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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资料碰到这么心惊肉跳的东西：一生排队的猪宝宝
“猪宝宝”经济
2007年12月19日 中国婴童网
妈妈，为什么要在龙年生我？
拨通刘慧的电话时，她正在辅导一个孩子的功课。20分钟后，她在电话里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从一上小学就开始人多，此后，赶上哪拨儿哪拨儿人就多。”
2006年北京高考人数突破11万，比2005年增加了1万多，而招生规模只有8万。“今年高考人数也不少，因为去年被刷下来的学生都选择了复读，去年的人数被加到今年了。”
去年挤过高考的独木桥，顺利地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刘慧，回忆起上学经历，觉得“很普通”，“择校？我家没那个经济基础。”刘慧苦笑着说，她的小学极其普通，而初中，她考进北京宏志中学。
宏志中学是专门招收品学兼优贫困生的公益性学校，“正是因为宏志中学的公益性，决定了学校不会招太多的学生。”即使如此，刘慧仍然都清楚地记得，前一届只有6个班，而她们这届已经增加到8个班。
“临近中考和高考时，电视和报纸就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一年的考生比前一年增加了多少多少，这些数字就是压力。可是人多也得考呀，想跳一级已经来不及了，想退一级也不可能了。既然事实你改变不了，就得去接受。”刘慧很无奈地说：“等我们考研的时候人照样多，等到我们就业的时候，就会说大学生就业压力又重了。”
与刘慧有着相同感受的还有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一年级的温雪和左晴。
“小学和初中的老师不断地提醒我们，说你们这一届人多，升学压力大，所以你们一定要努力。”左晴说老师的话无形中给她加了码，让她有了“不能被别人比下去”的想法。
其实不用老师提醒，左晴也明显感觉到了人多。“我上的小学不是名校，上一届只有4个班，而我们这届一下子涨到7个班，而下一届减少到6个班。我表弟和我读的是一所小学，他们那届才3个班。”
左晴非常羡慕她的表弟，因为表弟是属羊的，那年出生的孩子少。去年，就在1988年的“龙娃”挤破头高考和2000年的“龙娃”入小学时，1991年出生的“羊娃”们走进中考的考场。
“新闻中都报了，这届中考的‘羊娃’比马年少了3万，大约1/4都进入重点高中。还说属羊的命苦呢，我看他们是赶上好年头了。”温雪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她说她们这群“龙娃”就没那么幸运了，中考是在2003年，非典肆虐，“我们只考语数外三科，这样一来，分数非常密集，升学难度就更大了。”
温雪说：“我问过我妈妈，为什么龙年出生的孩子这么多，我妈说这一年是生育高峰。我又问她既然是生育高峰，为什么还要在那年生我？我妈说看人家都生了，我也想要孩子了。”
“我妈也一样。”左晴随声附和：“我妈说人家都生就生呗，都是集体性的，随大流儿。”
“啊！我以为世界上只有我妈才这样想呢！”温雪的表情很惊讶。
孩子，我不想给你太大压力
12年后，世纪之交的2000年，又逢农历龙年，被冠以“千禧宝宝”、“世纪龙儿”称呼的孩子，重蹈了1988年“龙娃”的覆辙。
据报道，2000年，全国各地涌起一股生育“龙子龙女”的热潮。为了能得“龙儿”，很多人不惜采取人为措施干预，到年底更是形成“剖宫产高峰”，最终导致2000年再次成为生育高峰年。
2006年，“千禧龙娃”要上学了。一说起上学，他们的爸爸妈妈有一肚子苦水要吐。本刊记者采访了几位家长，他们均表示，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就没省心过。
郝义玲就是“千禧龙娃”的妈妈，她的女儿出生在正月，许多妈妈都想让自己的宝宝当“龙头”，所以正月的出生率非常高。回忆起那年生产，她用“恐怖”来形容。
因为老公在部队，所以她生产时选择了知名的部队医院。在妇产科的住院区，她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楼道里也放满了病床，待产和已经生产的妈妈还认为很幸运，起码有一席之地。”
“千禧龙娃”的苦恼随之而来，先是三年后入幼儿园。“原本我家附近有一所非常不错的幼儿园，之前我也了解这家幼儿园收费并不高，除去生活费，也就近千元。没想到我女儿那年，幼儿园因为人多，把费用提高到2000多元，我们只好选择了另一家。”
2006年，女儿要上一年级了。“因为我们去的学校校风非常好，只要孩子通过了入学考试，学校就会收，不会向家长收取赞助费。”
说起女儿的入学考试，小郝仍然很紧张。“其实，学校早就有入学考试，可是去年明显比前几年严格。学校让孩子单独上楼考试，家长只能在楼下等。一个孩子至少有两位家长陪着，大厅里黑压压一片。孩子从楼上下来了，家长不问孩子考得怎么样，都看孩子手里有没有小纸条。”
学校考核孩子，通过的孩子会拿上入学通知下楼，而没有通过的孩子手里什么也没有。“孩子和大人都紧张。我女儿下楼后告诉我，她考完试都不会走路了。有的孩子考完了，手里没有拿着小纸条下来，家长上去就打。还有的家长和老师闹，问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没通过。老师的解释很简单，僧多庙少，我们干嘛不挑好的呢？”
虽然有些家长为这句话与老师大吵，但小郝很能理解。“这一批孩子太多了，学校不愁生源，当然要选择素质好的学生。一个单位招员工，还要笔试、面试，挑优秀人才呢！”
通过入学考试，很多孩子被刷了下来。
“龙妈妈”杨烨向记者转述了一个笑话：“1998年愚人节的时候传出来一个笑话，说只要在2000年生世纪宝宝，孩子可以在任意一个国家申报公民，成为任意一个国家的孩子。后来虽然媒体一再出来辟谣，但仍然有人为此而怀孕。”
杨烨的生产也很辛苦，“当年我选择了北京市东城区一家非常知名的医院生产，人多得可想而知。孕检时就排着长长的队伍，生产时就更难了。我最后一次检验时，医院让我办入院手续，当天我没带那么多钱，又考虑到离预产期还有一周时间，就先回了家。没想到当晚就破羊水了，再赶到医院时没有床位，我在候诊室整整等了一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9点多，有人办理了出院手续，我才排上。”
杨烨的女儿两岁时就被送到一家一级幼儿园上小托班。“上一届就两个班，到他们这一届有4个班，每个班的孩子都超过25个。而这家幼儿园的小班还不到25个孩子。幼儿园开家长会时，家长都站不下，礼堂在原来的基础上已经扩出一大片儿地方，可是仍然有家长没地方待。”
女儿上小学就更费劲了。按片划分，杨烨的女儿被分到一所重点学校。这所学校是小班授课，一个班只有25个学生，虽然班级人数没变，但是这一届班级比上一届多出两个班。
参加完入学考试后，老师告诉家长，这一届的孩子素质都比较高。这一点杨烨很有体会，现在的家长很重视孩子的素质培养。“本身我不想给孩子太大压力，可是你不给，别的家长在给，迫使你不得不给孩子加压。刚刚7岁的女儿，已经参加过英语班、美术班，还有形体、游泳、跆拳道。”
虽然是艺术班，但班里的孩子不比学校少。“形体课原本应该是一对一的小课，没想到那么大的教室，孩子站了多半间，一个挨一个，展现的空间特别小。游泳班就更别提了，虽然是分年龄段、分班、分时间，一个班还要有30个孩子呢，一下水跟煮饺子一样。如果你的孩子有事没赶上这节课，要想补回来，就要等一个月。”
以后，升初中、入高中、上大学、找工作……等待“千禧龙娃”的还将是一次次激烈的竞争。
杨烨开始为女儿的将来担心了，“再往后推20年，我觉得孩子就业就更是问题了，对家长是个压力，对孩子更是压力。”
家长，别再让孩子处处排队
王静老师是北京海淀区一所重点小学的老师，她目睹了1988年和2000年两批“龙娃”的遭遇。虽然1988年的“龙娃”毕业已经6年了，但她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年她的班上有43名学生。“学校上一届的学生只有6个班，一班30多个学生。由于1988年那年的学生多，学校扩到了8个班级，每个班43～45人不等。”她回忆说。
学校很早就设置了入学考试，但这所谓的考试实际比较简单，一般孩子都能通过。“可是到了1988年，由于学生猛增，学校增加了试题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卡了一批学生。”王老师说，按片儿划过来的学生一般不受限制，卡住的多是借读的学生。
“因为我们学校是重点，很多家长掏钱也愿意把孩子送过来。往年学生少，有些素质相对差一点的孩子学校也收了。因为上面是按学生人数给学校拨款的，多一个学生就多一份钱，学校有学校的考虑，可是这就给老师带来了压力，每个班都会有一两个拖油瓶。88届就不同了，因为不愁生源，学校不仅考学生，还要考虑学生家长的情况。”
2000年的“龙娃”比1988年的还要多。无论是片内还是择校的孩子，人数都比往年明显增加。
业内人士分析，虽然解决“龙子龙女”的就学问题并不太难，但进入优质小学的难度因人数的迅速增加而明显加大。“我们学校考试的场面特别壮观。不少家长提前两三个月来给孩子报名。去年一年级一下子招了10个班。因为校舍有限，去年学校就没有招学前班。”王老师证实了这一观点。
“人一多，老师放在每个孩子身上的精力就相对要少一些。”王老师说，有的重点小学，老师将第二天要讲的课提前布置下去，让家长课下先辅导。对于这样的情况，一些社会学家分析，人口出生量突然增加时，就会导致社会资源的突发性稀缺。对孩子来说，实际上属于他的机会少了，质量也降低了。
“今年大家又开始扎堆儿生‘猪宝宝’，那8年以后，他们将和这批‘世纪龙宝宝’一样，从一上学开始，家长就要发愁了。”王老师不敢设想“猪宝宝”的未来。
一个产科医生的2007
2007年3月27日，上午9点，北京市妇产医院产科门诊5诊室。主任医师王琪揉了揉太阳穴，抬头看了眼刚进门的记者，一脸的无奈：“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
上班才1个小时，王琪的忙碌被定格在桌上一根细铁棒串起的厚厚一摞挂号单上。即便有两名助理医生打下手，王仍显得分身乏术，“一个唐晓春一个唐红春，别混了”，一边叮嘱助手，一边迅速戴上一次性医用手套，为帘后躺在病床上的孕妇进行产检。
诊室外，候诊的孕妇已将走道占满，有经验的自带了椅子，吃力地坐着。总有耐不住的几个孕妇摇摇晃晃地踱到门口，探头看里面的进程。
诊室内的进程快速得像工厂里的流水线，王琪几次刚拿起桌边的水杯，又被助手递来的各样检验单打断，即便这样，进进出出的患者间的交替，没有丝毫断线的迹象。
即使已有30余年的产科经验，王琪仍对今年轰炸似的扎堆生育感到惊讶。2006年，作为连续3年孕妇分娩量居北京市之首的北京妇产医院的产科日门诊量为400～500个，而进入2007年的头三个月，日门诊量已激增至700～800个。2007年初一子夜，从零点到清晨八点，医院医护人员共接生婴儿15名，9天后，该院已接生563名“猪宝宝”。
王琪的工作量几乎比往年翻了一番。医院为了应对这场生育高峰，将她和其他几名产科专家从病房调至门诊，周一至周五全班出诊。进入2007年以来，王和其他同样工龄的产科医生几乎没有休假过，一个月中，有一半的双休日用来值班，另一半则要去农村以及边远地区义诊。
“120，30，头浅入，36周。”王琪熟练地在孕妇隆起的肚子上挪动着检测器，迅速地向助手报出检测数据，然后示意躺在床上的孕妇起身。
“猪妈妈”的神情很紧张，“大夫，没事吧？”
“没事”，王琪安慰。
“猪妈妈”似乎不太相信，“孩子多大了？”
“6斤多。”
“是不是太小了？”
“你应该问是不是太大了。”王笑了。在王看来，准妈妈对待生育的态度似乎走了两个极端，太在意，或太不在意，当然，后者是少数。动辄神经高度紧张的孕妇抛来的问题常令她哭笑不得。长妊娠纹怎么办？怎么数胎动？吃补血的药是不是对胎儿不好？妈妈鼻子上火出血会不会影响孩子发育？
“显然没有做足功课”，王琪给她们的答复是：“周末来医院上课，认真听讲。”
一位体型较胖的孕妇吃力地走到王面前，要求预订产床。
王看了一眼她的病历，惊讶得张大了嘴：“你才13周。”
“我听说床位紧张，要是生的时候订不上产床怎么办？”
准妈妈的担心并不是未雨绸缪。
据北京市妇产医院统计分析，预计今年在妇产医院出生的婴儿将比去年增加20%。
而来自北京市卫生局的估计是，北京市今年预计将有14万“猪宝宝”降生。为此，北京市在全市二级以上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建立了产科工作情况日报制度，从3月12日起实行“产科情况日报”，并从3月13日起在北京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全市二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产科床位存量，使群众及时了解产科有关信息，帮助其择院就医。而半个月来的数据显示，北京妇产医院、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几家三级医院长期处于无空床位状态，某些医院的产床已被预订到今年8月。一些往年门庭冷落的二级医院虽然床位未饱和，但产科孕检和分娩量也较往年明显增加。
北京妇产医院为此制定了紧急预案，将医护值班室、示教室改为病房，增加病床41张，使产科总床位从187张增加到228张。必要时将部分两人间病房改为三人间，再增加20张床位。
时间接近中午，候诊的人开始骚动，纷纷往诊室里涌。
王琪的声音里明显透出疲惫。“她们(孕妇)很辛苦的，如果不用票贩子，就要每天凌晨三四点来排队挂号。每天四点一下班，就有月嫂公司的人(票贩子)来排队了，排一宿，再把这个位置以100块钱卖给她们。”
近12点，候诊的人群终于变得稀疏了。王琪这天上午的门诊量近80个，“下午一般在二三十个左右”，而经过几个月的适应，她似乎已经渐渐习惯了日门诊量超过100的工作压力，“产科和其他科室不一样，虽然忙，但每天面对的是新生命的降临，带来的是愉悦。”说完，她笑了：“医生要学会自我心理调节。”
第四次生育高峰来临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喧嚣的“金猪年”在2007年伊始，便被证明是一场商家为扩张育婴市场而故意引发的“误会”，但是，来自民俗专家的权威辟谣似乎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刹住这场“误会”带来的生育浪潮，北京市妇产医院3月登记入院分娩的孕妇已经突破前两个月的千人大关，专家预计，2007年，全国新生儿数量可能会达到2000万，远远超过7年前“千禧宝宝”的1771万。
北京市妇产医院产科门诊主任医师王琪认为，用“迷信属相”解释北京市这次汹涌而至的生育潮似乎有些牵强，而来自北京市卫生局的一个统计数字证明，2006年，北京共出生12.9万名婴儿，其中一半以上的新生儿为流动人口在京分娩。
“我个人认为可能和2008年奥运会有关，因为经济活动多了，导致人口流动更加频繁，而现在流动的人主要是年轻人，正好都在生育年龄。”王琪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从生育文化的影响看，“扎堆”生孩子的社会现象背后反映了喜庆的属相文化影响下多样化个体生育的趋同性行为。“从人口学的角度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人口发展不是理论家简单的数学模型，稳态舒缓，而是充满了变数，人口发展的波动性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人口过程和特点，其根源是不规则的人口年龄结构所蕴含和释放的队列影响和时期影响；在一个开放的人口中，这种波动性还包括了外来的劳动适龄人口和婚育适龄人口的进入所带来的叠加放大效应。”
而北京市卫生局的专家则认为，外来人口的进入只能是解释地域性生育扎堆现象的一个因素，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全国性因素则是：上世纪80年代的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也就是目前所谓的“80后”一代生育高峰已经到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生育高峰已经到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对此表示肯定,“而今年正好是中国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开始启动的年份。”
“一生排队”？
翟振武认为，第四次生育高峰的特点是：从今年开始，新生儿的数量将会逐年递增，预计在2012年前后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
“每一次的生育高峰，都是对上一次高峰的复制。”翟介绍，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第一次是在上世纪50年代，第二次是在1963～1966年，第三次是在1984～1989年。而全国数据预测显示，2008年，正是全中国要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的时候。在这一次的人口出生高峰中，一年新生儿数量预计将达到1700～1800万，“但是，‘金猪年’的宣传效应人为地造成了这次高峰的提前和启动年新生儿数量的激增，可以预见的是，由于越来越多的非正常因素的干预，今后的生育高峰，将呈现出波段加长，中有起落的复杂特征。”
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叠加因素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动，“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松动政策令年轻的父母有了更多的选择，“调查显示，50%左右的独生子女父母有生第二个孩子的意愿。”
翟振武认为，正是因为迎来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因此，龙年“千禧宝宝”婴儿潮的数量和社会影响力是无法同这次“金猪宝宝”婴儿潮相提并论的。这同时也预示着，这批“金猪宝宝”从一出生，就搭上了一辆在高峰时间驶出的公交车，“毫无疑问，从产房到火葬场，‘金猪宝宝’将面临‘一生排队’的命运。”翟振武说。
“凡是扎堆出生的孩子，这一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排队’。”翟振武说，从上幼儿园到上小学、初中、高中，考大学，再到就业，激烈的竞争将会存在于这些孩子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关键点上。
“首先，扎堆会给医院、教育等社会服务机构带来震荡性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现有妇幼保健医疗服务，从数量到设施储备基本上是可以满足正常需求的，但是，扎堆生育必然要求增加服务设施和服务队伍，而一旦高峰期过去后，就会导致资源的闲置与浪费；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教育，在教育资源总量正常的情况下，学生人数的突升，会导致教育资源的突发性稀缺。对处于人口急剧增长期或高峰期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人均可获得的受教育机会、资源量大大下降了，质量也降低了。”
至于“金猪宝宝”若干年后的就业问题，翟振武认为，这个情况可以和大学扩招做个类比。“中国的经济在发展，工作岗位在增加，对劳动力的需要数量也在逐年提升，但是几年前，我们进行了大学扩招，而且以每年30%的速度扩招，所以，四年后大学生的就业压力突然性地爆发出来。可以预见，若干年后，即使大学录取比例仍在稳定上升，但对突然增加的生源，则不但意味着高考的竞争压力加剧，更意味着未来就业率的相对降低，求职的道路越来越艰辛。”
翟振武认为，人口突升不仅会对个人构成“一生排队”的困扰，也会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造成震荡性影响，这一点在世界历史上就有前车之鉴。美国在二战后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二十多年后，这批成人的孩子涌入劳动就业市场，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或者收入较低。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精神颓废，寻衅滋事。所以，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美国战后犯罪率较高的一段时期。嬉皮士的盛行、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经济衰退，都发生在这段时期。”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人口的突升突降会影响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设施，随着人口数量的大幅波动，骤增骤减，这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不利。”翟振武说，“所以，无论从社会发展还是从个人成长的角度，都是平稳的有利，震荡的无益。”
对于如何预防与遏制“扎堆”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翟振武认为，上海市几年前的做法为全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即迅速及时地为社会提供当年出生人口预报，引导年轻夫妇选择出生孩子的年份。“而年轻的夫妇们，也应该理智地看待生育问题，不管什么年份，孩子的成长要靠教育，而‘扎堆’只会给孩子带来更恶劣的成长环境，这与父母的美好愿望相去甚远。”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同样认为，要未雨绸缪地开展“生育扎堆”人口学因素和文化社会心理因素的多学科研究，提前给准备怀孕的年轻夫妇以生育忠告，设法控制和消除传统文化因素对生育过程的扰动性影响，避免因为不规则的人口发展所导致的暂时性资源短缺和拥挤性竞争现象，确保公民生育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统一。
2000万“猪宝宝”来了
据预测，2007年全国新生儿数量将达到2000万。民俗专家对“金猪年”的辟谣并没有刹住这场似乎由误会引发的生育浪潮。
是迷信属相的故意扎堆吗？是外来人口涌入都市导致的新生人口激增吗？似乎还不是。来自人口学专家的解读帮我们找到了答案：中国已经进入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而2007年正是此次生育高峰的启动年。
这预示着，这批“猪宝宝”从一出生，就搭上了一辆在高峰时间驶出的车，“一生排队”，专家用“千禧龙娃”的命运类比，为“猪宝宝”的未来下了注解。
“平稳有利，震荡无益，”人口学专家由此认为，国家应建立出生人口预报机制，促进中国人口的良性发展，育龄夫妇也应更理智地对待生育问题,为宝宝选择宽松的成长空间。
对那些已经或将要降生的“猪宝宝”，生在2007，幸焉？
我身边的8位“猪妈”
暖洋洋的周六的下午，中关村购物广场里人流如织，亲爱的M——我的大学同学、最好的朋友，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而又幸福无比的微笑，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一边开着玩笑对我说：“咱们歇会吧，笑笑醒了，他呀，开始锻炼身体了。”
笑笑，这个还在M肚子里的小家伙，这个即将在今年8月底诞生的“猪宝宝”，就这样用他的几个翻身或是一套广播体操，打断了我们刚刚昂扬起来的购物兴致。我们手上购物袋里还只有一件孕妇常用的防辐射服，是M买了送给她刚刚怀孕的好朋友的，款式和她自己身上穿的那件一样，打了8折后600多元。令M自己觉得极具戏剧性的是，她所供职的计生委今年竟然也难逃猪宝宝浪潮的“侵袭”，“电梯里，办公室走道里一下多出来那么多和我一样骄傲地顶着肚子的孕妇”，令M的主管领导头疼不已地抱怨，计划生育工作要从本部门做起。
在星巴克里坐了下来，热爱咖啡的M面对我端来的卡布奇诺摇了摇头，而是选择了牛奶。看着眼前这个穿着时髦孕妇衫、小口喝着牛奶、不时露出一丝笑意的准妈妈，我也忍不住哑然失笑，传说中的“猪宝宝”就这样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如此真实，如此迅速，而且又如此攻势猛烈。
记得在1月初的某天，M激动地通知我，她怀孕了。而这竟是那短短一周中，我听到的第四个关于“‘猪宝宝’来了”的消息——其他的三个“猪宝宝”分别属于我的中学同学、同事和老公的大学同学。
仿佛在突然之间，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我们，同时升级为人父人母，或者正在为升级为人父人母而做着准备。同学聚会、同事闲谈，话题的中心也不再围绕着找工作、买房、结婚或是感情中的小磕小绊，孩子——即将出生的新生命，开始逐渐成为每次聚会议论的中心。短短四个月，“猪宝宝”一个接一个来到我们身边，细细一数，仅仅是北京的朋友圈里，我的身边竟然已经有了8个孕妇。
“怎么你们都选今年？非要生个‘金猪宝宝’吗？”每次和准妈妈聊天，我总是忍不住抛出这样的问题。
“我婆婆说今年是金猪年，生出的宝宝是福星高照，其实，我自己倒无所谓。”怀孕4个月的X在媒体工作，她笑着说，“既然老人家讲究，自己的条件也差不多了，我也当是锦上添花，为孩子讨个吉利了。”
“我主要觉得按照自己的年龄、经济条件、生活状态，已经到了准备生孩子的时候了”，身为公务员的G已经怀孕6个多月了，见到她的那天，她正在为即将诞生的“猪宝宝”做着准备。面对“为什么要生‘猪宝宝’”这个问题，她淡淡带过，看得出来，G的心思已经都在快要降临人世的“猪宝宝”的身上了。
“所谓‘金猪’只是民俗中讨吉利的一种说法，碰上了挺好，碰不上我觉得也无须刻意而为。其实,我在怀孕前并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自己的年龄差不多了，各方面的条件也都具备。既然自然而然地怀孕了，那么，生个‘猪宝宝’也不错。”在国家机关工作的D的回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尽管8位准妈妈的回答各不相同，不过，为了生个“金猪宝宝”而选择在今年怀孕生子显然不是主要理由。我身边的这8位准妈妈，都是大学以上学历，年龄在二十八九岁上下，多数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工作大多数是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并且已经有了五年左右的工作经历，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个人的家庭生活也都在这两三年内进入了平稳期，大多在结婚时就已经贷款买了房；夫妻双方的父母大多刚刚退休三四年，身体健康，既没有过多的家庭负担，也愿意帮助子女照顾下一代。可以说，无论从年龄、经济实力、生活状态上来看，还是从心理状态上来看，他们都已经做好了为人父母的准备。
“排队族”，痛并快乐着
虽然，“猪宝宝”是自然而然地降临了，但是，一场充满竞争的角逐却也出人意料地拉开了帷幕。
“在饭店吃饭、到商店买衣服、走在街上，总是能碰上和我一样挺着大肚子的准妈妈，刚开始还觉得挺亲切，大家常常相互交流，可是，在医院排着长队等着做检查的时候，我就有些担心，这么多的‘猪宝宝’，到了快生的时候，医院能住下吗？我看了北京卫生信息网上的公布，连续好多天，北京妇产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大医院等10多家三级医院产科的空床数都为零。”预产期在今年6月末的G准备在北京医院生产，每个月的排队检查是她最烦心的时候，现在她正在考虑根据自己的预产期，提前预订床位。
“每来一次，我就紧张一回，排几个小时的队，10分钟就检查完了。医院的孕妇多了，走廊就显得特别拥挤，大家都挺着肚子，小心翼翼地肚皮蹭肚皮地挪过去。”选择在中日友好医院就诊的M总是带着妈妈去排队，“要不然检查一次半天就耽误过去了，我只好让我妈妈先帮我排队，我去上班，快到了时我妈妈给我打电话，我再从单位赶过来，实在是人太多了，没办法。”
而刚刚得知怀孕的Z已经开始为在哪里检查、在哪里生孩子发愁了，“我家离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最近，但是大家都认准大的妇产专科医院，挂号就成难题了。像在海淀区妇幼保健院要想挂到上午的号，往往早上5点半就要去排队，现在每月检查一次还好说，等到行动不便、产期临近，又要每周检查的时候，可怎么办呢？”
不仅如此，在那些针对准爸爸、准妈妈开办的育婴学校里，也是门庭若市。“我去医院提供的产前课堂听过一次，本来以为会是电视里那样的十几个人的小班，可没想到，一进门，是一个阶梯教室，满当当的挤着大肚子的准妈妈，少说也有一百多人”，G笑着描述着听课的场面，连听课也要肚皮挨着肚皮，这情景可让她吃了一惊。
排队检查，排队听课，排队住院，排队生产，愁坏了准妈妈。不仅如此，孩子生下来后的准备工作也已经早早的开始进行了。
“瞧，这是月嫂的合同，今年二月我就签了”，还有两个多月才要生产的G已经早早地订好了月嫂，对于月嫂每月2800元的工资，G觉得很合算，“今年要出生的孩子多，月嫂的工资也是随行就市，涨得厉害，我预定的这位，是朋友介绍的，还打了折。其实，能定上月嫂，我就已经挺满意了，月嫂公司告诉我，很多月嫂在培训刚一结束就被抢定一空了。而且，生孩子一辈子就一次，月嫂工资多少不是主要问题。”
不仅是聘用月嫂，孩子未来的吃穿用也都开始提上日程。我身边的这些准妈妈有的已经开始挑选婴儿用品了，宝宝被、学步车、玩具、尿布、睡袋枕头、吸奶器等，还有钙片、叶酸、蛋白粉、VC、VE，鱼油和海参都不能少。
M的父亲是一位退休教师，这次为了照顾女儿和未出世的外孙，也从千里之外的家乡赶到了北京。这位心细如发的准外公，已经精心地考察了婴儿用品市场，“比如，尿不湿，售货员告诉我，不满周岁的宝宝平均每天大约要使用5片，而每片卖2元～3元，那么，一个月这就需要300元至600元”，在他的估算中，一个新生宝宝每个月起码消费2000元以上，“看来，我们可以开一个婴儿用品商店了！”M的爸爸开玩笑说。
而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在媒体工作的L甚至考虑是不是应该选择到昂贵的外资医院生产，“毕竟那里的条件更先进，价格是贵了很多，但是不用排队，医生也可以提前预约，这样我可能心里更有底。”
我身边的这8位准妈妈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生的一代独生子女，她们的思维方式、受教育程度、生活观念以及消费观念已全面更新。面对可能是一生一次的生育大事，她们消费观念前卫，花钱的多少并不是她们考虑的重点，而品质、质量、安全性、科学性，则是她们所关注的。
“其实，孩子的健康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X的话道出了这些初为人父人母的朋友的心声。在这8个准妈妈中，她的故事尤为特别，怀孕后X意外地查出自己有甲状腺的问题，而孩子的多次检查结果均为正常，可是，医生也说不好她能不能生出健康的宝宝。面对这一个已经在自己体内4个多月的小生命，X在母性和理性中挣扎，她每周要往返两家医院检查，“其他的我都不奢望，就是盼望着能够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
说到猪宝宝，X的表情总是复杂的，对于新生命的期盼，可能每一位准妈妈都不一样。G在拍过一次彩超后，告诉我，那天她看到了孩子的笑脸，如同鲜花一样的美丽，这让她忘记了怀孕几个月来的所有辛苦。
顺利地剖腹产下一个6斤7两重的女儿后，W通过电话告诉我，当她第一眼在医生的手中看到这个哭声嘹亮、眼睛还没有睁开的丑丑的小家伙时，她哭了，那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写到这里，我正准备保存文档，关上电脑，一个远在云南的好友H打来电话，告诉我，她也怀孕了。“是为了生‘猪宝宝’吗？”我习惯地问道。“不是，意外怀孕，正吐得昏天暗地呢，看来啊，这孩子还真能折腾，可能和我一样，是个活泼的性格”，电话里爽朗的H还不忘开两句玩笑。
就这样，我身边第九个“猪宝宝”踏着阳春三月的清新来了。
孕妇经济
尽管不少专家已经证实今年是“土猪年”，而并非传说中的“金猪年”，但这一结论丝毫没有影响“猪宝宝”的到来，月嫂的紧俏、婴儿用品和孕妇装的热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需求的暴涨都显示着婴儿潮的高度。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婴儿潮势必会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影响，其中对消费的刺激最大。在适龄婚育的年轻夫妇中，很多都是我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来自双方家庭对于未来宝宝的关心和经济重心的转移，也为孕婴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据权威专家的估计，孕育一个孩子的总经济成本已平均高达2.2～2.3万元。
孕妇经济
“猪妈妈”大部分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她们注重保养、热爱时尚、追求生活品质，这便促使孕妇装的样式不断翻新，当然价格也不菲，基本在200～800元之间。
在选择大方合体的孕妇装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孕妇意识到防辐射服的重要性，市面上的防辐射服少则300元，多则上千元。
当服装问题解决后，准妈妈又将目光投向摄影楼。如今的新潮是到摄影楼去拍摄一套孕妇照，据摄影楼的老板说，今年拍孕妇照的孕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左右。而在从600元到3000元不等的价位中，孕妇多选择中间档位。
如今爱美的“猪妈妈”打破了“孕妇不化妆”的观念，千元左右的具有天然成分的化妆品备受她们的青睐。
“月嫂荒”
作为孕妇经济的重要部分，“月嫂”行业也迅速走红。随着“猪宝宝”的到来，家政市场出现“月嫂荒”。来自北京几家较大的家政公司的统计，由于月嫂供不应求，许多准爸爸妈妈都在生产前四五个月时就已经预定了月嫂。
据悉，目前北京籍“月嫂”的月薪从1500元到3000元不等，经验较为丰富的“月嫂”收入普遍在2500元以上，而品牌级“月嫂”每月收入达到4000元，比往年足足贵了30%。
大部分到家政公司咨询“月嫂”的人对价位并不太在乎。由于“月嫂”负责入户照顾产妇和1～3个月的婴儿，需要足够的经验。因此，一些家庭条件尚好的夫妻宁愿挑选价位高的经验丰富的月嫂。
即使是这样，仍然有很多准父母出高价都找不到“月嫂”。
婴儿经济
在装扮好自己后，准妈妈开始为肚子里的宝宝挑选奶瓶和衣物。
据相关调查显示，婴幼用品市场是国内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有人预测，2007年，预计中国母婴产品能达到7500亿的规模，光奶嘴、奶瓶就高达350亿左右。
这个数据随后被不断地证实：淘宝网仅2006年12月份母婴用品类成交额接近1亿元。北京红孩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今年1～2月份总销售额为5950万元，其中婴儿用品约占60%，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
强生中国公司北京分公司的销售主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北京几个家乐福超市的“强生婴儿礼盒”，平时每个月的单店进货量都稳定在20～30箱，但现在已经快速增长到70～80箱。
大型综合超市易初莲花北方总部对外事务部的工作人员介绍，每年6月到9月是超市婴儿用品的淡季，但今年打破了这个常规，大多数厂家已经明确表示，今年不会出现淡季，也已经调整了以往的销售策略，他们对今年的市场很乐观。
带动“硬件”需求
除了妇婴用品等快速消费品之外，婴儿潮的到来对于房地产、汽车等产业也有较大影响。
房子一向被认为是“稳定”的象征，许多准父母们都觉得房子是基础，如果没有房子，生了孩子在哪里养？
而对于已经有房子的准父母来说，买车成了他们的新目标。一方面孕妇挤坐公交车极不方便，另一方面准父母想让他们的宝宝一出生就能坐上自家的汽车。
而更多的准妈妈则开始考虑将手机换成小灵通，将彩电换成液晶，甚至预计到洗衣量加大的准爸爸也在考虑换台杀菌洗衣机。
企业人力资源的压力
据预测，2007年出生的中国“猪宝宝”将达到2000万，近半数的育龄员工把生育“猪宝宝”列为今年的家庭计划，43%的人力资源经理把由此引发的“人手短缺”列为对公司造成的首位影响。
中华英才网曾做过一项调查，66%的企业对可能出现的“婴儿潮”束手无策。有些女职工为了安心养胎，向公司提出辞职，给公司一个措手不及。“公司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女职工怀孕后，或辞职或调动岗位，全公司的工作安排都得相应变动，原定要休假的也只能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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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1 09:0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