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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河南手足口病疫情上报遭行政干预
手足口疫情今春再度暴发,4万多病例遍布全国30个省份。其中,河南民权、山东菏泽成为疫情重灾区。截至4月7日,菏泽市共有患儿4557例,12例死亡。民权县共有患儿709例,死亡8例。两地疫情在省内均居第一。而基层防疫暴露出村医未受防疫培训、疾控少专业人才、行政干预疫情上报等问题。
《新京报》报道,SARS之后建立的疾控防疫体系,为何未能对其有效阻止?据调查,基层防疫体系存在一系列问题:乡村医生缺乏防疫培训,疾控人员不识手足口病,基层疾控为生计推销保健品,地方政府用行政命令干涉疫情上报。原本先进的防疫体系植入中国后,在基层表现出了许多“转型期社会”的特征。河南民权县城2月28日雨加雪。在当地,手足口疫情已蔓延一个多月。
应急预案启动已有6天,口号逐渐演变成,要像抗“非典”一样抗击疫情。
李正云在那天被调至县疾控中心,任党委书记。从医20多年的他,对此并不十分紧张。他知道,这个比流感还低一等的传染病,完全属于可防可治。
但疫情严峻远出乎李正云的意料。继去年之后,手足口疫情再次大面积暴发。截至3月26日,全国30个省份(除西藏)出现手足口病例41846例,死亡18例。其中河南省病例最多,山东省次之。而民权县,则是河南省疫情扩散最严重的地区。该县由于被指瞒报、漏报病例,县卫生局局长、县疾控中心的正副主任均被免职。李正云到疾控中心后不久发现,他面临真正棘手的问题不是疫情,而是薄弱的基层防疫体系。
“无知”的防疫员
民权县有防疫员还以为手足口病就是猪口蹄疫,而手足口病去年就已被卫生部列为传染病
李正云原是县新农合办主任。他说,调任来得很突然,事先都不知情。他花了不少时间来了解疾控中心的工作。
基层防疫体系分三个环节,县疾控中心、乡镇卫生院防保员和村医。后两者是基层防疫体系的首要环节。
上任后的李正云惊讶地发现,村医和防保员,在疫情暴发时,基本都不知道何谓手足口病。而该病于去年已被卫生部列为丙类传染病。
程庄镇卫生院防疫股股长牛会仓说,最初,他们认为手足口病就是猪口蹄疫,不会在人身上出现。
李士国,李东村的村医,经营个体诊所15年。今年有一个手足口确诊病例,当时在他那里看了一天,他按照感冒进行治疗。
防疫首要环节失灵的现象,不只出现在民权。紧邻民权县的山东菏泽市,亦是此次疫情扩散严重的地区。
当地曹县张明玉的孙子张怡柯,于3月5日发病。村医马照民以扁桃体发炎为其治疗。次日,张怡柯高烧不退,手上出红疹。7日,送县立医院,被告知患“手足口病”。8日死亡。
女童程梦娇,9个月,3月14日发烧,在章东卫生室治疗三天,第四天,送往县人民医院,才被确诊手足口病,不治身亡,并被告知“送来晚了”。
“手足口病患者,若在村医和乡镇卫生院处被拖延、留诊,那是很危险的。”李正云说。
手足口病,一种由肠道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多发于5岁以下婴幼儿。患者先发烧,随后手、脚或口腔出现红疹。李正云说,多数患者服用抗生素,甚至一般感冒药都能痊愈。
但是,少数患者病情会突然加重,伴随出现心肌炎、脑炎或无菌性脑膜炎等重症。这些症状是致命的关键。“短者,两三天就会死亡。”李正云说,所以一定要早治。而且这种病传染性很强。
不只是患病的婴幼儿能传染。少年儿童和成人感染后,虽不发病,但也能传播病毒。“所以,基层防保员和村医的诊断和上报很重要。”李正云说。
而在3月23日,村医马照民的卫生室里,摆放着手足口病登记本,上面是空白的。
迟到的培训
卫生部去年出台“手足口病诊疗指南”,民权县许多防保员和村医称未接受培训
3月19日之后,1000多份关于疾病症状的彩色照片,火速地被洗印出来,这是李正云上任后最急于做的事———培训。
他发现,防疫系统运作中,关于手足口病的相关培训几乎是缺失的。而按规定,出现新的传染病后,疾控中心应对各级医院进行培训。
民权县村医李士国说,在这次疫情暴发前,他对手足口病的知识一无所知。往年,他也曾参加过乡卫生院和县医院进行的各种培训。
主要关于常见病、医疗规章制度等,也有传染病的防治,但他说,关于手足口病的培训则一次也没有。张进良此前也不了解手足口病。他是民权县花园乡卫生院的副院长,亦是该乡防保站站长。
张进良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培训村医。他说,一般都是按上级要求,针对某种传染病出现苗头时,县里会先召集他们培训,再由他们去培训村医。而在今年2月以前,张进良从未参加过手足口病的培训。
张进良说,以前发现过类似病例,都按照皮疹治,“这样的病例以前也很少见。”但事实是,手足口病已不是第一次在国内出现。
手足口病于1981年首次在上海出现。2000年山东省招远市接诊1698例。2006年,中国共报告该病13637例。最严重的是在2008年,截至5月30日,中国内地共报告手足口病十七万六千三百二十一例。其中安徽的阜阳疫情最受关注。
也就在那年的5月2日,手足口病被列为传染病。卫生部还出台《手足口病诊疗指南》,以便指导各地做好该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在去年的疫情中,河南并不是发病最严重地区。省卫生厅仍下发了关于“加强手足口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通知着重指出,“特别是与安徽搭界的市、县(区)卫生部门和疾控机构,严密关注辖区疫情动态,积极主动开展防治工作。”
民权县疾控中心一要求匿名的人士说,他们也知道去年的阜阳疫情。去年全县也曾就手足口病知识进行过一次培训。“但是当时只是例行公事的宣讲,并没引起大家重视。”该名人士说。
真正引起重视的是在今年疫情暴发之后。1月5日,民权县疾控中心发现首例手足口病,但未采取措施。48天后也就是2月22日,商丘市疾控中心派人检查,说上报了77起病例,已经很严重。县政府开始重视。2月23日,张进良首次在县医院接受该病防疫知识的培训。第二天,他就组织村医学习。
村医李士国记得,从那以后,他曾在一周内连续三次接受培训。
疾控中心都是“蹭饭”的?
民权县和菏泽的基层疾控中心招不进专业人才,多数为干部子弟;专业人才都去了医院。但是,问题并非仅仅出现在村医和防保员身上。疾控中心本身也处于半“瘫痪”状态。
到了新单位后李正云才知道,原中心主任已患癌症数月,疾控工作基本停滞。此前除了几次培训外,没有做过其他有效的防疫措施。
李正云上任后,首次举行干部职工见面会,有人请假,有人迟到。“更突出的问题是,中心人员专业素质低。”李正云说。
全中心有170人,按李正云的话说,“能用的有30人就不错了”,多数是干部子弟等,许多人连疫情的聚集、暴发都分不清楚。李正云说,在卫生系统内,稍微有点专业医疗素质的人都会去医院工作,“到疾控中心像是蹭饭吃”。
山东菏泽市疾控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认同李正云的说法,“县级疾控中心确实存在招不进专业人才的现象。”
他说,除了学习预防医学的对口外,其他沾医边儿的都不愿进来。稍微有点门路的,都会调到医疗机构,那里收入有保障,也受人尊重。而现在留下的人员,多数是靠关系调进来的。虽然也有学历职称,但是和疾控都搭不上边,“有技工、助理经济师、助理馆员……”
李正云主持工作后,立即起用两名50多岁的干部,充当消杀、流调科长。随后,他要求,全单位170多人必须背会手足口病的症状、传播情况等基本知识。
民权县花园乡防保站站长张进良,在采访时透露了,为什么那么多不专业的防疫人员能在防疫体系内生存的原因。
他说,如果发生甲类乙类传染病例,例如麻疹患儿,上级会调查是否接种了疫苗,如果未接种,防疫人员就有责任。但是对于手足口病,至今没研发出有效疫苗,所以就是发生了疫情,“板子也打不到防疫人员头上。”
用疾控网络卖保健胶囊
民权县政府不重视疾控中心,中心只能领到20%的财政工资,为生计开始推销保健品。
李正云到疾控中心后,给中心带来一个意外。他拿来5万元手足口防治专项资金。这是疫情发生后,县政府特意下拨的。而在此前,对手足口病无任何拨款。
李正云了解了中心的财务状况后,心情沉重。中心除在岗170余人外,还有30多名离退休人员,每年工资总额需220万元。而去年只获得县里拨款39.2万元,不足全额的20%。
李正云说往年,接种二类疫苗所收费用占疾控人员收入很大比重。去年下半年,二类疫苗逐渐实现免费,员工工资便更成问题。
“我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往年财政收入都不过亿元。”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伦生说起县财政时也很无奈。他把县财政形容为“要饭财政”,县里要办任何事都需伸手向上要钱。所以对于疾控中心,更无法全额财政拨款。
“也不全是钱的问题,和不重视也有关。”民权县疾控中心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
疾控中心,是自SARS以后,国家借鉴西方经验所建立起来的疾病控制网络。从中央到地方,共分四级。
一名疾控中心的人员说,SARS过去后,人们对国家和省级疾控部门逐渐产生误解,认为疾控部门只是几个专家埋头进行科研,没有实质作用。
“对于基层疾控中心的工作,认为也就是消毒杀虫。”上述那名医生说,民权县疾控中心是于2007年,由县防疫站衍生而成,对于疾控中心究竟该做什么,领导们并不清楚。
于是,每年疾控中心的艾滋病、结核病防治,都靠国家转移支付的专项款,而县财政基本没投钱。中心新盖大楼,花费200多万,靠国债支付180万元,其余款项还需中心自己想办法。
去年下半年,疾控中心为解决人员工资问题,开始采购保健药品,并利用疾控网络———乡镇防保员和村医,对外推销。民权县疾控中心2月1日从黑龙江购进“伊康初乳胶囊”,并向各乡镇防保站部署销售任务。其中温庄村卫生所宣传时,夸大胶囊功效,称其可有效预防手足口病。
该事件3月18日被媒体曝光。“挨饿总是要找饭吃。”新上任的李正云对此事的理解,透露出残酷和无奈。
上报疫情须领导签字
菏泽要求手足口病需三五名专家确诊,局领导签字后才能上报。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一名医生便能上报传染病。
在李正云全身心投入解决培训、筹资等现实困境时,还有一个问题,他无暇顾及。疾控中心原本有一套非常先进的网络直报系统,而在这次疫情中,系统却失灵了。这套先进的系统是自SARS后建立的。
所谓直报是指,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传染病医生须将所确诊的传染病例,通过疾控中心直报系统网上报。
各级的疾控中心便能通过该系统看到传染病情况。一个地方若一周内,出现两例以上传染病例,疾控中心就应去进行流行病调查,并采取相应的消毒、杀菌等措施。这套网络覆盖到市、区,甚至是乡镇卫生院。
民权县一位基层医院的医生说,这套系统若正常运转,能有效避免传染病扩散。但这套系统的运作却受到外力的干扰。
按照《手足口病防治指南》,一名县医院有资质儿科医生,即可临床诊断手足口病的多数病例。甚至乡镇卫生院医生都能判定疑似病例。他们都可直报疫情。
而今年年初,河南省卫生厅发文要求,诊断手足口病需要三名以上专家确诊,然后才能直报。民权县某卫生院医生说,很多乡镇医院,根本就没有三名专家。这样的规定势必延误疫情上报时间。
据调查,对手足口病高度重视的不只是河南省。山东省,去年手足口疫情发病率排于全国前5名。该省的菏泽市对手足口病的确诊提高了门槛。
菏泽市卫生局3月中旬对下级部开会时提出手足口病的确诊要求:
确诊必须要采集分泌物进行化验;疑似病人要有3-5人专家组进行认定;认定为疑似病人的要由专家组、分管院长、院长分别签字报卫生局。
再由分管局长签字。
都签完字后,才能由专人进行网络直报。
在3月6日菏泽市全市防控手足口病会议上,该市副市长黄秀玲要求,“确保我市手足口病不暴发流行,不发生危重病人,不出现死亡病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医院负责人说,政府要求“零死亡”,导致基层卫生部门无所适从,多报了不行,少报了也不行。
民权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许伟也坦承,上级行政部门也曾提出过无死亡要求,使他们感到很有压力,“从科学角度来说,每种疾病都有一定的死亡率。”
矫枉是否过正?
卫生部介入调查后,民权县动员1000余名干部身穿隔离衣进村消毒,全县防疫,卫生部建议防疫应纳入常态化管理。
虽然民权县在2月22日就已启动手足口病的应急预案,但真正让县政府重视疫情,是在3月18日。
那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民权县伪造病例,隐瞒发病人数。并且至少有两名患儿死于“疑似手足口病”,而非“零死亡”。
那一天,民权县成立了防控指挥部,抽调1182名机关干部,进驻525个村庄。
那一天,河南省卫生厅黄玮副厅长带领调查组赶赴民权。当晚,卫生部调查组抵达。
那一天,离民权县确诊第一例手足口病已过了72天。
此后,经卫生部调查组确认,确实有一名两岁半患儿死于手足口病。
民权县分管副县长朱华光3月19日被责成向县委、县政府作检查;县卫生局局长杨保军被免;县人民医院院长、县疾控中心正副主任均被免。而李正云则获得了30多万元专项资金,购买消杀和宣传用品。截至3月底,县财政投入资金近200万用于手足口防控。
“目前防控手足口疫情是民权的重中之重。”该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伦生说,自从政府介入后,几乎全县人员都发动了,真正做到“群防群控”。
如今,去村里消毒的人都穿着隔离衣,带着鞋套。李正云看了,觉得这样做有点过了。“没有必要将此病神秘化,这样人们会无所适从。”
在农村中,一些患儿家属也感到了压力。在全村每天进行消毒防控的背景下,患儿家属不敢再出门,生怕招致诟病。
而在菏泽市,鄄城县梁屯村,崔淑月的爷爷说,原来他依靠沿街卖卫生纸赚钱,自从孙女和孙子患手足口病住院后,他不敢再上街;曹县王集镇张店村,张怡柯的父母则选择出门打工,他的爷爷奶奶平时也不敢出大门一步。
卫生部赴豫工作组透露,随着手足口病发病高峰期逐渐到来,以及加强了病例报告管理工作后,预计民权县手足口病例数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呈逐步上升趋势。
针对民权疫情的变化趋势,卫生部工作组建议要及时调整防控策略,应适时将疫情防控工作转入常态化管理。
在多次培训后,村医李士国已经能够诊断出手足口病例。李正云则还有他的忧虑。疾控中心虽然获得一定的专项拨款,但经费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而且,之前推销保健品获得的经费已经用完,该事件处理后,钱款还要补回。李正云说,如何找钱,将是他今后的首要任务。
手足口病,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症状为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疱疹。重症患儿会并发脑炎、心肌炎、无菌性脑膜炎等,几日内死亡。多发于0-5岁婴幼儿。成人、儿童感染不会发病,但会传播病毒。
为什么这一传染病在去年暴发后,今年又再次大面积蔓延?为什么它去年被列为丙类传染病,今年还有很多防疫员不知此病?
这些成为地方政府和基层防疫部门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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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好你手里现有的相机,器材上无止尽,浮云...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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