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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小姐，金陵永生！请仔细看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12/18/11395909_0.shtml?_from_ralated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关闭时部分妇孺难民合影
“我就是在参观一个个大屠杀刑场时，感到非得为这个历史大悲剧写一个作品。”《金陵十三钗》小说作者严歌苓不久前接受都市快报记者采访时说。
促使严歌苓写下后来的故事的，是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下的一段记录。
1937年12月24日，平安夜。留守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妇孺提供保护的魏特琳，写下这样一段日记：
“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幸好他带了一名翻译，这是日本使馆的一名年长的中国翻译，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日本人认为，姑娘们听到这一消息后会躲起来。许多姑娘来问我，日本人会不会从她们中间再挑选另外79名？我所能回答的是，如果我能阻止的话，应该不会。”魏特琳接着写道。
这段日记所述的事件，在严歌苓笔下形成一个凄美的故事：日本人翻墙闯进教会学校，以邀请参加圣诞晚宴的名义想带走唱诗班少女，十三个原为避难逃到这所学校的妓女，站出来替代尚未成年的女学生，走向日军的陷阱。
“《金陵十三钗》这个故事，就是献给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杀中的女性牺牲者的。”严歌苓说。
“我认为我不能走，这也是我的使命”
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魏特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中文名华群（难民们称她“华小姐”）。
魏特琳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在加入基督教士联合会后，于1912年来到中国安徽省，任安徽合肥三育女中校长，在这里待了七年。之后，搬到南京，就任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在时任校长吴贻芳眼中，“她担任教务、课务、附中等等责任，可以说一天忙到晚；但偶尔有一时或一刻的空闲，便立即利用它为附近邻居服务，设有乐群社——又称社会中心馆，懿范家政学校等，使附近妇孺沾到相当的实惠，所以附近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华群教授；也没有一个不说华教授好的”。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里，魏特琳种下许多玫瑰花和菊花。她还到中山公园去参观那里的花房，在明孝陵附近弥漫着李子和桃树花香的小径上漫步。
“她在日记中不断地赞美南京城秀丽的风光。”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中记录，“回到伊利诺伊州的家乡探亲时，她不断地谈起中国——它的文化、它的人民和它的历史。”
直到1937年，51岁的魏特琳已经在南京待了18年。当日军步步进逼之时，魏特琳放弃了逃离南京的最后机会——她坚持留守在学校。美国使馆见劝不动她，就为她准备了绳梯，以便翻越城墙，但魏特琳从来没有想过逃跑。
在8月27日的日记中，刚刚经历一夜轰炸的魏特琳写到自己听到的伤亡消息。这天晚上，和她一起躲进防空洞的学校警察告诉她，“未来的三天里情况将很糟糕”。晚上9点，美国大使馆的信使送来了一封信，要求所有男人和妇女撤退。
“我认为我不能走。”魏特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8年的经历，以及与邻居14年的交往经验，使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我们对今后几天的命运毫无把握”
自愿留下的魏特琳成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代理校长。
从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记录下了在南京的日日夜夜。在她的日记里，清新、平静、安宁逐渐被阴郁、寒冷、悲伤这样的词语取代。
11月19日，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忧郁的日子来了，是一年中最凄楚的。树叶凋零北风号，草地变黄人亦凉。’这是一个凄凉的暮秋日子，悲切的秋风整夜都在哀号。对我们这些在南京的人来说，世界仿佛成了悲伤和被人遗弃的地方。”
此时，和魏特琳一样坚守在南京的20多位欧美人士，已经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城内发起成立保护和救济战争难民的中立区——南京安全区。德国西门子洋行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被推选为主席。
安全区位于外国使领馆和教会学校较为集中的城区中西部，占地面积3.86平方公里，约为当时市区的八分之一。
日军进城时，安全区的这些西方人士成了难民唯一的依靠。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已做好了接收难民的准备。魏特琳指挥留守的人将家具都搬进顶楼，腾空仓库，把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贵重物品全用油布包好藏起来。同时，又把南京安全区专用的海报、招牌和袖章分发给每一个志愿者。
12月的第二个星期，学校打开大门接纳妇女和孩子们。
12月12日晚，因为担心出事，没有一个人脱了衣服睡觉。魏特琳一夜没睡好，重炮彻夜轰击着城门，城内枪声也很激烈。
第二天，魏特琳听说日军凌晨已经进城，她在日记中说：“在经历了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后，城市异常平静。”空气中却弥漫着焦虑。这一天晚上，“南京没有电灯，没有水，不通电话和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
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迄今为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员工及建筑物均安然无恙，但我们对今后几天的命运毫无把握。大家都疲惫到了极点。几乎在所有场合，我们都发出低沉疲惫的呻吟——周身的疲惫。”
所有人都陷入对不可知命运的恐惧中。
“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
12月15日这天，除了中午吃饭外，魏特琳从早上8点30分到晚上6点，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拥入校园。
“许多妇女神情恐怖。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魏特琳不知道，日本人很快就要将罪恶的手伸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第二天白天，100多名日本兵借口搜查中国士兵闯入校园，要求把所有的门都打开，其中一人还拿着斧头，以便强行劈开。
当搜查开始时，魏特琳的心沉了下来，楼上地理系办公室里，还放着数百件妇救会为伤兵做的棉衣。他们还来不及处理掉这些衣服，也不想把它烧掉，因为“今冬许多穷人非常需要棉衣”。
魏特琳并不知道，校园里此刻架着6挺机枪，还有更多的日本兵在校园外站岗，并做好了射击准备，如果有人逃跑就开枪。
这一天，学校暂时幸免于灾难，但魏特琳晚上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
魏特琳听到数十起前一天夜里被抓走女孩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女孩年仅12岁。晚上，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从学校经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上不时传来枪声，不知道多少无辜的人被杀害。每一户人家都被反复抢劫。
“南京今夜成了一个可悲而破碎的空壳，街上空无一人，所有的房子一片黑暗，充满了恐怖。”
第二天白天，魏特琳又要“像卫兵一样”守着，应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同时，还要接收成倍涌入的难民，“这真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惊恐的年轻姑娘、疲惫的妇女拖儿带女，背着铺盖和衣物，拖着沉重的步履走来”。
晚饭过后，又有一批日本人闯进学校，将3名校工带到前门，魏特琳跟到了前门，当这些被抓的人站着或是跪在那里时，传来了尖叫声和哭喊声。事后，魏特琳才知道日本人的计谋：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
墓碑上刻着“金陵永生”
之后的每一天，魏特琳都要听到各种各样从未听过的悲剧，或者目睹悲剧发生。
12月18日，魏特琳在日记中说：“这些天，我整天都在校园里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大声地说：‘这是美国学校！’大多数情况下，这足以让日本人离开，但有时他们不理会，并凶狠地盯着我，有时还对我挥舞刺刀。”
“她从早到晚都不睡觉。”《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中，记录了一位幸存中国人对魏特琳的回忆，“她一直守候着，看日本人来没来……她会竭尽全力把他们赶出去，还跑出去找他们的军官请求他们不要对中国妇女和孩子犯下如此邪恶的罪行。”
蒋公谷是严歌苓父亲的姨夫，当时是南京守城部队军医，担负城防救护任务，参加南京保卫战后，在南京城中滞留了两个多月。他在1937年12月1日至1938年2月27日间写下的日记，后来整理为《陷京三月记》。
12月18日这天，蒋公谷日记中记录下日本人的暴行：“外面的情形，依然悲惨万状，除了烧、杀、抢之外，更加了强奸妇女的龌龊而惨酷的行为。”
严歌苓在收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时，读到了这本日记，把其中一些细节用在了小说《金陵十三钗》里。
避入美国大使馆的蒋公谷，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魏特琳等安全区的西方人士。
“综计敌军入城后烧杀奸掠，书不尽记，而吾难民在水深火热中之可以求保护，稍得慰藉者，惟国际委员会。是赖在事之德、美友邦人士，咸抱大无畏精神，不避艰危，尽瘁从事。”1938年2月17日，蒋公谷在日记中写道，“在京外侨无一不努力救护吾民，与敌人争执，因之受辱被创者时有所闻，而吾二十万难民得以获救，否则恐无子遗矣。”
学者的研究资料显示，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内难民人数达到20从万人，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两所学校，在最高峰时曾分别涌入3万和1万多名难民。
南京秩序好转后，魏特琳又为无家可归的妇孺设立职业班，授以生活技能，并设立补习班，使年幼失学的得受教育。
在1940年4月14日的最后一篇日记中，魏特琳写道：“我快要筋疲力尽了。”
此时的她已经心力交瘁，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5月，她回美国治疗。
一年后的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在公寓开煤气自杀，时年55岁。
难民眼中的“活菩萨”魏特琳，被安葬于美国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镇，墓碑上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剖面图，上面刻着“金陵永生”四个中文字。
几十年后，一位作者重新寻访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时，许多受过庇护的妇女仍然能清晰记起救命恩人“华小姐”的样子。
记者 黄庆明
部分资料参考：
《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1987年8月第一版 中国文史出版社 《魏特琳日记》 2000年10月第一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张纯如 著 东方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日军当局与南京安全区》 张连红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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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06 22:0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