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就是任何政策天生自带的风险成本,我们只能通过监督去制约它,但却无法让其彻底消除。 所以道家讲“治大国如烹小鲜”,儒家讲“兴一利必生一弊”,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如果学中国经济史,老师会告诉你中国古代搞了那么多次财政改革,真正成功、且让后世收益深远的其实只有两次:而这两次改革之所以成功,都是它们带有“简政”的气质——两税法是减少了官府的税收频率,让官府的税吏们每年只有6月和11月两次下乡收税。而一条鞭法则是简化了税收种类,将原来名目繁多的田赋、徭役、捐、纳等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两条改革看起来是如此的简单,没有减少(甚至增加了)税收总量。但它们起到的效果都是最好的,真正达到了官民两便的目的。因为它们的原则都是化繁为简,基层吏员们在其中上下其手、吃拿卡要的空间没有了。减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博弈频度、复杂度,这就是最好的与民休息。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能理解,为什么王安石变法天然就是注定失败的恶政:什么青苗慕役、保甲保马,王安石在自己的书斋里想的都挺好,可是真正执行中,这些政策都是在极大的增加基层官吏与民众接触的频度和复杂度的,而只要频度和复杂度增加,政策的风险成本就必然会升高,于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伤民”。而理解了这些,我们再来反观石家庄此次先驱式的大胆尝试,我们会发现不管出现什么暂时性的困难,这个做法在方向上是对头的——它不仅符合卫计委最新颁布“二十条”的精神,而且是典型的“简政”。至少,低风险区域的民众出入一般社区、工作单位和公共场所,不用再被检查健康码了,这就不知减少了多少人每天被各种“管理人员”管一管、卡一卡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尝试能够进一步推广、扩大。我们也就不再需要呼吁基层“管理人员”们都加强修养,不要一言不合就封人家的奶茶店,因为他们赖以这样做的规则本身已经被取消了。所以我们要为石家庄这座城市点赞,它的政府勇于承担作为率先落实中央“二十条”新规的先驱带来的风险,却为我们的未来推开了一扇窗。而对那些网上的“封控爱好者”最喜欢追问的“要是疫情扩散,死你家老人孩子你乐意吗?”的问题,我想这样回答。第一,我不相信卫健委新公布的“二十条”如果能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会造成他们说的那种结果。中央已经一再强调了,我们没有“躺平”,我们只是在优化。第二,就算我和我的家人真的感染新冠……我还没有结婚生子,但家中祖母、外祖父母等老人尚在,他们的确属于易感高危人群,但我相信老人们都会同意、支持此次国家的选择、石家庄的选择、也是我的选择。因为,我家两边的老人都是受过系统教育、明事理、拎得清的人,他们知道人活在这个世上就是时刻要冒风险成本,而风险成本,并不只有被写明、算清、天天被人提起的那些。生活、自由的生活从来不是无成本、无风险、无代价的,让我们选择承受那些风险、成本与代价——以证明我们的勇气与德行,配得上我们所向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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