着“互相取暖”。

  还有可恶的高原反应。但出乎意料的是,反应最严重的不是大家重点保护的孙雨等“娇女”,而是一位体魄壮硕如牛的男士——又晕又吐,在车上就挂上了氧气枕头。在经过一条大家必须徒步跋涉的河时,他的行李背在三位女士身上,而其余的三位男士负责“运输”他。不过到了拉萨,狠狠地喝上几壶酥油茶后,他的高原反应竟奇迹般地好了。于是从拉萨再出发时,每个人的水壶里都灌满了酥油茶,再加上随身携带的液体酒精,他们以为可以“安全过关”。

  但是刚到阿里,同行的一个韩国留学生阿Ken就病倒了。先是晕,晕得七荤八素,然后又发起了可怕的高烧。同行的六人不得不放弃行程,孙雨和另外两个女生负责看护,三个男生则负责求医问药。可是那地方偏偏只有一个小卫生站,眼见阿Ken有转成肺炎的危险,孙雨他们几个旅伴商量了一下,决定通知Ken远在韩国的家人。然后,孙雨和另外五个旅伴放弃了继续的行程,护送Ken回拉萨的医院。

  事实上,虽然这是孙雨第一次去西藏,但她并不遗憾这次不完整的旅行。“要知道,我们不是‘被迫’放弃行程的。我们做了应该做的,也是我们愿意做的。”孙雨说,“这不是什么高尚,不是什么牺牲。‘同舟共济’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为了一个人放弃一条船,因为船可以再有,人放弃了就可能再回不来。有些事,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够做到。”

  自称热爱网络但在网络上待得太久的孙雨说:有些东西,只有在旅行中,才能够找回来。

  《八十天环游地球》里的福克先生回到伦敦时,收获了四样东西:打赌胜利——他获得了荣誉和金钱;旅途有惊无险——他获得了爱情和“路路通”的友谊。但对于全世界的读者来说,如果不是那些诸如大象、雪橇、焚烧木船之类的特殊经历,福克先生就是带上20万英镑,跟着10个“路路通”,也提不起人们的丝毫兴趣。

  花钱是件有想像力的事

  刚从伦敦出差回来的宗中向我展示他脚上的皮鞋:“去年初在‘洛伯’订的,这次去才取回来。”“那又怎样?北京不也有订做皮鞋的地方吗?时间好像用不了这么长。”“但在英国,只有‘洛伯’的皮鞋才能入得了美国精品店‘大王’马奇士的法眼。”“不过是价格昂贵一些,是你们这种有钱人消费的地方。”

  看到我的不以为然,宗中笑了:“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一种取舍。你想那些肯花钱去欧洲旅行的人,口袋里至少做一双鞋的钱是有的。但他们宁愿抢购在北京也买得到的‘LONDON FOG’风衣。”

  宗中说他第一次去英国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了一条被很多旅行者忽略的街——圣詹姆士街。“一般的旅行手册上不会标注。但事实上这条街和伦敦塔一样有名,而且比伦敦塔更有意思。这里有1860年开业的酒店,威士忌CUTTY SARK就是为其酿制的;其余烟草店、帽店甚至理发店,都有至少200年的历史;而那家雨伞店更是因为1991年诺贝尔奖得主高斯,曾万里迢迢带一柄数十年前在此购买的雨伞回来‘换骨’而驰名。最有意思的是,惟一上了马奇士的《追求最好》的‘洛伯’,不但历史不足为道,门面招牌也毫不起眼,确切地说,如果不特地寻找,你很容易就错过了。”

  到一个著名的城市,玩到那里著名的旅行景点不奇怪,所有到巴黎的人都会去“左岸”的咖啡馆,在诸如萨特之类的名人坐过的椅子上坐一下,但玩到那些普通游人不会注意的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宗中就是这样一个“一定要玩出花样”的人。比如说去新疆的时候,他不住城里的酒店,而是跑到天山脚下的一个小农场租了栋小房子。“因为在那里,有五棵当年林则徐被流放时,亲手种下的银杏树。而住在牧场里,除了不能像在酒店一样每天洗澡外,你不但可以享受日出日落,还可以随牧民一起骑马放牧。骑马累了,你可以躺在草地上看书;看书看累了,抬眼望去就是雪山;而用雪山上流下的水煮茶,滋味不同寻常。”

  “有钱人很多,但如果王石不是选择了登山这种有冒险性质的活动,或者说他的摩托罗拉广告不是在热气球而是在飞机上拍,那么人们对他的兴趣也就只能限于他的地产生意,而不是他的旅行。”宗中说,“不是所有的旅行都要带点探险的味道,但想像力十分重要。这事关品质和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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