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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阿苏卫
博弈阿苏卫
2010-04-12 12:10 商务周刊 我说两句(加入讨论)
1.83万吨,是北京市一天产生的垃圾量,需要366辆载重50吨的卡车才能从城市的各个转运站运走,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侧面。
今天,垃圾危机已经成了城市管理者们的紧迫难题,围绕垃圾焚烧这一具有明显负外部性的公共事务,如何对待各种利益相关方和各种不同乃至针锋相对的观点,如何通过协商实现共识性的公共决策,这对于正处于向服务性转型的政府和仍显脆弱的中国公民社会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 主笔 王强 实习记者 徐海涛
3月13日上午10点,黄小山站在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填埋场——昌平区小汤山镇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高墙外的农田里,正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不远处几十米高的垃圾山上,推土机和挖掘机正在紧张作业,把垃圾车转运来的垃圾填埋处理。
虽然还是春寒料峭时节,如果在下风向,恶臭已然能阵阵从垃圾山那边飘过来,少有人能够忍受——当然,也很少有人靠近这里。倒是成群的乌鸦欢快的在山上觅食,不时飞起又落下,黑压压的一大片。这里似乎让人感觉养活了北京所有的乌鸦,喜欢垃圾腐殖质的黑色鸟类呱噪着,天天像开Party。
按照最初的设计能力,几年后,阿苏卫垃圾场将满负荷。作为北京市规划的一部分,这里未来将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以缓解越来越紧张的垃圾消纳压力。而自去年6月以来,随着该项目被逐渐公开,由于恐惧焚烧垃圾排放二英等有毒气体,附近社区居民们的抵制日见强烈,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被推到了全国性的反垃圾焚烧运动的风头浪尖。
民意的压力让政府左右为难,原定于2009年年底开工的项目拖延至今。为了缓解当地社区居民不满,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今年2月22日,主管北京市垃圾处理的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组织考察团赴日本和澳门参观学习,此次“垃圾之旅”中,黄小山是唯一被邀请的市民代表,这位年轻的律师住在离阿苏卫垃圾填埋场不远的一个叫纳帕溪谷的别墅区。纳帕溪谷是小汤山附近众多的高档住宅区之一。
在网络空间,网名“驴屎蛋儿”比它的主人黄小山要有名气得多,作为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主要反对者,不论是政府还是市民们,都对律师黄小山充满了期待。
3月13日这一天,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等待黄小山的出场,这是央视新闻频道的“两会特别报道”。此前,阿苏卫附近的反建者们和北京市市政市容管委的官员们都已经知道黄小山将接受采访。其实,考察回京后,黄小山每天都要回答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俨然成了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而牵头组织考察的北京市政管委却几乎处于缄默状态。
“考察回来,我依然坚决反对北京或者国内现阶段利用垃圾焚烧的方式来处理垃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黄小山语出惊人,“通过对日本和澳门的考察,以及经过我们对国际上垃圾处理的研究,我们认为垃圾焚烧要具备若干前提,这些前提不具备的情况下,简单地用垃圾焚烧的方式进行处理,会是一场大灾难。”
外界也清楚,黄小山所说的“前提”是指垃圾分类和垃圾的前端资源化等,反建人士们认为,这些“前提”在目前的中国并不具备。
显然,北京市市政管委此次希望通过邀请社区反对派代表到国外实地考察、以理服人的创新努力没有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黄小山没有说出主管部门希望听到的话,尤其是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放出这样的言论,据称连此前与黄小山一直沟通良好的市政管委官员“都不愿意接他打来的电话”。
但律师却获得了众多反建者们的赞扬,最初担心黄小山会被“收买”的邻居们也一扫担心。当天,黄小山收到了无数条短信和电话,称赞他代表了民意。
“不论如何,我都不希望看到一种零和游戏的结果,而且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单纯技术之争了。”尽管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直接表达了反对态度,但黄小山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还是首先赞扬了政府,“此次考察能看出政府有尊重民意的诚意,虽然目前还难以通过个案推动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在公平透明和公共参与上有实质进步,但我们毕竟充满期待。”
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他们眼中,目前阿苏卫项目都具备着标志性意义,各方都在期待事态的发展。而对于更多人来说,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带有明显负外部性效应的公共事务,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解决。
谁都不希望自家门口建一个垃圾处理厂,即使专家们论证这种处理不会产生污染。但另外一个现实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生活垃圾逐年增多。2009年,北京市生活垃圾产量已经高达669万吨,相当于阿苏卫垃圾填埋场最初十几年的处理总量。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提升,垃圾增长的速度也肯定会越来越快,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期间,是否在中国推广垃圾焚烧方式解决“垃圾围城”困境也成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广泛争论的热点。过去几年里,发生在全国多个地方的群体抵制事件,把垃圾焚烧凸显为重大公共事件,甚至被媒体贴上了“民主意识觉醒”的标签。
经济学上有一个公地效应的概念,还有一个“邻避主义”的说法。大家都想着把自家的东西堆在公共楼道上,把自家的羊赶到公共草地上放牧,这是因为无论公共楼道还是公共绿地都是好东西;而厕所、垃圾场则正好相反,大家都需要,但谁也不愿意这些“坏东西”建在自家后院。如何在实现大部分人利益的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这样的难题不仅摆在政府面前,也是对我们这个雏形中的公民社会处理公共事务能力的切实考验。
垃圾山旁的村庄
快到中午的时候,天气还灰蒙蒙的,整个村子像笼罩在一张大网里。站在村口的赵庆(化名)感觉胸口发闷、呼吸紧促,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气。一辆装满垃圾的运输车飞驰而过,扬起一股尘土。他捂住鼻子,一阵阵咳嗽,这个50多岁的村民皱紧眉头,厌恶地望着远去的垃圾车。
他身后的村庄就叫阿苏卫村,隶属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这是个有着2000左右人口的北方村庄,曾经是元朝卫戍京畿的军事机构所在地,并因为一位叫阿苏的蒙古王爷在这里统领而得名。
不时有垃圾车从村口驶过,开往离村子西南1公里多的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自从1994年年底正式运行以来,这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接收着来自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的垃圾以及昌平和朝阳区的部分垃圾,日垃圾处理量从最初的1500吨达到7000吨。经过多年的堆积,垃圾筑成了几十米高的小山,山腰下堆好的部分已经铺上了草和低矮的装饰灌木。
垃圾场四周几公里的范围分布着4个村子,除了阿苏卫村,还有昌平区百善镇的二德庄、牛房圈和百善村。过去10多年里,村民们忍受着阵阵臭味,在夏天都要关着门窗。
据说,由于垃圾填埋场发生过渗漏,方圆10多公里的地下水已被污染,这几个村庄也成了癌症和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区。虽然一直没有直接证据说明二者间的必然联系,但很多村民坚信是这个垃圾场毁了他们的健康。过去几年,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环境,几个村庄不断联合起来围堵垃圾车。在一次次集体行动后,为了平息村民们的不满,市里在2001年后答应给予补偿。
2009年传来的一条消息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由于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在几年后将达到设计负荷容量,政府计划在500米核心区的范围外,扩充半径2公里的控制区,以消纳更多的垃圾。另一条消息说将在这里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有望在2009年年底开工。由于新的建设项目,附近的村庄需要整体搬迁。去年6月,一纸《阿苏卫垃圾处理循环经济园村庄搬迁实施方案》的公告贴在了村民的门口。
“我们早希望搬离这里了。”赵庆说,自从搬迁消息确定后,附近的村民们就开始了大兴土木,加盖自家的房屋,希望拆迁时获得更多的补偿款或者居住面积。
但一直以来,北京市政管委否认村庄的搬迁与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建设之间有关系。该部门认为牛房圈村与二德庄村与阿苏卫填埋场距离过近,不满足垃圾填埋场中关于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应予以搬迁,而百善村和阿苏卫村属于昌平区城镇规划中未保留的村庄,因此无论阿苏卫焚烧厂建设与否,阿苏卫周边这几个村庄都要搬迁。
“既然如此,当初就不该在我们身边建这个垃圾填埋场。不论有没有直接关系,还是越早搬迁越好。”赵庆回头望望自己世代居住的村庄,并没有流露出多少恋恋不舍的表情。
等待搬迁的每个村子都像个大工地。在这几个村庄的街道上,墙上和电线杆上贴满了装修和承建简易房的小广告,随处可见成堆的水泥、沙子和木头等建材,建筑工人们在四处忙碌着,不时还能看到吊车从大卡车上把沉重的钢筋水泥板卸下来。各家原来的平房转眼间变成了三四层的简易楼房。
二德庄离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大门只有几百米,是离垃圾场最近的村庄。村头开小饭店的老板娘告诉记者,房屋评估已经开始了,但是“两会”结束后评估工作就停了下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村民们仍在加紧施工,等待着拆迁。”
村民们忙碌着,没有人愿意回答记者的提问。有村民说,村干部们已经逐家通知过,谁要乱说和反对建垃圾焚烧厂,谁家就拿不到拆迁款,儿女上学还会受影响。
很难用“自私”两个字简单形容这些农民们,从一开始,这个群体就被漠视。他们最初也没想到这些日常能见到的垃圾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如此之深,也难怪,他们几乎没有人具备专业知识。即使是现在,他们对于未来的垃圾焚烧厂以及那里是否会排放出致癌的二英也没有太多概念。按照搬迁规划,整个搬迁安置计划在2012年6月前完成。但即使这些村庄搬迁后,也仍然离这个未来更庞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很近。阿苏卫村搬迁到小汤山镇北侧,另外三个村子搬迁到百善镇西部,靠近昌平大学城。
村民们一直很容易满足,只要有足够的补偿,他们就宁愿三缄其口。但有一群人却极其担心甚至恐惧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起来后可能带来的危害。
别墅里的恐慌
由于所谓的上风上水,地下还有温泉,小汤山附近最近几年建起了多个高档别墅区,除了黄小山居住的纳帕溪谷,还有保利垄上、橘郡等,这些高档社区分布在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附近,最近的离垃圾场不到3公里。
在村民们和离这里更远的回龙观经济适用房社区居民眼里,这些别墅里住的是有钱人,他们中有律师,有投资银行家,有公司高管,有一夜暴富的山西煤老板。别墅外面的人认为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而穷人们也总是对住在别墅里的人抱有偏见。即使当这些别墅区开始反对在阿苏卫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时候,很多远离阿苏卫的“仇富”市民还在幸灾乐祸——这是中国当下最真实写照的一个侧面。
但当面对垃圾焚烧这样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项目时,现实的体制框架也让这些富人们顿失往日的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成为与村民一样的弱势群体。
最早知道将在阿苏卫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是保利垄上的一位陈姓女士。7月底的一天,她去小汤山镇政府反映小区南边公路噪音的问题,偶然发现办事大厅角落的一个小黑板上贴着三页纸,她好奇的上前去看,才发现是一份《北京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此时距离公告期结束已经不剩几天。
“我当时还不相信,希望复印了拿回去确认,但镇里的工作人员不允许我复印。”于是她赶回保利垄上,告诉了她的邻居们,另外两个邻居和她一起又回到镇上,用相机把环评公示拍摄下来,在回到小区确认后,业主们普遍强烈反对,一些老人和孕妇更是担心垃圾焚烧厂排放的二英会损害自己的身体。
“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觉,确实害怕。”陈说。
公告上有咨询电话,大家打了过去,却始终没有找到相关负责人。后来居民们才知道,当时环评公示只贴出了三份,另外两份贴在了百善镇政府和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大门口。
“这显然是有意如此,目的很明显。如果我们不是偶然看到,10天的告知期很快就过去了,2009年底就开工建设了。”陈的邻居Sally说。Sally是新加坡人,被公司派驻北京。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两年前购买了保利垄上二期的一套别墅,入住后才知道,自己的别墅紧邻亚洲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而不久这里还可能建设一个“排放毒气”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在新加坡,类似这样的公共项目在建设前,政府的公告和咨询意见书是要发送到临近每一户居民家里。阿苏卫垃圾焚烧这样的操作,显然不符合程序。”Sally说。
最初,Sally显然没有意料到中国与新加坡在公共政策上有如此大的体制差异,以为与政府进行沟通,表达自己的意见后,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保利垄上的业主们开车到镇政府,要求面见镇长,询问为何建设这么大一个具有潜在危害的项目没有事先广泛征求附近居民的意见。当时在办公室的镇党委书记告诉他们,镇长外出培训了,于是业主们要求见昌平区区长,书记让业主们自己去昌平区信访部门去预约。
居民们在希望申诉未果后,迅速在网上掀起了反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热潮,在搜狐焦点房地产等论坛上广发反建的抗议帖子,同时保利垄上的业主们成立了一个维权小组。随后,他们开办了两个独立的反建网站,还开通“奥北论坛”。但不久,两个独立的网站都先后被关闭。
除了网上反建,居民们开始在线下采取行动以表达自己的不满。第一次维权行动是在2009年8月1日。
采取行动前,业主们召开了一次业主大会,组织者宣传了垃圾焚烧的危害,并调查小区居民对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意见。几乎所有业主都反对建设这个项目。8月1日下午3点,天降暴雨,58辆私家车集合从保利垄上出发,沿着附近的社区巡游,每辆车上都贴着“坚决抵制二英危害”等标语,抗议在阿苏卫增建垃圾焚烧发电厂。
冒雨巡游活动进行了4个小时左右,业主们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9点40分,Sally接到了小汤山镇镇长的电话,被告知第二天市区镇三级政府的相关领导会在镇政府听取业主们的意见,保利垄上可以选择20位业主到镇上来。
业主们连夜召开会议,商量第二天问哪些问题,提什么意见。“当时大家对于垃圾焚烧还没有多少专业认识,加上时间紧张,准备得很仓促。”Sally说。
第二天是周一,下午两点,20位居民代表来到镇政府。接待他们的有北京市政管委的官员、昌平区副区长、镇政府领导以及清华大学负责环评的人员。现场气氛并不轻松,居民们首先咨询垃圾运输车噪音和垃圾填埋场臭味问题为何多次反映后始终无人过问,然后针对垃圾焚烧厂的建设,代表们质问为何环评过程中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公共参与,环评公示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开。
有专门人员把居民的这些意见记录在案,清华大学负责环评的一位人员向居民代表做了道歉。就环评公示问题,一位官员称,除贴在镇政府的公示,《昌平周刊》上也有刊登,符合法律的规定。而此前居民们都没有听说过《昌平周刊》,很多人后来在附近的报刊亭也很难买到。
接访过程中,一位官员不停的接电话、发短信,引起代表们不满,质问他是否在认真听取意见。
事后,针对居民们关于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臭味问题,北京市市政管委也采取了临时性措施。“但并没有很好解决这一一直困扰居民的问题。”Sally拿出今年2月份的日历,指着打勾的日期说:“你看,打勾的日期都是我坐在屋子里能闻到臭味的,总共有七八天。”
随着市民不断反映,北京市政管委和环卫集团分别在今年2月11日和2月20日召开了紧急治理工作会议,对阿苏卫填埋场臭味问题进行了技术分析,制定了解决方案。市政管委在3月17日给居民们的答复是:治理工作在春节前就已经开始,预计于今年5月份可基本完成治理工作。
针对居民们对环评公示的意见,北京市政管委在2009年8月14日的《北京日报》上刊登了新的《北京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这份起至日期仍为10个工作日的公示重点提到了征求公众意见内容,称本次公示主要征求公众对于拟建项目区域现状环境质量的看法;对目前区域环境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的认识;对项目建设的态度;对项目拟建地环境质量改善的建议;重点关心的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对本项目建设和建成后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解决的建议。
于是,附近几个别墅区的居民们通过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而市政管委也多次承诺,不通过环评,项目不会开工。
但别墅区里的恐惧并没有因此减弱。他们注意到,附近的村民邻居们天天都在忙碌着,等着拆迁走人。
“9·4事件”
2009年8月20日凌晨3点,“砰砰”两声巨响把Sally从睡梦中惊醒。她以为是客厅墙上的镜框掉下来了,就起床到客厅查看,发现镜框好好地挂在墙上。Sally在困倦中也没有多想,回床接着休息了。
早晨的时候,来收拾卫生的保姆拉开二楼儿童房的窗帘,发现窗子玻璃被砸碎了。Sally找到两大块鹅卵石就落在院子的栅栏旁边,随后报了警。此后物业给全体业主发来一封信,解释说业主Sally家的玻璃是有人从小区外面扔进来的,这是当地派出所的调查结果。
事情发生时,保利垄上正准备筹建业主委员会,以利于统一进行反建和维权。就在Sally家的玻璃被砸不久,另一位积极参与维权的业主家里又遭遇了恶性事件: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提着桶黑色油漆出现在这家业主门前,用刷子在车库门上刷满油漆后,还当着这家保姆的面把剩下的油漆泼在门前,然后“不慌不忙、大摇大摆”的离开小区。当时,正在附近装修的工人们看到了全部过程,但物业公司称小区的摄像头没有拍到这个人,他们也没有看到这个人进入和离开小区。
此前,据说物业方已经多次阻止召开反建的业主维权大会,北京的主流媒体不断在宣传阿苏卫循环经济园,并称阿苏卫项目在2009年年底就要动工。政府文件中也要求加快建设垃圾焚烧厂,并明确提出远景目标:到2012年,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的比例为235;到201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433。
别墅居民们很紧张。此时,他们得到一个消息,9月4日北京市将在农业展览馆举办“2009年北京环境卫生博览会”,其中阿苏卫循环经济园也将作为建国60周年献礼工程的一部分展出。
奥北几大社区的居民们决定利用这次机会组织一次和平示威。当天早晨8点,100多名社区居民在展览馆门口集结,9点钟,队伍从停车场向农展3号馆进发。出发前,居民们统一决定不喊口号,不采取激进行为,不影响展览会的举行。黄小山举着写有“反建阿苏卫,保卫北京城”的横幅站在队伍前面,其他居民们也举着“以妻儿老小的名义坚决反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坚决反对在阿苏卫新建垃圾焚烧厂”等标语口号,安静的前进。
示威者们本以为这样和平的方式不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反弹,但他们忽略了此时正是建国60周年大庆前夕。和平请愿的居民们注意到,警察越来越多,黄小山第一个被带走,随后又有两名居民被带离现场。警察把其他居民都引到停车场,让每个人留下姓名和电话,告诉大家会口头传讯他们。
虽然黄小山在第二天凌晨就被释放,但后来包括Sally在内的多位居民受到传讯,一些人还因“危害社会治安”遭行政拘留。
第二天,北京市政管委副主任陈玲在博览会上宣布,北京市将在2015年前建成包括阿苏卫在内的9座大型垃圾焚烧设施,届时垃圾焚烧处理总能力达到每天8200吨。
经过“9·4事件”,不少居民因为担心退出维权运动。但此次事件显然也让政府方面感到很大压力,9月5日,北京市政府在小汤山镇政府设立了一个接访办公室,北京市政管委负责固体废物的卫潘明副处长坐镇听取意见,回答市民的疑问。接访活动持续了近一个月,直到国庆后才结束。不少居民虽然去提意见,但业主们希望与“主烧派”对话、参观垃圾填埋场等要求并未被允许。
“9·4事件”使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进入了低谷,很多居民情绪悲观。黄小山专门在“奥北论坛”上发表了《奥北不相信眼泪》的帖子,虽然通篇文章是在鼓励大家,但其中表露出来的悲观情绪也让居民们唏嘘不已。
一份民间研究报告
“9·4事件”后,反建者们也开始考虑原来的和平示威方式是否有效,居民们意识到如果不改变维权的思路,会越来越把自己与政府对立起来,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其实,我们也一直希望能通过和政府理性沟通的方式坐下来解决问题。”Sally说,“我们曾经去过市政管委,也去过市环保局和市规划局,但不是找不到负责人,就是各个部门互相踢皮球。”
在居民们普遍陷入悲观情绪的时候,有人想到,北京市政管委曾向每一个前来提意见的居民发放过一份《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手册》,该手册对比了填埋法、高温堆肥法和焚烧法三种无害化处理垃圾的途径,认为焚烧法在目前发达工业国家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是处理废塑料的唯一成型技术。而之所以要把垃圾焚烧厂选址在阿苏卫,因为厂址毗邻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在此建厂无需另建垃圾填埋场,并且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堆肥厂可以形成垃圾综合处理中心,大大缩短了筛上物、筛下物和焚烧炉渣等物料运输距离,可实现资源共享。
更关键是,针对居民们担心的二英是生活垃圾焚烧厂特有的公害问题,该手册告诉居民们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这种全称为氯二苯丙-对-二英(PCDDs)的物质是有机物与氯一起加热产生的化合物,只要使用火的场所都有可能产生二英,人们从生活垃圾焚烧厂排放烟气中接触到二英的概率比从其他途径(奶制品、烧烤、吸烟和汽车尾气等)接触二英的概率小。
“世界各国曾经发生过的多次二英污染事件几乎都与生活垃圾焚烧厂的烟气排放无关。”该手册还称,由于我国生活垃圾中含氯化合物和重金属含量相对较少,只要生活垃圾在焚烧炉中能达到完全燃烧,控制炉膛温度大于850摄氏度,保证烟气在炉膛内停留时间大于两秒钟,加上其他喷射活性炭、设置袋式除尘器等辅助措施配合,烟气中二英的排放浓度是可以有效控制的,不会超过环保标准。该手册指出,“生活垃圾焚烧厂烟气中的二英是客观存在的,但对此产生盲目的恐慌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居民们认为,手册宣传的内容有失偏颇。“我们只是希望政府能更透明些,把真实的信息告诉我们,这样即使明说就是要牺牲我们少数人的利益,我们也心甘情愿。”Sally说,“于是我们就想到,可以自己进行研究,拿出一份调查报告,把最真实的信息告诉大家,也告诉政府,这种理性的方式可能更有助于我们与政府的沟通。”
其实,早在“9·4事件”之前,类似的行动就在进行之中。一个由奥北社区来自不同领域、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居民们组成了“奥北志愿者小组”,准备从民间角度进行研究。大家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特长,各司其职,分工协作。
从收集国内外关于垃圾处理技术和相关产业的最新资料,到进行数据分析并最终的报告成文,整个过程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最终,一份《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的民间报告正式出炉。
“第一版正式出炉是在9月3日。”“谭嗣同”向《商务周刊》回忆,在研究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中国目前很像1970年代的日本,垃圾焚烧项目一哄而上,为日后埋下了祸根”。 “9·4事件”后”,维权者们加速了对报告的修订和增改。经过几轮修订,报告已经从最初的1.0版本升级为4.1版本。这份厚达77页的民间研究报告通过研究大量国际资料认为,城市混合垃圾直接焚烧发电技术已经走向衰亡,垃圾资源化以及“零”垃圾政策是大势所趋,而中国目前的垃圾焚烧政策和现状正在造成一场生态灾难。报告还对中国未来的城市垃圾非焚烧处理产业之路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呼吁政府应该尊重公众参与和民意的充分表达。
“其实,我们也并没有简单反对垃圾焚烧,我们提倡的是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处理后的垃圾综合处理。我们不满的还有政府在推行类似关系到每个居民健康的公共项目时所采取的背后操作方式,程序不透明,公共意见得不到重视,信息被选择性公布。”坐在保利垄上的会所里,“佰扶勤”告诉《商务周刊》,“起码,这些公共项目要有不同的比选方案,通过认真谨慎比选后才能最终决策。”
随后,该报告被多次印刷,由不同的成员通过各自的渠道递交到了各有关部门,报告获得了很多人的赞扬和认同。今年1月中旬,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也收到了一份报告,送报告给他的是黄小山。在反建者眼中,王维平是个坚定的“主烧派”。
黄小山结识王维平很巧合。在去年9月初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上,王维平和黄小山都作为嘉宾被邀请来录制节目。节目录制前,二人在门口聊天,15分钟的聊天让二人对彼此加深了认识,聊得比较投机,发现对方都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难以沟通。最后,二人互留了电话。有了这个契机,后来黄小山时常到市政管委找王维平沟通,王维平也在组织去日本考察前被邀请到奥北社区进行面对面对话。
一来二去,双方都认为沟通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都希望能够找到一条理想的官民合作通道,以解决摆在面前的尴尬和难题。而面对来自民众的巨大压力,当然政府更希望公众始终处于理智的轨道上,并希望通过合适的机会说服公众理解政府。
机会很快来了。王维平告诉黄小山,北京市有关领导和市政管委领导看完民间调研报告后都很重视,认为有必要组织一次国外考察参观,考察团中应该邀请一位市民代表。最终,考察团决定让黄小山作为市民代表参与赴日本和澳门的考察之行。
考察出发的日期被确定在2010年2月22日,当王维平把这个消息告诉黄小山的时候,他正在迪拜度假。黄小山说他当时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艰难的维权终于让民意获得重视”。
10天考察结束,黄小山等反建派态度更为坚定,他们忐忑不安地等待政府的最终态度。3月17日,北京市政管委发布的一份《关于居民反映阿苏卫填埋场及焚烧厂建设、环评相关问题的答复意见》中,强调项目环评过程中包含公众参与环节,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完成后,将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答复意见》里再次明确,“在阿苏卫焚烧发电厂项目未获得环评批复前,阿苏卫焚烧发电厂项目不会开工建设”。
但居民们还是担心,因为在《答复意见》里,市政管委也专门就混合垃圾进行焚烧问题作出了解释。市政管委认为,垃圾分类并非垃圾焚烧的必需的前提条件,只要进行焚烧的垃圾热值达到相关的技术要求,即可进行焚烧。《答复意见》还以已经建成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厂为例,证明经垃圾转运站筛分后的垃圾筛上物与混合垃圾充分搅拌后焚烧,完全能够满足垃圾焚烧的热值要求。而混合垃圾焚烧,恰恰是“奥北志愿者小组”研究报告里集中反对的重点。
就在黄小山接受央视采访的第二天,北京市政管委主任陈永出现在北京电台城市服务管理广播的一档访谈节目里,他表示,垃圾焚烧是世界上先进成熟的技术,要通过强化企业管理、政府监管、市民监督、公开透明等方式加强垃圾场的建设和管理,垃圾是能够处理得干干净净的。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政管委可能不久就会公布日本澳门之行的考察报告,届时,外界会通过考察报告进一步读懂政府的公共决策思路。
垃圾背后的相关者们
二恶英,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是毒性最大的化合物之一,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另外,其可怕之处还在于它容易污染土壤,进而污染食物链,更易于溶于脂肪,难以降解,半衰期时间长。一旦进入人体,难以排出,长期累积就会致癌。
对于上面的表述,应该没有人否认,也不会有人否认垃圾焚烧不排放出这种可怕的毒气。但在目前激烈的垃圾焚烧论战中,支持派认为焚烧产生的二英是可控、可达标的,而反对派坚信不可控,尤其在目前的中国。
现实是,围绕垃圾焚烧所产生的激烈争论和群体性事件,已经使这一看似简单的技术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超级公共事件了。其间政府、商业力量、专家和公众所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关系让人眼花缭乱。
这就是最真实的中国版现实,伴随着中国经济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而来。即使你建立再复杂、再科学的研究框架,基于再先进的理论,也难以在短时间理清其中的脉络和逻辑。
透过我们每个人日常产生出来的垃圾,我们却能找到无数的说辞和合理性解释,但是,为何往往在这些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决策面前,公众不愿意相信政府,也与支持政府的专家们产生敌对情绪呢?在这场激烈争论中,每个人似乎都被认为代表着某种难以明言的利益和自私目的。
其实,如果把复杂的问题简化,或许这一切都没有那么难以理解。西方伟大的哲学先驱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们为了安全,来到城市;为了美好的生活,聚居于城市。”确实,当今天的中国面对城市垃圾这一公共难题的时候,各方都希望自己居住的城市变得更加安全和美好。只是难题在于,人们如何达成共识。
寻找共识之路,这关乎一个更宏大更深刻的课题。然而,为了明天的美好和安全,一些关键的相关者们必须开始思考了。
风口浪尖上的专家们
至今,徐海云还记得2007年在与北京市六里屯周边社区居民交流时险些被打的惊险一幕。作为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垃圾处理专家,政府当时邀请他和郑明辉、聂永丰等专家到六里屯社区,与情绪激动的居民们交流垃圾焚烧的问题。郑明辉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二英研究室主任,聂永丰是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固废处理专家。
上述三位专家在网上被称为“焚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一直遭到反建派网民的攻击,郑明辉被形容为“丧失了人格学格的学者”,聂永丰是“卖炉子的”,更有爆料说聂永丰25项专利发明,大部分与垃圾焚烧有关;而徐海云也被外界指责能从垃圾焚烧厂的规划建设中获取利益。
2005年底,北京海淀区政府宣布了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南侧投资约10亿元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规划,并计划在2007年3月动工。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附近居民们和环保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抵制。
2007年年初,海淀区政府认为有必要和居民们进行对话,就把徐海云、郑明辉和聂永丰等专家请来,与居民们坐下来交流和沟通。徐海云当时感觉到现场没有交流的气氛,居民们情绪很激动。
郑明辉向《商务周刊》回忆,当徐海云讲到他曾经参观过国外100多个垃圾焚烧厂,技术很成熟,很多都离居民区非常近时,居民们立刻急了。
“你这个专家良心给狗吃了。”有居民大喊,还有一位居民冲上台来,要打徐海云,被工作人员拦住了。
为了缓解尴尬,聂永丰说:“我给大家放几个PPT吧,都是我看到的日本的照片。”聂的话还没说完,越来越激动的居民们一起高呼起来:“打倒伪专家!”
“这样的交流和沟通效果能好得了吗?”郑明辉说。后来,海淀区又组织了几次类似的交流活动,徐海云再未受到邀请。但后来,每隔一两个月,都会有反对垃圾焚烧的居民拿着“万民书”跑到这些专家家门口敲门,向这些专家诉说垃圾焚烧和二英的可怕。直到现在,徐海云还会不时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反对者们的传真、邮件和电话,向他表达不满和气愤。
也就在2007年,北京市出台了300米的垃圾焚烧安全距离标准,被反烧派指责为焚烧专家们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量身定做”,因为最近的宿舍区离焚烧厂才500米。当年的专家论证会上,各派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300米的标准在那次论证会上并没有被通过,但几个月后还是出现在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文件上。
最近几年,也不断有媒体公开批评政商合谋正在扭曲中国的垃圾处理政策,这更令群情激愤。
徐海云认为,民众之所以对垃圾焚烧和政策产生如此激烈的抵触情绪,和“反烧派”长期“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有关,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媒体上把垃圾焚烧说得那么恐怖,民众没有理由不反对,谁不为自己的健康和财产担忧啊?”徐海云说,“任何事情都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这很正常,但现在的很多讨论者以公开捏造的事实作为论据。”
而郑明辉和聂永丰都认为,二英在中国被妖魔化了,恐惧心理才广泛产生。“焚烧派”们指责,赵章元就是助推恐惧心理的“反烧派”之一。
赵章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曾从事多年环境科学研究,并亲自参加过北京大型垃圾填埋场地下渗漏污染检测工作,参与了多个地方的垃圾焚烧厂项目的评估。
在全国各地垃圾焚烧的反对者眼中,赵是最坚定的“反烧派”代表。几乎每天都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打来电话,向他咨询各种问题,并寻求他的支持。
“但最近才得知,由于某些人的小动作,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已经很久再未通知我参加评估会了。”赵章元说,最近他也不停接受媒体的采访,表达着越来越坚定的反对意见。
这位已经退休6年的“反烧派”最近也不断受到“主烧派”的批评,说他根本不是垃圾处理专家,他说的话没有权威性。还有人指责他其实代表着另外一些企业的利益。
“最近几年,我确实去了很多企业,这些企业多是从事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理技术装备研制的,我觉得垃圾综合处理技术比垃圾焚烧技术在中国更可行,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就替这些企业说了几句好话,希望政府能重视和扶持这些产业。”赵章元大笑,“这能说明我代表谁的利益呢?”
赵章元最近一次与徐海云见面是在今年2月23—24日,当时广州市政府邀请全国的32位专家,举行一次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专家组组长为徐海云,专家组副组长为聂永丰和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李适宇。
32位专家经过两天讨论,定稿签字形成了一份《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意见书》。会上,赵章元是被邀请的唯一一位“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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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07 05:3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