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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灵油——约翰·戴蒙德（John Diamond）生前未完成的《万灵油和其他成见》一书的序言
万灵油
约翰·戴蒙德（John Diamond）生前未完成的《万灵油和其他成见》一书的序言
理查德·道金斯
柯南译自《魔鬼牧师》
约翰·戴蒙德没有理会他的许多仰慕者中赞扬他的勇气的那些人。但是有许多截然不同的勇气，我们不应该混淆它们。在直面真正悲惨的命运时，有一种肉体的顽强，那就是在与一种特别凶恶的癌症进行英勇地搏斗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坚忍的勇气，忍受痛苦和侮辱。戴蒙德否认他自己拥有这种勇气（我认为他太谦虚了，并且无论如何，没人能否认他的好妻子所表现出来的同样的勇气）。他甚至用“因为胆小鬼也会得癌症”，作为这本记述了他自己的病痛的感人的——并且我仍然认为是勇敢的——书的副标题。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勇气，而约翰·戴蒙德毫无疑问是最具有这种勇气的人之一。这就是智力的勇气：坚守你的智力原则的勇气，甚至是在濒临死亡，强烈地被廉价的安慰所诱惑、似乎就要背弃的时候。从苏格拉底到大卫·休谟再到今天，被理性引导的人们避开非理性迷信的安心毯。他们总是受到挑战。“你现在这么说，没关系。就等着你临死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会改变你的说法了。”（博斯韦尔以一种病态的好奇心对休谟进行了临终探视，我们从中知道）被休谟礼貌地拒绝的那种安慰，在他那个时代是恰当得体的。在约翰·戴蒙德，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当正统医学似乎要失败，甚至可能要放弃我们的时候，恰当得体的安慰则是是“另类”奇迹治疗。
当病理学家宣读了他的咒语；当病人听到了X光、CT扫描和活组织检查的神谕，而希望变得非常渺茫的时候；当外科医生走进了房间、身边伴随着一个“有点夸张的人，看上去很窘迫——戴着兜帽、穿着长袍，肩头扛着一把长柄镰刀”的时候，“另类”（alternative）或者“补充”（complementary）的秃鹫就开始在你身边盘旋了。这是它们的好时候。这就是它们盛行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可以赚到钱：病人越绝望，它们骗到的就越多。公正地说，许多最不诚实的疗法的推动者，他们是被想帮助别人的最诚实的愿望激励的。他们固执地缠着重病患者，他们冒昧而急切地拿出药丸和药剂，这种行为表现出的真诚，掩盖了他们所推销的骗子对金钱的贪婪：
你试过鱿鱼软骨吗？当然，医院的医生瞧不起它，我的姑妈两年前被她的肿瘤学家诊断只能活6个月，但是靠鱿鱼软骨她活到今天（啊，是的，既然你到问了，她也接受放疗）。还有一个奇妙的信仰疗法医生，他通过把脚放在病人身上来治疗（译注：把手按在人身上以治疗疾病，在西方有很长的历史），效果很神奇。显然，这完全是一个把你的整体（或者叫做全息？）能量调整到有机（是叫有机吗？）宇宙振动的自然频率的问题。你不会损失什么，你最好试试它，一个疗程500英镑。听上去好像不少，但是当你生命垂危的时候又要花多少钱？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约翰·戴蒙德感人地亲自记述了他的癌症的可怕的发展，他听到的这种海妖的歌声可不止是一般的多：大量出于善意的建议和奇迹疗法的提议猛烈地淹没了他。他检查了这些主张，寻找支持它们的证据，但是没有找到。他更看到了它们所唤起的虚假的希望事实上可能是破坏性的——他至死都抱着这种诚实和清晰的洞察力。到了我临终的时候，我可未必能展示出约翰·戴蒙德1/4的顽强——尽管他本人不承认有这种顽强。但是当谈论智力勇气的时候，我非常希望能够把他作为一个模范。
对戴蒙德的明显而直接的反击，是指控他的傲慢自大。约翰·戴蒙德难道不是无理性吗？他的“智力勇气”其实难道不是在科学上的不理智的自负吗？他的“智力勇气”难道不是盲目和固执地拒绝思考另类世界观和人类健康观吗？不不不，他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把赌注押在正统医学上，仅仅是因为它是正统，避开另类医学，仅仅是因为它是另类，那么这个指控是有效的。但是他当然不是这样做的。对他（以及我）而言，科学的医学被定义为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它们接受实验的严酷考验。另类医学被定义为一系列不能被检验、拒绝被检验或者始终不能通过检验的实践活动。如果一个治疗技术在正确对照的双盲实验中被证明有药效，它就不再是另类了。正如戴蒙德解释的，它就变成了医学。相反，如果皇家医师学会的主席发明的一项技术始终不能通过双盲实验，它就不再是“正统”医学的一部分了。它是否会随后变成“另类”，取决于它是否被一个有足够野心的骗子所采纳（容易上当的病人总是不缺的）。
但是，要求我们的检验方法是科学的方法，这不仍然是一种傲慢吗？可以说，尽可能用科学的实验去检验科学的医学。但是“另类”医学应该用“另类”实验进行检验，这难道不也很公平吗？不，这不公平。不存在另类的实验。在这个问题上戴蒙德表明了他的立场，并且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说一种医学有效，这个说法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不可能在正常的意义上是假的，但是在某些“另类”意义上是真的。如果一个疗法或者疗程不是一种安慰剂，正确地进行了双盲实验，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它将大获全胜。许多等待被认可成为“正统”医学的候选疗法，没能通过实验，立刻就被抛弃了。“另类”的标签不应该（但是，唉，它确实如此）让它们避免同样的命运。
查尔斯王子近来号召政府投入1000万英镑的资金，用于研究“另类”或“补充”医学的主张。这是个绝妙的建议，既然最主要的“另类”医学技术已经被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被检验——并且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政府是这笔钱的恰当来源——政府在各种相互竞争的优先任务上疲于奔命。约翰·戴蒙德告诉我们，英国的另类医学生意的营业额可达数十亿英镑。或许这些医学产生的利润的一小部分，可以投给检验它们是否可行的实验中。这毕竟是 “正统”制药公司就被要求这样做的。是否有可能另类医学的传播者非常清楚地知道正确进行的实验的结果是什么？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出钱自掘坟墓，就非常能让人理解了。不过，我希望这个研究的经费来自别的地方，或许应该来自查尔斯王子自己的慈善基金，而且，如果我被邀请，我将很乐意在审批经费的咨询委员会里担任职务。实际上，我怀疑，1000万英镑的研究，把绝大多数更流行和能赚钱的“另类”疗法否定，根本是绰绰有余的。
这笔钱应该怎么花？让我们拿顺势疗法作为例子。让我们假设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可以组织一个中等程度的大规模实验。在取得了1000个病人的同意之后，500人被分到实验组（他们将服用顺势疗法药物），另500人分到对照组（他们不服用）。实验严格遵守“顺势”的原则，即每个病人都必须进行个别诊疗。我们不应该坚持给所有的实验对象相同的剂量。没有什么比这更粗略了。实验中的每个病人应该被一个合格的顺势疗法师诊察，并且应该根据个人情况开出治疗方案。不同的病人甚至不需要服用相同的顺势疗法药物。
但是现在到了最重要的双盲随机化问题。当所有病人的处方都写好之后，一半的病人被随机分配到对照组。对照组的病人事实上不会得到他们的处方上的药物。相反，他们将会得到与处方上的药物几乎完全一致的药物，只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同。在制备药物的过程中，所谓的有效成分被忽略掉了。随机化由计算机完成，这样就没人能知道哪个病人是实验组，那个病人是对照组。病人自己也不知道；开方子的人不知道；制药的人也不知道，而判断结果的医生也不知道。能把药瓶识别出来的，只有一个不知道含义的数字代码。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人能避免安慰剂效应：认为自己获得了有效治疗的病人，比认为没有获得有效治疗的病人的感觉更好。
在治疗前和治疗后，每个病人将被一组医生和顺势疗法师诊察。他们将为每个病人写下他们的结论：这个病人是否好转，没有变化，还是病情加重？只有当这些裁判全都写完并且盖章之后，计算机随机化的代码才能公开。只有在那时候，我们才能知道哪个病人服用了顺势疗法药物、哪个病人服用了供对照的安慰剂。这个结果将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以便辨明顺势疗法药物是否有任何疗效。我知道自己确信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我不能对实验结果产生不公正的偏爱——这正是好科学之美。顺势疗法师和我的意见正好相反，但是他们也不能对结果产生不公正的偏爱。双盲实验的设计消除了全部这些偏爱。实验可以由支持者或怀疑者完成，或者一起合作完成，而这不会改变结果。
还有许多细节可以让这个实验设计变得更灵敏。病人可以分成许多“配对”组，按照年龄、体重、性别、诊断、预后和首选的顺势疗法处方进行配对。唯一不变的区别是，每一个配对的一个成员是被随机和秘密地分配到对照组的病人，并且服用安慰剂。然后用统计方法明确地比较每一个实验组病人和与他配对的对照组病人。
终极的配对设计是把每个病人都当作他自己的对照组病人。连续服用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药物，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药物改变了。对一个特定病人实施两种疗法（实验组的和对照组的）的顺序是随机确定的，每个病人的随机方式都不同。
“配对”和“自我对照”的实验设计的好处是提高实验的灵敏度。换句话说，提高顺势疗法的统计显著性的成功的机会。注意，统计显著性的成功不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标准。并不需要每个服用顺势疗法药物的病人都比对照组的病人感觉好。我们所寻找的只是顺势疗法组比不知情的对照组微弱的优势。根据统计学的标准方法，尽管微弱，一个优势也大到不能归结于运气。这是允许正统药物做广告和作为药品上市之前的常规要求。这可比一个谨慎的制药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大规模制造药物之前的要求低得多。
现在我们要谈谈顺势疗法的一个尴尬事实，约翰·戴蒙德也特别地谈过，但是还是值得在这里强调。顺势疗法的有效成分——山金车酊、蜂毒或者不管什么——必须被连续稀释很多倍，直到——所有的计算结果都表明——最后连一个有效成份的分子都不剩了，这恰恰是顺势疗法理论的根本原则。当然，顺势疗法师提出了一个大胆而荒谬的说法，即溶液越稀，效果越强。喜好调查的魔术师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计算出，经过一个典型的顺势疗法“振荡”稀释之后，在太阳系那么大的一桶溶液里，将只有一个有效成分的分子！（事实上，在实际情况中，在最高纯度的水中也有比这数量更多的分子在游荡。）
现在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进行实验的整个原因，是比较实验组药物（含有“有效”成分）和对照组药物（含有有效成份之外的所有成分）。两组药物必须看上去相同，尝起来相同，在嘴里的感觉相同。它们唯一的不同点，必定是假定的有效成分是否存在。但是在顺势疗法药物的例子里，药物被稀释到这样淡，以至于实验组服药和对照组服药没有区别！两组药物都有同样数量的有效成分分子——零，或者在实践中能达到的最小数量。这似乎表明顺势疗法在原则上无法通过双盲实验。你甚至可以说，一个表明顺势疗法成功的结果，实际是诊断出了药物没有被稀释充分！
自从顺势疗法师注意到这个麻烦的问题之后，他们大多通过一个可能的漏洞逃脱了。他们说，他们的药物的作用方式，不是化学的而是物理的。他们同意在你买的一瓶药中，连一个有效成分分子也没有，但是这个问题只有在你坚持用化学的方式思考的时候才重要。他们相信，通过物理学家不知道的某些物理机制，有效分子的“痕迹”或者“记忆”在用来稀释它们的水分子上留下了烙印。正是水的这种物理的烙印治愈了病人，而不是原始成分的化学性质的功劳。
在可以进行检验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科学的假说。这实在很容易检验，尽管我不会费心自己去检验，这只是因为我们有限的时间和金钱应该用在检验一些看上去更加真实的东西上面。但是任何相信自己的理论的顺势疗法师，应该起早贪黑地检验它。毕竟，如果治疗病人的双盲实验得出了可靠和可以重复的阳性结果，他会获得诺贝尔奖——不仅仅是医学奖，也包括物理学奖。他将发现一个全新的物理学原理，或许是宇宙中的一个新的基本力。从这个角度看来，顺势疗法师肯定会争先恐后地冲进实验室，就像另类的沃森和克里克，宣称他们拥有这顶闪闪发光的科学王冠。呃，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这样做。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的理论？
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最后一个借口。“有些东西在人类水平上是真的，但是它们不适用于科学实验。科学实验室怀疑的氛围不利于敏感的力量发挥作用。”另类疗法的行医者普遍炫耀这样的借口，包括那些没有遇到顺势疗法罕见的原则性困难、但是仍然从来没有在实践中通过双盲实验检验的人。约翰·戴蒙德是一个尖锐而诙谐的作家，而这本书最有趣的一段，是他描写了我在CSICOP（超常主张科学调查委员会）的同事雷·海曼（Ray Hyman）对“运动学疗法”（kinesiology）的实验测试。
巧得很，我也有运动学疗法的个人经历。我曾经咨询过的一个江湖医生——真让我羞愧——使用这种疗法。我扭伤了脖子。一个推拿师向我强烈推荐它。推拿毫无疑问是很有效的，而这位女士在周末有空，当时我不愿麻烦我的正规医生。疼痛和开放的头脑把我带到了她那里，让她试一试。在开始推拿之前，她的诊断技术是运动学疗法。我要躺下，伸开我的手臂，而她推我的手臂，测试我的力量。诊断的关键是维生素C在我的手臂角力过程中的效果。但是我没有被要求吃维生素。相反（我没夸张，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一瓶密封的维生素C放在了我的胸膛上。这似乎让我的手臂的力量产生了一种立即而戏剧性的力量增加，把她推开了。当我表达了我很自然的怀疑论，她高兴地说，“是的，维C是个奇迹般的维生素，不是吗？”人类的礼貌让我没有离开那里。后来，我最后甚至（为了避免麻烦）把那可悲的治疗费付给了她。
我们所需要的（我怀疑她是否甚至也明白这一点）是一系列双盲实验，在实验中她或我都不允许知道瓶子里是否含有所谓有效成分或其他什么东西。在约翰·戴蒙德对一个类似的案例的有趣的描述中，海曼教授就是这样做的。可以预料到，当“另类”技术在双盲检验中丢人现眼地失败之后，治疗师说出了下面这句一成不变的回应：“你看到啦？这就是我们再也不做双盲测试的原因。它从来都没用！”
科学史、特别是医学史的很大一部分，是一个逐步抛弃个人经历的肤浅诱惑的过程。这些个人经历似乎——仅仅是似乎——显示出了一种模式。人类的头脑是一个变化无常的说谎者，甚至是一个行为不检的模式寻求者。我们在云和玉米饼中看出了脸的形状，在茶叶和行星运动中看出命运。证明一个真的模式有别于一个肤浅的幻觉，是非常难的。人类的头脑要学习怀疑那些与生俱来的倾向，即轻易下结论和把随机性看成模式。那就是统计学的作用，那就是为什么直到药物或者疗法被一个统计学分析过的实验证明有效之后，才能使用。这个实验系统化地避免了人类头脑容易出错的寻找模式的倾向。个人经历从来都不是一般规律的好证据。
尽管如此，有时候我们听到医生在做出诊断的时候说出类似这样的话，“实验表明是这样，但是按照我的临床经验……”这可能表示，换一个医生比打医疗事故的官司更好！那至少似乎是根据我所说的而推断出的。但是这是一个夸大。在一种药物获得大规模使用的许可之前，它肯定必须进行彻底的检验，并且表现出得到认可的统计显著性。但是对于那些可能值得劳神费钱进行检验的假说，一个老练的医生的临床经验至少是一个绝好的指导。而且还远不止如此。我们确实会认真而正确地或者错误地（常常是正确地）接受一个受尊敬的人物的个人意见。在美学意见上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著名的批评家可以让一出百老汇或者沙夫茨伯里的戏剧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人们受到轶事、异常之处和个人看法的影响。
而这让——几乎是个悖论——约翰·戴蒙德成为了有如此影响力的倡导者。我们喜爱和仰慕他的个人经历，我们愿意读他的看法，因为他把这些观点表达得如此之好。人们不太可能去听一位不知名的科学家或者医生去咏唱一套无名的统计数据，他们会听约翰·戴蒙德说的，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吸引人，而且是因为他在临终的时候写作，并且他自己清楚：尽管医学作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要死去，而他恰恰正在保卫这种医学，与它的对手作斗争。这些对手唯一的武器就是轶事。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悖论。他会吸引我们的耳朵，是因为他那非凡的品质和动人的故事。但是当我们聆听他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不是轶事。它不怕严格的检验。即便作者以前没有得到我们的敬仰和钟爱，就凭它本身，也是明智和有说服力的。
约翰·戴蒙德从来就没打算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他是战斗着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把最后的时光倾注在了《万灵油》这本杰出的书上。他与那不多的时光抗争。他没有怒斥光明的消逝，没有怒斥他那凶险的癌症，更没有怒斥残酷的命运。怒斥有什么用？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在乎。他的靶子被打中的时候，就会向后退缩。这些靶子值得被狠狠地打。消灭这些靶子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些愤世嫉俗的牛皮匠（或者是诚实而愚蠢的空想家）折磨着容易受骗的不幸者。最重要的是，尽管这个勇敢的人死了，他的武器没有被压制。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火炮阵地。这部遗作的出版让火炮齐射。开火，别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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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23 22:1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