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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偏高
小麦丰收的季节降临到了中国北方的农村地区，但是农民们漫长而辛苦的耕耘有时并不能换来足以养家糊口的收成。生活的沉重负担通常是由男子来承受的，但是农村的年轻妇女们却说她们有时会感到自己被艰辛所击倒。而一旦这种感觉产生的话，这些女人们承认，她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坚决而又充满不幸：自杀。
“我只不过是觉得生活完全没有意义。”李桂芬（音）说，她在38岁时曾在一次与丈夫的争吵后，试图服毒自尽。
由北京向外沿着一条孤零零的小路走四个小时，你便会看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在过去的三年里，这里总共发生了两起自杀事件以及数起自杀未遂事件。一名医生说，他一年之中便处理了20起妇女服毒自杀的案例，其中有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年轻农村妇女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人口群体之一。在大多数国家里，年轻的城市男子以及老年人通常是自杀率最高的两个群体；但是在中国，年轻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比年轻的城市男子要高出四倍。
专家忧心忡忡
一位身在中国的加拿大学者菲利普斯今年在《英国医药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这位外科医生在文章中说，在一些农村地区，自杀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他担心，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带来的任何一种生活压力都会导致农村妇女产生轻生的念头。
一个普遍关注的焦点便是中国入世，因为入世将使中国的农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我真的担心入世会从整体上加大农村人口的生活压力，”菲利普斯说，“不难想象，随着各种变化在中国农村地区如人所料地发生，妇女的自杀率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已经到了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
菲利普斯先生的研究不过是一种保守的估计，这种估计建立在了对死亡率数据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数据并不能说明一切。尽管任何估计和预测都有可能对事实有所夸大或是缩小，但仍然有专家指出，调查的结果至少向人们描绘出了一幅生动的生存图画。
政府已经在行动
中国政府已经察觉到了这样的社会危机，并且设立基金，进行有关降低社会自杀率的科学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极具复杂性和挑战性，因为对于四亿生活在偏僻、落后的农村社会中的妇女来说，深入研究某个或是某几个案例都很难得出一个全面而确切的结论和解决方案。
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是，妇女轻生的念头来自于绝望和孤独的感觉。之所以自杀的致死率如此之高，是因为农村妇女经常服用农药自尽，但是由于山村交通的封闭，医疗人员往往不能及时赶到。
菲利普斯先生为一个政府资助的北京自杀行为研究中心工作，他认为控制人们获取农药的途径非常关键。他说，很多自杀的案例都涉及到了服用农药，而没有医生来救护她们是导致她们死亡的最终原因。“还有很大一部分喝农药的人并不是真的想死，”他说，“她们只是想做给丈夫看。”
李桂芬案例
在前文提到的李桂芬案例中，妇女中的自杀冲动以及医疗便利因素同样涉及其中。之所以李桂芬可以幸免，是因为恰好有一家小医院距她家只有15分钟的路程。
李桂芬19岁嫁到了这个小村庄，她与她的歌手丈夫有过一段美满幸福的生活。但是贫瘠的土地令这个家庭开始饱尝生活的艰辛。她的丈夫不再歌唱而专心务农，养活着一家四口人（包括两个孩子）。李桂芬说，这些日子，家里几乎已经揭不开锅了，因为丈夫的父母相继生病。老人每年的医药费要花去他们375美元年收入中的250美元。“我的生活失去了希望，”她说，“我们本来就没有钱。这真是‘屋漏偏逢连日雨’。”
在三天前，她由于玩麻将而忘记了准备午饭。这令她的丈夫十分气愤，并说他希望李桂芬去死。“我真的喝了。”李桂芬想都没想便做出了反应。“当时我觉得我真的想去死。窗台上便有一瓶农药，我喝了一口，躺在床上等死。”她说。她的家人很快发现了她，并及时把她送到医院。一天后，李桂芬回到了家，面对的是真心祝愿她康复的邻居们，这些好心的邻居还为她送来了糖、蛋糕和罐头。
李桂芬说现在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观，除了她与她丈夫的关系有所改善以外。但是她如今已经开始后悔当初的行为，因为农药真的很难喝，在医院的日子也不好受，更重要的，她意识到不能撇下两个孩子不管。
李桂芬永远也不能理解到，她的这种行为不是出于对艰难生活的反应，而是源于一种压抑的心理环境。从来也没有一个精神病医师来过这儿，向她解释这一切。对她来说，自杀只是因为生活失去希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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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24 12:56:25
这个很希奇么 少见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