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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词汇——“竞次”
为什么中国物价几乎翻番，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3%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升值潜力，还是尚未彻底耗尽。
人民币升值潜力什么时候基本耗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代表了（外贸 + 房地产）发展模式的终结。不少人希望早日看到人民币升值潜力的彻底耗尽，这些人很可能要失望了，部分原因在下面。
以下全文转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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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次 （race to the bottom）一词最先使用的是一位美国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在中国，“竞次”一词是由经济学者袁剑首先用于经济学领域的。
目录
概念形成
研究成果
在中国的主要表现
现象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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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形成
首次提出
1933年，一名叫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的美国法官在审理案件中首次使用了“竞次” （race to the bottom）一词，但“竞次”现象始于十九世纪末期。当时Joint－stock 公司在欧洲的管制被解除，一些国家制定了自由竞争法，允许本土企业间进行竞争。这种自由化竞争在1869年抵达西班牙、发生在德国是1870年、比利时是1873年、意大利是1883年。美国也受到类似的影响，当时各州为了吸引外资加入当地的竞争，纷纷制定了自由竞争法。这种竞争在当时被称作“效率竞赛”，但也有些其它的说法，比如法官Louis Brandeis就把这种竞赛比作“竞次”。
Schram解释
Schram对“竞次”一词是这样解释的：“有时，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隐喻，用来说明美国联邦政府和每一个联邦系统在洲际竞争中不堪一击（或脆弱不堪）。‘竞次’比喻各州为吸引外部投资而引起的彼此间竞赛，在这个过程中各洲竞相采取压低税收、降低投资者开销、变通相应政策等竞争手段，目的是创造出对外部投资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尽可能使外资不会落入他人之手。”
当今含义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各国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就是“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这一现象也被形象地称作“向谷底赛跑”。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刻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
研究成果
从早期“竞次”的研究中发现，在法律效力低的地方，“竞次”行为会马上为执政党带来利益。然而，此类竞赛通常会削弱政府实施用工标准的力度，如工人补贴等，还会使政府为了资助社会服务和协调外部事务（如污染和社会衰败）而提高税收。根据这种理论，主权国家之间的“竞次”还会逐渐削弱政府对民众应负的责任，因为此时的政府不再有通过加强环境或用工保护立法的经济能力，与其他相比这种能力显得尤为迫切。然而，一些经济学家相信，“竞次”能够帮助脱贫，因为如果企业用较少的资金就可以进行经营，那么就可以在保持边际效益的同时，降低价格。
美国工商理事会专家阿兰·托奈尔逊(Alan Tonelson)认为，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各国以最低的用工工资、最差的工作场所和安全法规、以及对工会最强硬的压制，赢得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当然美国也加入了这种没有胜算的全球竞争。该书中还阐述了人口大国——中国、印度和墨西哥进入全球市场，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对工资和用工标准的冲击。托奈尔逊认为曾经低工资竞赛最激烈的行业是诸如服装和玩具等，但现在美国象宇航空间和软件等高工资行业也受到了影响。
澳洲学者陈佩华(Anita Chan) 认为，尽管中国的低工资行业在增加，但许多工作在这些企业的工人工资却是不升而降。通过与其他一些国家的比较，Anita Chan发现中国在用工标准上的“竞次”行为主要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首先，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从农村出来的无数廉价农民工涌向城市，使得劳动力市场价格得不到提升；第二，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由于中央权力的下放和中央对工资数量控制的解除，使得地方政府对工人处境漠不关心；第三，由于中国政府禁止罢工、游行等事件发生，因此工人不能通过工会组织为自己过低的工资待遇抗争；第四，中国的户籍制度也是造成“竞次”现象的一个基本原因。此外，陈佩华在“向谷底赛跑：国际贸易中缺少一个社会条款”一文中提出，应当通过设立一个政府、行业协会和制定一些工人都认同的社会条款，规范发展中国家用工最低标准，否则就会出现国家在降低劳动力价格和剥削工人劳动成果的“竞次”行为中获得经济增长的现象。
在中国，“竞次”一词是由经济学者袁剑首先用于经济学领域的。在研究中，袁剑指出，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出现“竞次”行为是全方位的，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6]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均以“竞次”的方式在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进行着大甩卖。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它对环境的破坏、能源的消耗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中国的主要表现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原本创新、进步的“竞争”过程，却演变成了一个“看谁比谁便宜、谁比谁更能支付更低成本”的“竞次”过程。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行为表现在多方面，招商引资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政府税收所采取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吸引外资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8年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据测算，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这两国的4%左右。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个工资标准平抑物价上涨因素后是负增长。
从长远看，中国贸易条件在各种“竞次”行为的作用下会不断恶化。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政协委员李德水说，在中国，跨国公司已经从合资、合作到独资建厂的早期过程，发展为“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较大的优秀企业”，进而实现其垄断中国市场的目标。而最后的结果，将使中国经济患上“核心技术缺乏症”，“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总体格局中，我们就只能充当打工者的角色。”本土制造业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落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现象产生原因
中国在全球化经济和转型的背景下，为什么会采用“竞次”手段？并成为“向谷底赛跑”的领跑者？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原因一
（1）市场经济带给企业巨大的生存压力，且短期内难以提升竞争力，所以做出次优选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企业的外部压力将主要来自市场而不是来自政府的行政干预。市场经济系统中的压力机制，主要包括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和供求机制。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都在面对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局面。这种情况下，在短期内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目标的确难以实现，因此在全球化经济的驱动下，为了尽快吸引国际市场的目光，而采取了次优策略。
原因二
（2）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供给存在结构性矛盾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供大于求，但结构性缺工突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较为明显，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较低成为进城务工人员找工作的最大障碍，也造成不少企业招不到需要的工人。大量低文化、低技能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他们吃苦耐劳，再低的工资也可以接受，因为在城市打工总比在农村种地强，这也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价格不能提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原因三
（3）行业协会、工会缺乏执行力，是造成“竞次”现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迄今为止，我国尚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行业协会加以规范，其性质、地位、职能等没有法律法规的确定和保护，导致行业协会的建设不规范，权威性也大打折扣。近年来，中国产品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遭遇了严重的反倾销障碍，给中国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失去不少来之不易的海外市场。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内企业为了出口自相残杀、竞相压价。不少行业协会虽然多次协调出口产品价格，一致对外，但由于法律上没有赋予行业协会对违规企业必要的管制和处罚权，少数企业违规操作，致使协调价格最终不能得到全面落实。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中还没有组建工会，即使有，与国外工会也有很大不同。首先，国外的工会是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的，领导人是工人推选的，组织经费是工人们自筹的，但中国的工会是资方组建的，领导人是资方任命的，经费主要是由资方出的。其次，国外的工会是雇方的对手，中国的工会是雇主的朋友，甚至是下属机构。在外国，工会一旦提出什么要求，资方就必须派出代表与工会代表平等协商或谈判，而这种博弈往往是艰难的，如果谈不拢或解决不了问题，工会就可能“闹事”，比如罢工，但中国还没有形成这种机制，所以，不能有效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原因四
（4）政府“营造投资环境”的负面作用，引发土地价格的恶性竞争
90年代中期之后，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受到极大鼓励，但事实上却出现了GDP不断增长，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万元。很明显，这就是政府为了“营造投资环境”所产生的负面作用。
原因五
（5）中国人的有些传统观念，使得“竞次”行为得以滋生和蔓延
中国人，尤其是我们父辈和祖父辈，都喜欢息事宁人，这种容忍祖辈相传，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宽厚与忍耐。但这种传统很显然已无法适应当今经济利益驱使下的激烈竞争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竞次”的滋生和蔓延。
“竞次”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虽然有些学者已经做了初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需相关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做进一步的探究，以期社会各界能够普遍关注“竞次”现象并在不久的将来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减少乃至消除“竞次”行为，实现公平竞争，最大限度的保护工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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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1 13:2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