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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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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工一代:用脚倒逼社会 弃父辈跪着挣钱传统
[提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月8日发布的一项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70后”一代农民工的单一工作年限一般超过4年,而1991年出生的受调查者每份工作平均只持续不到一年。和“跪着挣钱”的老一代不同,如今高频率地炒老板鱿鱼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在少数,并且已经成为时尚。新一代农民工的短工化、零工化正在对制造业雇主们造成越来越大的人力成本压力。而在一部分社会学学者看来,这正在成为一股对企业转型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倒逼力量。 青岛城阳区流亭工业园附近,有一个叫新市民家园的公益组织,在其租用的活动室内有书屋、电影放映室、乒乓球桌等,园区附近一些务工者工余时间总会抽空去那消遣。   上晚班的张俊全坐在书屋一角的书桌旁翻阅着当日的报纸,白皙的皮肤,清俊的脸颊,看上去一副学生相,只有略显粗壮开龟的手掌告诉你,他是个“农民工”。   张俊全在5家工厂做过,曾经一年内跳槽3次,最短的一份工是在威海一船厂只做了1个半月。由于频繁跳动,在青岛打工3年,他自感“什么技术也没学到”,“再在青岛待半年,就准备回家学门"铁饭碗"的技术”。他说。   和“跪着挣钱”的老一代不同,像张俊全这样高频率地炒老板鱿鱼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在少数,并且已经成为时尚。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工众网2月8日发布的一项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70后”一代农民工的单一工作年限一般超过4年,而1991年出生的受调查者每份工作平均只持续不到一年。   从事一份工作的时间越来越短,最终突破底线很多人干脆爱上了打零工。在青岛,新市民家园1月份在城阳区八个工业园区随机抽样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有34%的人是在做临时工。   “有些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热衷打零工,主要感觉自由,可以自由掌控自己的时间。” 新市民家园社工杨亚霖解释说。   新一代农民工的短工化、零工化正在对制造业雇主们造成越来越大的人力成本压力。而在一部分社会学学者看来,这正在成为一股对企业转型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倒逼力量。   “3年炒了5个老板”   现年22岁的张俊全,是山东聊城冠县人。2008年高考落榜后,他就从一名学生变成了新生代的农民工。   为了让他到外面学一门技术,家里花1000元找了个劳务中介,把他送到威海一家造船厂做工,可张俊全很快发现他每天的工作只是给技术工递递扳手之类的杂务,完全学不到技术,他二话不说辞了工,拿着家里打过来的300元路费去青岛。坐长途车花了100多,到青岛后花150元通过劳务中介在文具厂找了一份工,身上只剩下几十块钱,家里又给他打来100元。“自那以后就再没向家里要过钱”。   来青岛三年,他换了四份工作。在文具厂做了两个多月,管吃住,月薪1000来块;之后在服装厂干了两个月;2009年下半年在一家包装厂做了半年,月薪1500左右。2010年又跳到一家电器厂做了一年,比在包装厂可以多赚七八百;2011年跳到一家铝厂工作至今。张俊全图的是“在铝厂自由,有活干就干,没活干就休息,工资比电器厂高两三百,在电器厂没活干也被强制打扫卫生,不自由。”   3年做过5家工厂。频繁换工,是出于对梦想的追逐,渴望掌握一技之长,以便“在城市里体面地生活下去”。   “真后悔高中毕业后没跟一哥们去北京学做厨师”。张俊全说,现在他那哥们在北京自己做老板开饭店,话毕,他眼神满是落寞。   为“自由”而打工   比张俊全小一岁的田桂臣也是新市民家园的常客。他初中毕业后在老家菏泽上了两年技校学计算机,但技校毕业后他没有干本行,而是南下广东云浮从事大理石切割,一干4年。后来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在青岛打工的同乡姑娘,为了爱情,田桂臣放弃广东月薪4000多、管吃住的工作,2011年8月北上青岛,在流亭工业园也找了一份大理石切割的工作。   这份工作不管吃住,没有社保,每月最多才只能拿到2700元。他不满意这种没有福利保障的生活,只干了4个月就辞了工,打起零工。   “现在做零工比进工厂工资还高,做冲压每小时10元,每天10小时就赚100,还管吃,干一天有一天的钱,感觉自由,愿意去就去。” 田桂臣说。   潍坊人高静有着和田桂臣几乎一样的年龄和高度相似的经历,初中毕业,2008年春节跟老乡来到青岛打工,在一做包的皮革厂做工,管住、管一顿午餐,但没社保,每天工作10小时,月薪2200元,干了3年半。   她也逐渐无法忍受工厂的“不自由”请假太难,每个月工作26天,不是全勤就得扣钱。有一次只不过请假一天,当月就被扣了200元。她一气之下离开了皮革厂。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打起了零工,   每小时11元,一天12小时,工资一周一结,还管两顿饭,每天早晚还有劳务公司车接车送的,高静更喜欢这样的工作。她说:“做零工开钱及时,每月能赚3000多,反正都没保险,做零工还自由些。”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侯风云分析,企业用工不规范,没有给予员工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他们对岗位的选择必然会变成对高工资的寻求,就出现了“零工化”。   “短工化”、“零工化”,年轻一代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加剧了沿海工厂的用工荒,也让劳务中介公司生意红火。流亭工业园配套生活区内招零工的广告随处可见,“缝纫临时工10.5元/时,当日结算”、“招临时工白班7.5元/时,晚班8.5元/时,车接车送”。在一家汇思劳务的中介公司门面前停满了零工们的自行车,公司两辆劳联大班车每天早晚都要拉送上好几百零工。   “比如纺织服装行业,劳务公司与企业签订的协议大概是每个零工13—15元/时,而用工市场上,零工的价格是10—12元/时,中介就赚取这差价。”青岛最大的劳务公司三洋汇人力资源招聘主管王峰介绍说,“零工一般工作都在10小时以上,劳务中介公司至少每天能从每个零工身上赚到30多元。”   “用脚倒逼社会”的一代   和在血汗工厂里“跪着挣钱”的父辈一代不同,新一代农民工不愿再以牺牲福利和幸福感去换取微薄的报酬。“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什么务农经历,跟农村的联系非常少,基本上是从学校到城市,老一代农民工可以接受低福利、低工资、低保障,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何江穗教授说。   而在青岛星健针织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惟国看来,年轻一代不断用脚投票,已渐渐形成一种对社会和企业转型的倒逼力量。“他们追求自由,崇尚个性,工作环境要舒服,不能加班,工资还要高。这对企业的人性化管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但何江穗并不那么看好“用脚投票”的结果。她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寻求的是在城市里能体面生活下去的工作,而不是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们频繁地跳槽,但他们不太可能获得想要的一切,这是整个农民工生产体制决定的,无论怎么换工作都无法逃脱。   如果打短工、打零工也不能实现梦想,最后的选择便是“弃工”而去。新市民家园在城阳区流亭、空港、环海、青大、汽车北站等八个工业园区对农民工随机抽样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有30%的人年后准备离开青岛。离开的主要原因,43%是因为离家近,好照顾家里,25%是回老家找对象或结婚。   张俊全是独生子,今年春节开始被家里催婚,他准备在青岛再待半年,然后回家学车考个证,在老家附近就业或者搞养殖。他说:“现在在家附近上班,工资也不算低,赚的不比青岛少多少。”   田桂臣和高静准备近期离开青岛。高静准备再干2个月零工就不干了,然后学车、回家结婚,婚后也不打算再来青岛,“家乡现在厂子也多了,结婚后家里的女孩子很少外出打工”,她想在家买辆车开个小超市,“打工都打够了,给别人干还不如给自己干。”   新生代民工们的短工化无疑将加剧沿海的用工荒,而在部分学者看来,问题还不止于此。   “短工化,对个人来说不利于技能储备工作经验的积累;对企业来说,员工流动太快,企业不愿进行培训投资,是企业竞争力的损失;对社会来说,频繁换工作对社会稳定也有影响。” 何江穗认为,“短工化”不是一种健康的用工方式,会影响社会效率。她主张对农民工生产体制进行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侯风云也认为,随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农合建立,现在农民在农村交很少钱就能享受养老与看病报销,而如果农民工在工厂里缴纳养老保险则是按照工资基数缴纳,且跳槽时还带不走,所以不少农民工觉得做零工没保险也无所谓。如果企业跟员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不仅有必要的养老保障,而且养老保障能够实现全国无障碍统筹,这些人群就不会轻易地转为零工。 (来源:21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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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21 15:05:19   此文章已经被查看43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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