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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又称四书文、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制义。(注:“股”与“比”是对偶的意思),是中国明、清皇朝考试制度中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1。

隋唐开始,中国出现了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开出中国社会低下层知识分子能成为上层官僚的途径。在隋唐时,科举考的是诗歌,直到明、清两代才正式转变为八股文。

目录 [隐藏]
1 发展历史
1.1 宋朝
1.2 元朝
1.3 明朝
1.4 清朝
2 明朝八股文
2.1 题目
2.2 内容
2.3 文章格式
2.4 字数
3 清朝八股文
4 八股文评价
4.1 正面评价
4.1.1 让科举能够发挥朝廷选任人才的功用
4.1.2 是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沉淀升华所得的规范准则
4.1.3 引发研究古籍文理的风气
4.2 负面评价
4.2.1 对学术的影响
4.2.2 对政治的影响
5 注解
6 参考文献

[编辑] 发展历史[编辑] 宋朝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帖经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1]。

考试的文体并无规格,没要求对仗排偶。当时有的考生主动运用排比笔法,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被某些历史学家视为八股文发展的开端[2]。

(注:经义即经书内经文的意义,考经义的过程是考试时让考生选择一经书,依本身对此经书的了解来写文章。宋朝的考生可选择《论语》、《孟子》及《易》、《诗》、《书》等经书。)

[编辑] 元朝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3]。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但把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经书中。考试时的文章格式还没有限定对仗排偶。王充耘以《书经》登第,“此乃所作经义程式”[4]。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才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

例如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制艺文”道:“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祐后复罢,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王克耘始选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

[编辑] 明朝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5]。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2。不过写法或偶或散,初无定规。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年—1487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渐形成了以讲究格律、步骤,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始由“经义”变为开考八股文,规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严格,限定字数,不许违背经注,不能自由发挥。

[编辑] 清朝清顺治三年(1646年)宣布恢复科举取士,沿用明朝的八股文,做出一些小改变。后来的康熙皇帝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上疏:“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1668年,康熙恢复八股文考试。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考试使用八股。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翌年起废除。

[编辑] 明朝八股文[编辑] 题目题目必须用四书五经中的原文。题目又分大题、小题两类。

乡试、会试多用大题,题意比较完整。又分连章题、全章题、数节题、一节题、数句题、单句题等等。
童试多用小题。其题意多不完整,这是为了避免重题,因童试场次多,且只考《四书》义,不考《五经》义。经历几百年后,四书中完整的句子不够用。考官便想方设法出题,例如:割裂原意,将上下两章、两节互不相关的文句合为一题,或各取半句凑成一题,叫做截搭题或冒上题、承下题、上全下偏题、上偏下全题等。
[编辑] 内容内容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历代解经之作很多,科举考试只用程朱一派。《周易》依程传朱学本义,《尚书》依朱熹学生蔡沈传,《诗经》依朱熹《诗集传》,《春秋》依胡安国传,而以《左传》为本事,《礼记》依陈澔集传,《四书》依朱熹集注。考生行文命意,必须就题阐释,依注作解,不得擅自生发,独出新论,毫无独立思考的余地。八股文还要求代圣人立言。如题目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其门人的话,则必须模拟语意,即使是阳虎、荷莜丈人、齐人妻妾等各类人物,也要设身处地,肖其口吻。只有记事题和连章题不用模拟口气。

[编辑] 文章格式八股文中的“八股”为:

名称 另名 行文格式 内容要求
破题 无 二句散行文字。 将题目字面意义破释。
承题 无 四、五句散行文字。 将破题中紧要之意,承接而下,引申而言,使之晓畅。要求明快关连,不可脱节。
起讲 小讲、原起 散行文字 浑写题意,笼罩全局。
起股 起比、题比、提股、前股 四五句或八九句双行文字,两扇句式必须相同,要求相对成文,形成排偶。 开始发议论
中股 中比 句式双行,句数多少无定制。要求相对成文,形成排偶。 内容是全篇的重心所在,必须尽情发挥,进一步搜剔题中正反神理奥妙,要求锁上关下,轻松灵活,宜虚不宜实。
后股 后比 句式双行,多少无定制。需相对成文,形成排偶。 作用是畅发中比所未尽,或推开,或垫衬,要求庄重踏实,振起全篇精神。
束股 束比 双行,每扇二、三句或四、五句。需相对成文,形成排偶。 用来回应、提醒全篇而加以收束。
大结 无 散行,不一定用对偶。 全文结束语,不用圣贤口气,可以发挥己意。

八股文起承转合有一定的规矩。最初三股和末一股可采取散文形式,中间四股需用排偶的句子。

[编辑] 字数八股文的字数有限定。明初制度: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500字。《四书》义一道,300字。

[编辑] 清朝八股文大部分与明代类似,但将八股中最后可以发挥己意的大结改为三、四句收束,不能发挥己意思,又叫收结或落下。

字数在康熙时要求550字,乾隆以后一律以700字为准。

[编辑] 八股文评价[编辑] 正面评价[编辑] 让科举能够发挥朝廷选任人才的功用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开启中国科举取士制度之先河,通过科举考试,按成绩来选取任用人才。科举考试由唐、宋时期的重视个人才气的诗赋、策论转而为明代的以《五经大全》的儒学经义为主,乃是科举制度为追求公平原则的落实。但是由于考试范围的限定化以及题目的不断重复,再加上参与科举考试的考生大幅的增加,因而造成了士子素质参差不齐以及“废书不观”等坏现象。为了解决这一经由科举市场决定政府人才来源所必须承受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于是在科举题目上出现了截题、搭题以及在文章写作上出现了综合了诗赋、策论的八股文等应变措施,这也就是说士子对于题目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在八股文章的写作能力上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水平,才能进一步的获取考官的青睐。

[编辑] 是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沉淀升华所得的规范准则明初大儒唯程朱之式是依,是一种普遍现象,故其于诸子学之观点亦因仍于程、朱,宋濂、解缙以及薛瑄等皆是如此。在明成祖永乐年期修撰的《五经大全》,如以科举制度的发展来看,顾炎武曾质疑“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故使治经者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说为宗。上之所取,士之所以取于上;师之所教,弟子之所以传于师,其说皆必出于是。上之所以取而不出于是,由变礼易乐,叛于时王之法也,无所逃当世之责;师弟子所习而不出于是,其罪若伪符节尺量之罪也,徇于路者得而讥之。”,可说是经过宋、元以来,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的沈淀以及升华所得出的一个共同的规范准则。

[编辑] 引发研究古籍文理的风气在八股文对于外在形式上的“学古”以及风尚的追求之下,士人逐渐重视秦汉典籍于时文方面的运用,因此此时编纂的诸子学书籍也以尽量能符合士子的需求为首要,因而产生了对于古籍进行文章行文脉络的文理、文气以及文法、文句的评点书籍,如沈津《百家类纂》、陆可教、李廷机《诸子玄言评苑》、陈深《诸子品节》、焦竑、翁正春、朱之蕃《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焦竑、翁正春《新锲二太史汇选注释九子全书正集》、归有光、文震孟《诸子汇函》、陈仁锡《诸子奇赏》、郭伟《新锲分类评注文武合编百子金丹》、谭元春《庄子南华真经评》、孙、钟之衣《六子全书》、钟惺《老子文归》、陈继儒《老子隽》等书籍的产生皆是为应科举需求而为之评点。

[编辑] 负面评价[编辑] 对学术的影响八股文题目,内容,格式都限制太严。考生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因此扼杀了作者的创意。结果造成八股文内容空洞,专讲形式,成了文字游戏。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专研析八股文,但八股文的限制太严,而且题目限于经书,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程朱义理之学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逐渐僵化。顾炎武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6]

[编辑] 对政治的影响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而有些读书人亦对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为官,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应付民间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渐败坏,政治难上轨道。

[编辑] 注解注解1:近人蔡元培认为:“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上两句,把题目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及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乃是一种作文的方法。”

注解2:初场主要是以儒学典籍来测验士子对于经学义理的理解能力,并进而阐发微言大义,以“代圣人立言”;次场则以朝廷文告写作以及法令的裁判,来测验士子对于古今朝廷事务之了解,以及对于词汇掌握之能力;第三场则以古今治道、学术之演变及其良莠,来测验士子对于历史事件的递嬗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式。杨慎即认为:“初场在通经而明礼,次场在通古而瞻辞,末场在通今而知务。”

[编辑] 参考文献^ 明人茅坤在给王进士的信中说:“仆尝谓举业一脉,盖由王荆公厌唐、宋来以辞赋取士,故特倡此经义以揽天下材茂之士。妄谓举子业,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谓之古文,亦可也。世之为古文者,必当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为举子业者,亦当由濂洛关闽以溯六籍,而务得乎圣贤之精,而不涉世见,不落言诠。”(《茅坤集》第321 页,《复王进士书》)
^ 周德昌《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八股之法,源于宋,定于明之洪武,而完备和盛行于明宪宗成化以后,泛滥于清代。”(第161页)
^ 皇庆二年中书省上奏:“学秀才的经学词赋是两等,经学的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勾当,词赋的是吟诗课赋作文字的勾当。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人都习学的浮滑了。罢去词赋的言语,前贤也多曾说来。为这上头,翰林院、集贤院、礼部先拟德行明经为本,不用词赋来。俺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议等都不用,止存留诏诰章表,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这般取人呵,国家后头得人才去也。”(《通制条格》卷五,《科举》)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 经部十二
^ 洪武三年首次举行 科考规定:“《易》程朱氏注,古注疏;《书》蔡氏传,古注疏;《诗》朱氏传,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古注疏。”(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一,《初设科举条格记》)
^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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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26 15:15:36   此文章已经被查看82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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