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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整整酝酿了三年,版权买了一年,前期制作花费半年,精心等候了一个最适合的时机。所有的一切都是必然。
  7 月4 日,歌唱类综艺节目秀《中国好声音》在上海的首期录制。《中国好声音》的制作团队花大价钱做舞美灯光,请来做过奥运音响总工程师的金少刚当音响总监,而现场那四把评委转椅的造价就高达80万一把,根据原版一模一样打造的

  7月25日下午3点,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门口围满了人。门口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印着一个比划着“V”的大拳头。保安们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心情很好地指着台阶上一个正背着包向上走的男子背影说:“看到没?那是刘欢!”

  渴望进场的观众在门外翘首以盼,场内的工作人员正在发愁——里面已经一个座位都没有了,“再等等吧,晚点座位就空出来了”。按照经验,一般节目录制开始后就会有观众陆续离场。可是,直到整整四个小时的第一场录制结束,还没有一个人离开。晚上8点,更多人赶来,希望能参加第二场的录制。这就是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目前的受欢迎程度。

  7月13日晚,一档名为《中国好声音》的新节目迅速在微博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起初是一些在家看电视的人在网络上提起,只言片语中透着惊讶和称赞,引发人们的好奇。后来,在姚晨、冯小刚、张梓琳、张靓颖、李玟等明星大腕纷纷力挺下,很多人的微博屏幕都被“中国好声音”这个词占领。没过多久,质疑和批评蜂拥出现,夹杂着赞美声,把这档节目推向了风口浪尖。

  一个星期后,《中国好声音》第二期收视率达到 2.8,成为同时段第一;7 月 30 日,《中国好声音》第三期收视率再度冲到 3.093,依然保持第一。没有铺天盖地的造势,甚至连海选都没有,横空出世的《中国好声音》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红了,而且是一夜爆红。

  事情远没有看上去那样简单。有圈内人笑称,《中国好声音》的团队这次应该动用了多年积累的全部资源。星空华文传媒 CEO 田明在后台很平静,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这个节目一定红,不然我们不会有底气拿它去和电视台谈合作分成。”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田明表示,《中国好声音》整整酝酿了三年,版权买了一年,前期制作花费半年,精心等候了一个最适合的时机。所有的一切都是必然。

  “很多人问我们制作花了多少钱,但大家都不知道,我想做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项目,我要在商业运营上颠覆过去的模式。我们做这个节目没有预算,我投资的不是项目,而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接下来我们还要做演唱会、音乐会、音乐经纪、音乐营销等等。”田明说。

  前期耗费的巨额制作费,播出才三期就已经回本,接下来还有不断的投入。《中国好声音》无疑是中国娱乐节目里的一部成功的商业大片,是谁导演了这场戏?

  梦想是中国真人秀成功的关键

  2010 年,东方卫视买下英国《达人秀》版权,推出了第一期《中国达人秀》。成功的收视率令制作团队振奋的同时,也逼着他们开始寻找下一档可以接替《达人秀》收视热潮的节目。

  在一次聊天中,《达人秀》版权代理商IPCN国际传媒CEO杨媛草很认真地向时任SMG副总裁、东方卫视总监田明和《达人秀》导演金磊介绍了一个新节目。“在荷兰有个节目非常棒,一定会大红大紫,你们要不要看看?”杨媛草问。这个节目就是《The Voice》。2010 年,《The Voice》一经推出,就在荷兰创下收视奇迹,吸纳 300 万荷兰观众,占总人口的 18.2 %。

  杨媛草对记者说:“那时候荷兰的原版刚刚结束,但已经销售到十几个国家。我做了这些年的版权经营,作为模式领域的职业买手,我有很好的判断力。当时我预言这个节目在中国一定能红。”

  金磊是《中国达人秀》总导演,听了杨媛草的话,他坐下来认真地看了看节目,觉得这个模式确实不错。但当时,他们还心系着另一个节目《X Factor》的版权——这是一个发源自英国的电视选秀节目。是两个都买,还是选一个先做?田明并没有立刻做出选择。

  不久,《The Voice》版权就销售到了美国。2011 年 4 月 26 日,美版《The Voice》正式开播,当晚便夺取最高收视率 5.1(1178万人次),给《美国偶像》和《X Factor》带来了足够的压力。在第一季的辉煌后,今年2月5日首播的第二季更是创下 3761 万的惊人收视率,力压曾经风靡全球的另一档音乐类选秀节目《美国偶像》。霎时,这个节目的知名度就病毒式地扩散开来。

  “后来辽宁卫视先我们一步,买下了《X Factor》的版权,做了《激情唱响》。我们就买了《The Voice》。”田明说。如今,《The Voice》已经被 26 个国家购买了节目版权。

  如何将国外的成功模式引入中国?做过《中国达人秀》和《舞林大会》等节目,金磊的团队已经很有经验。当年金磊做《达人秀》,和节目原版的外方交流时,坚持要改变讲故事的模式。他认为老外的达人秀节目鼓励创新,喜欢奇特的表演和样式,但讲故事比重小,就像在看美剧,太跳跃,并不适合中国人的观看习惯。中国人重情感、重家庭,讲故事要突出这一点,最后这个改动果然大获成功。《中国好声音》和国外版的《The Voice》同样有所区别。“我们突出的是梦想的主题,更符合中国人的文化。”田明说。

  这个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去年广电总局颁布的“限娱令”——要求推出一批有公益色彩的道德类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恰逢其时,再加上“限娱令”使得一大批娱乐节目失去了播出机会,《中国好声音》抢得了先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淞说:“梦想和愿望,是去年各大电视节目的主题,也是在中国真人秀成功的关键。”

  “《中国好声音》与其他娱乐节目相比,不是内容的成功,而是模式上的成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冷淞认为,使用转椅的方式,让节目多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悬念,而最后在导师和选手的互动选择上,也突出了悬念的设置。

  “此前,其实这种用转椅的节目形式也有,最早是出现在去年央视的《非常6+1》某环节设置上,当时收视还可以,但为什么没有《中国好声音》这样火爆?”冷淞解释道,“首先和钱有关,高额的出场费使明星不仅仅是正襟危坐的评委,也成为节目的表演者;再者,单单抄创意,没有做过真正的模式引进,是很难复制国外的成功的。”在冷淞看来,原版版权的引进给《中国好声音》带来了一套成熟、科学的节目程序,这其中的细节都让节目更加好看。

  《中国好声音》制作团队花大价钱做舞美灯光,请北京奥运音响总工程师的金少刚当音响总监,而现场那四把评委转椅的造价就高达80万一把,根据原版一模一样打造的。

《中国好声音》走红之后,《欧洲时报》在评价这档节目时说,这是中国选秀节目中一个“不炒作、不毒舌、不矫情、不虚假”的节目。但人们已经习惯《超级女声》或者是《中国达人秀》中的毒舌评委和催泪故事,为什么会喜欢《中国好声音》呢?

  美国版《The Voice》制片人 Mark Burnett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需要很多音乐节目,竞争不可怕,只要让人们知道它是积极、持续的竞争,如果传达到了这个信息,就一定能成功。这个节目有优秀的制作团队,内容正直诚信、积极向上,又像是个赌局,很有看头。”

  这句话也许可以解释观众的心理——人们喜欢看美好被打破,同时也喜欢美好本身。

  和电视台分成的制作公司

  随着《中国好声音》的制作团队浮出水面,很多人发现这个 100 人不到的团队,其实就是由《中国达人秀》的全班人马组成,但为什么这个节目最后没有在东方卫视播出,却选择了竞争关系的浙江卫视?

  这和制作团队有关。田明原是SMG副总裁,全面负责 SMG 旗舰频道东方卫视及综艺业务板块工作,2009 年起兼任东方卫视总监,领导创办了《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加油!好男儿》、《壹周立波秀》、《东方直播室》等节目。

  2011 年 5 月,田明转到星空华文传媒有限公司出任 CEO。田明离开时,带走了以金磊为首的整个制作团队,让已经拥有“华语榜中榜”的星空华文变成一个更强大的娱乐节目制作公司。据知情人透露,田明本想将《中国好声音》卖给合作多年的老东家东方卫视,但后来条件没谈拢,最后便转找浙江卫视合作;而东方卫视自己迅速做了一档大型音乐选秀节目《声动亚洲》,来与《中国好声音》抗衡。

  是什么样“苛刻”的条件,让东方卫视宁愿放弃《中国好声音》?田明的一番话或许正是问题的答案:“《中国好声音》和浙江卫视的合作,是国内第一家投资分成的合作模式,打破了电视台广告垄断的地位。所有的节目投入、版权费和制作费都由‘灿星制作’(星空华文下属制作公司)承担,如果亏损,制作公司承担,若是盈利,便和电视台分成广告费。”

  也就是说,“灿星制作”再也不像传统电视行业里的制作公司那样,只赚取一定的制作费用,而强势的电视台则依靠自己的平台,独赚庞大的广告费。“灿星制作”并不是第一家这样“胆大包天”的制作公司,也不是第一次试图扭转电视台独赢的局面,但之前都没有成功案例。如今能腰板硬到和电视台直接分账,在这样的底气背后,是《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等已经成功的电视节目。这几档娱乐节目,是最近几年来知名度很高的节目,它们无一例外,都出自于星空文华旗下的“灿星制作”之手。

  “我们和浙江卫视第一次谈的时候,浙江广电集团的负责人就同意了这个‘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方案。”田明说。对浙江卫视而言,这个长期生活在湖南卫视和东方卫视阴影下的卫视台,今年凭借《中国梦想秀》冲到全国卫视前三,急需一档新节目为其稳固领先地位。押宝《中国好声音》,必须做出一些让步。好在,收视率没有让浙江卫视失望。赢家不仅仅是浙江卫视。

  在和浙江卫视谈妥合作方式后,田明又找到几家视频网站,希望可以找到一家进行独家合作。“我承诺我的东西一定好,你和我们独家合作,把我们海量的素材整合、互动,而不是简单地作为重播渠道。我每次拍摄有 20 多个机位,200 多盘带子,其中很多东西都是电视台无法融合播出的。”田明说。

  这样的独家合作,也延续和浙江卫视利益共享的合作方式,但没有哪家视频网站敢这样做。最后,《中国好声音》以几十万一季的价格贱卖给了八家视频网站,但视频网站并没有亏,凭借《中国好声音》的火爆程度,爱奇艺已经收入 8 位数的广告进账,招商火爆程度超过《中国达人秀》。很多投不起电视广告的广告商纷纷找上门来,寻求互联网上的合作。

  评委和选手的双重真人秀

  美版《The Voice》为人津津乐道的是,请来专辑销量超过 5000 万的乐坛天后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Maroon 5的主唱亚当·李维、乡村歌手布莱克·谢尔顿和R&B歌手Cee Lo Green。请来这四位在流行乐坛呼风唤雨、风格又各不相同的导师,节目一下便成功了一半。

  在以往的电视节目中,如果说《中国达人秀》是一场草根的真人秀,《舞林大会》是明星的真人秀,那对于《中国好声音》而言,这是一场明星和草根的集体真人秀。“观众一边看的是老百姓,一边看的是明星。这其中角色的转换,形成了全新的价值解构。”田明说。

  《中国好声音》导师中找来了那英、刘欢、庾澄庆和杨坤四位明星,其中刘欢和那英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选秀节目。那英回忆道:“田明一开始找我的时候,我压根儿不感兴趣,我不是这块料,我就很礼貌地挂电话了。第二次打来说服我,我还是很礼貌地拒绝了。后来他又游说我,他说的都不是大话,他说我们要为流行音乐正本清源,要做一个真正的励志节目,我的兴趣就慢慢上来了,主动约他谈。”

  和其他选秀节目不同,《中国好声音》要求明星签约的周期为整整一季,其中任何一集的录制都必须在场。这对平时演出通告繁多的明星来说,如何安排时间也是一件难事。为了说服那英,田明去了北京十多次,同时他也找了刘欢。“刘欢平时是个很谨慎的人,但我发现他这次特别热情高涨。我心想刘欢要是不来,我也就不来了;刘欢要是来,这事儿肯定成了。”那英笑道。

  最后,那英和刘欢一起出现在录制现场。录第一期的时候,那英和刘欢很紧张。“我心都是悬着的。我怕这节目远离它本身的主题,又开始讲故事啊,催人泪下啊。”那英说。从《达人秀》团队过来的副导演,一时还没改掉喜欢讲故事的习惯,递来小纸条让评委多问问选手的故事,那英和刘欢一下子就停了。

  “录到第二个小时,我们就说不录了。”那英和刘欢跑到后台找到田明,对他说:“我们不要偏离主题,我不要讲故事的,就是想要快乐学音乐、爱音乐、有梦想的!”最后,节目重新开始,那时起,那英才觉得对路了:“这节目我越录越开心,我晚上都睡不着,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养活我的这些选手,我有没有给他们挑对歌。”

  和刘欢、那英和庾澄庆相比,也许杨坤的名气和音乐流传度远远不够。在担任《中国好声音》导师之前,杨坤并不算中国流行音乐的大腕,有人戏称他是在导师台上打酱油的。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其他三位导师不愿意说的话,都让他来说。“我是最弱的嘛,资历最浅,所以我来问。”杨坤说。

  观众会很清楚地看到,每当选手选择导师的时候,会弃杨坤,更倾向于刘欢、那英和庾澄庆三位。由于没有其他优势,杨坤只能用“其他人都不用的招”。他对每一个他想要的选手都讲,“我今年有32场演唱会”,这句话让他被观众戏称为“三十二郎”的同时,也为他赢来了前所未有的粉丝。

  “我现在懂得了一件事,其实唱得好不好不重要,让所有人了解你才重要。唱歌唱得好的人不多,做歌手一定要学会表达自己。我以前都比较忽略这一点。”这个今年正逢四十岁的男人,唱了十年的歌,总算通过一个选秀节目,明白了这个道理。

  田明说,《中国好声音》接下来还要邀请更多的明星和制作人加盟,在之后的导师培养选手环节里,节目组请来了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和明星们合作。“王治平帮助庾澄庆,三宝帮助刘欢,李玟帮助杨坤,汪峰帮助那英。还有很多新的设计,甚至国际巨星都会加盟。”田明说。
2012-08-18 20:45:24   此文章已经被查看233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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